颈椎伤残无药可医　修炼大法重获新生

大难降临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同事因有事叫丈夫替他给单位出车。那是一辆比较老旧的解放牌卡车，只能用摇把打火，这车如同人带病工作，它是“带病行驶”。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单位也顾不上维修，只要能开的车都得开出去干活。这种车打火时摇把会急速反转，很容易把人打伤，如果不是个经验丰富、熟练掌握操作技巧的司机，就很危险。

丈夫不是司机，并不了解这方面的事。不幸在发动卡车打火时被摇把撞击颈椎，当时人就不会动了，立刻被送去医院抢救。

当地医生的医疗水平有限，医生以为不太严重，就只给做了烤电，没给打针、吃药，也没其它治疗措施。丈夫始终觉的脸、胳膊、腿全身都麻木，吃饭手端不住碗，夹菜也困难，有时还得靠家人喂饭；走路腿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排便困难，有时一个月都排不了一次；浑身麻木疼痛，晚上很难入睡，等等症状持续了近两个月没有丝毫好转，我们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我们跟医院反映他的情况，希望给丈夫转院，去外地大医院确诊一下。因为丈夫的病纯属工伤，我们就向他的单位申请派人帮忙护理。单位就派了个工人陪我们一起去看病。那时两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才两岁，只能托付给邻居照看。就这样，我和丈夫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求医之路。

那些年，他不是住院，就是奔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一年有大半年都不着家门。每当出去看病，年幼的孩子就只能托付给邻居照顾，这病一治就是十四年。俩孩子从小就过着这种身边经常没有父母的担惊受怕的日子。

四处求医

林业局局长和当地医院院长都亲自给认识的有名的医院教授写了信，请他们给丈夫好好治疗。我们先后去了北京宣武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连空军医院、大连人民医院、辽宁鞍山钢铁冶金医院、哈医大一院、哈医大二院、国家医药研究所、黑龙江省中医学院、佳木斯中医院，这些医院都是神经内科和骨科很好的医院，还去过好几个大连私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有些去过的医院已经记不清医院名字了。

在哈医大一院住院期间，神经内科的葛教授说：这属于肌萎缩性脊髓空洞症，根本没法手术也没法治疗。神经内科的王医生也说，这种病情在国内还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患者这么年轻，如果保守治疗，他好歹还能活动、自理，做手术一旦碰坏了神经，人就瘫了，还不如现在呢。于是我们就先采取了保守治疗，去辽宁省鞍山市汤岗子疗养院做水疗。

后来听一位一起疗养的病友说，他舅舅擅长治这方面的病，推荐我们去找他舅舅看。他舅舅是一位姓刘的老先生，在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擅长骨科，业余时间给人推拿按摩，还自己研制中药，曾给很多省部级领导治过病，有些名望，一般人找他他还不给看。因为丈夫是他外甥推荐的，他才同意给丈夫看病。

据刘老先生说，他研制的专门治疗颈椎的药丸和膏药有奇效，丈夫的病吃他的药丸肯定能好。我们很高兴，满怀希望的在刘老先生的诊所住了一个多月，刘老先生对丈夫的病也十分尽心，可后来发现病情没有起色，他就推荐我们去一个造船厂诊所，说他儿子是那儿的大夫，让他儿子给丈夫按摩。

这样几经周转，我们一次次从希望到失望，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回家后，丈夫开始跟朋友一起学各种宗教，包括藏密、禅密、基督教、佛教等，去老干部办公室学五禽戏，还练了好几种气功，都没有效果。

随着病情越来越重，我又带他去了北京宣武医院。做完核磁共振后，医生说这种病没有办法，建议我们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手术。北医三院是颈椎方面的专科医院，排号等住院的人很多，我们想方设法托人，好不容易才住上院。住院后确诊为由骨质增生（向内增生）引起的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元。住院时，对床的是一名中华医学会杂志编辑，他因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失败，又回来继续住院治疗。了解了丈夫的病情后，他说，自己就是腰椎间盘手术失败的突出例子，如果丈夫做颈椎手术风险很大，所以不建议丈夫做手术，还说当时北京有好几种气功，建议我们去学学气功。

我们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去哪学气功，又考虑到丈夫病情越来越重，已经严重影响走路，而且颈椎受伤处长了很多骨刺，很难靠药物治愈，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要做手术。

手术前，我问了主治医师陈忠强，术后能达到什么效果？陈大夫说，即使手术也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顶多是不继续恶化。手术中出现任何意外，包括患者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医院都不承担责任的。尽管如此，我和丈夫都认为，如果不手术，后半生要一直在愈发严重的病痛中苦苦煎熬，毫无生活质量可言，手术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医生给丈夫做了手术。手术由北医三院闻名全国的骨科专家党耕町教授在现场指导，他的学生陈仲强（后来曾任北医三院院长）和另外一名黄姓医生主刀。签手术同意书时我心情很复杂，手术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丈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在跟前，只有我一个人护理，发生什么状况也只能靠我自己拿主意。签字时，脑袋木木的，手抖得都不太好使了，就这样把字签了。

这个手术叫作椎管扩大术，手术中需要把第二节到第六节颈椎骨上的每节骨头都切掉五公分左右，切完后，才能把颈椎管里的骨刺刮下去，颈椎管也就变成了敞开状态，能看到里面的骨髓。刀口缝合后，从外皮上看，这一段颈椎因为没有了骨节，所以和下面的胸椎比是平整的。因为手术是在身体的主干神经上操作，所以全程不能打麻药。丈夫说当时他趴在手术台上，四肢和脑袋都被固定住，全程有专人站在旁边跟他聊家常，帮他保持意识清醒。

丈夫就在强忍着生不如死的剧痛中完成了手术，全程四个小时。

手术完成后，大夫出来喊家属，我走上前都没认出来是丈夫，只见他脸色土黄，面目都扭曲了，完全像变了个人。事后，党耕町教授和主刀的陈大夫来病房查房，党教授当场给丈夫鞠了三个躬，感佩的说：“你真不愧是东北大汉，这么残酷的手术都没哼叫一声，你太坚强了！”

由于北医三院病床十分紧张，我们在手术后十四天就出院了。出院后，丈夫身体太虚弱，无法长时间坐车，我们就在附近旅店住了一星期。回家后，刀口增生，愈合的不好，时常发低烧，胳膊疼也一直没好，走路还是像刚受伤时那样好像踩在棉花上，正如大夫所说，没有什么明显好转的感觉，只是病情没進一步恶化。

艰难度日

自从丈夫受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除了能生活自理，其它什么都干不了，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那时住平房，没有天然气和自来水，做饭用的柴火都得我自己劈，我劲儿小，劈也劈不动，折腾半天好容易劈了点柴火够做一顿饭的，下顿饭用的柴火还不知道怎么办。每天，我都得去几百米以外的井里挑水，到了冬天更难过，水井附近冻成了一个小冰山，得爬上去打水，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慢慢把水桶顺坡滑下去，整个人也跟着叽里轱辘的溜下去，因为打水特别费劲，家里用水比用油都珍贵。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辅导作业、做饭也都靠我一个人。白天上班，下班回家就做家务、照顾丈夫和孩子，都忙完了也就晚上八、九点了。

有一年冬天的早上，我浑身疼的动不了，只能躺在炕上，没法起来烧炉子，屋里很冷，两个孩子吃不上饭，都可怜巴巴的坐在我身边。无奈之下，我问才六七岁的大女儿能不能把炉子点着，然后一点一点告诉她怎么煎鸡蛋，大女儿还真点着了炉子，把鸡蛋炒熟了，俩孩子总算吃上了早饭。那时丈夫因为病痛折磨的心焦，脾气很不好，经常冲我们发脾气，觉的我们这也做的不好，那也做的不对，我又不能跟他发火，只能尽量迁就、容忍他，心里说不出的憋屈。

每天下班回家就得面对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坏脾气的病人，在长期的压力和苦闷中，我也病痛缠身，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神经性头痛，两腿膝关节越来越疼，颈椎痛的稍微多坐一会儿就受不了，妇科病也很严重，经常腰疼、小腹痛。尽管如此，我还必须强打精神，因为这个家还需要我去支撑，丈夫和孩子还需要我照顾。看着身边的人都过的不错，我家却遭遇横祸，日子过的这么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重获新生

一九九六年三月九日，邻居来我家跟丈夫说，有个法轮功，听说祛病效果特别好，你也去试试吧。十几年的病痛煎熬苦不堪言，只要听说是能治病的办法丈夫都想去试试。丈夫毫不犹豫就跟邻居去了。

丈夫跟着邻居去了邻居的朋友家。那家正好在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完录像当天，丈夫就说他的后背发热。听丈夫说这个功法叫法轮功，都说这个功法怎么这么好。第二天我就领着两个孩子跟丈夫一起去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

几天后，丈夫的后背、胸口、身体两侧都出现了紫色小水泡，水泡排列整齐，组成了类似花朵的形状，很不舒服，一碰还很疼。后来，丈夫又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全身疼痛，好像重感冒的症状，咳了一天一宿，咳出大量粘液（不是粘痰），每次用塑料袋接，一共接了好几袋子，整个人躺在床上动不了，全身关节都疼。因为他听了李洪志师父讲法，知道这是师父在为他清理身体，就没认为是病，也没想要吃药或去医院。

没过几天，这些症状就陆续消失了。那几处紫色水泡留下的印记到现在还在。

随着每天去炼功点学法炼功，丈夫的病情明显好转，胳膊不怎么疼了，腿也比以前有劲了。以前有病时胳膊都举不起来，随着炼功，做第二套“法轮桩法”[1]抱轮时，他基本都能做到位。

到一九九六年九月份，我们学法炼功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丈夫身体状况就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了，骑自行车、摩托车，挑水、劈柴、买粮、做饭这些家务活全都能干了。我身体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头不疼了，颈椎不疼了，躺下就呼呼睡的很香，从前的各种慢性病都不知不觉消失了。

丈夫原本就是个急脾气，受伤后，被病痛折磨的更加焦虑、暴躁。随着学法，他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脾气变好了；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明白了所有痛苦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开始慢慢放下心中的愁苦和愤愤不平的心理，心胸开阔了很多；孩子跟我们一起学大法，变的更乖、更懂事了，学习和生活基本不用我们操心。我家的家庭气氛焕然一新，和乐融融。

丈夫的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十四年中看遍中西医都没治好的疑难病老病号，炼法轮功只半年就完全康复了！我们当地医院的院长还曾对一名颈椎病久治不愈的患者说，你去问问老病号某某，他的颈椎病是谁给治好的？那人真找到家里来问我丈夫，我丈夫高兴的告诉他：“我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啊！”

一九九七年五月份左右，北医三院以院方名义给林业局写了一封信，问我丈夫这个人还在不在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说大夫们工作实在繁忙，没有时间来实地回访，如果有时间希望我们能回医院复查。因为丈夫的病例在全国都比较少见，院方手术如果成功，会很重视术后效果和康复情况，要求我们半年去复查一次。由于当时丈夫单位经济效益不好，开工资都困难，所以没有钱去北京复查。后来林业局领导看到这封信，便多方努力，帮我们借来两千块钱现金，我们才有条件去了北医三院。

负责复查的是丈夫手术时主管病房的病房医生、骨科主任，当时他也参加了那次手术。他看到丈夫恢复的这么好非常意外，就问我们手术后又去哪个医院治疗过，都用过什么药？丈夫说，这些都没有，就是因为炼法轮功才康复的这么好，大夫感觉很神奇。复查回来，我们把情况跟林业局局长一说，局长也挺高兴，跟我们说：“法轮功好就继续炼吧！”

炼法轮功之前，丈夫吃药、陪护、住院等的费用每年都要一万多元，在近十四年的时间里，花销总计有十几万元，这些费用都由林业局按有关标准报销。每次出去看病回来核销时都困难重重，因为那时林业局效益越来越不好，资金很紧张，这笔费用无疑给林业局增加了很大负担。可修炼法轮功后至今的二十四年里，全家人都没再花过一分钱医药费。

法轮大法在丈夫身上创造了医学无法创造的奇迹！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无比神奇和洪大的法力！

二十多年来，我们全家人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大法也给我们全家人带来身心上的巨变。大法使我们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心灵的平静。

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希望有更多人也能和我们一样，成为法轮大法的受益者！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