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汤红（图）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五日汤红家里接到死亡通知，说有遗书，但没见到。三人被非法劳教前都身体健康，心性非常好，只因進京上访，说句真话被非法关進劳教所，几个月就去世了。劳教所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人死了，没有任何说法，只有一张没任何说明的死亡通知单。
汤红被迫害致死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今天写出我眼中的汤红——一个善良的好人，一个坚定的大法修炼者。
一、组织学法小组，大家共同提高
一九九八年的正月十六的早晨，身患尿毒症的我想去公园锻炼身体。走到佳木斯电视机厂门前时，见马路边的树上挂着很多横幅，电视机厂门前的空地上还有一些人排着几行整齐的队在炼功，我就凑过去看那横幅上介绍法轮功的功法。人群中走出一个三十多岁清秀的女士，笑盈盈地对我说：“法轮功可好了！祛病健身有奇效，你也来和大家一起炼吧。”
我问她：“要钱不？学这个得交多少钱啊？”她微笑着回应我说：“不要钱的，你上来和我们一起炼吧。”如果要钱的话，那时就是二十元钱我也拿不出来。我一听不要钱，就站到人群后面跟着比划着炼。炼功结束后，她过来找我说：“这套功不光是炼动作，还要学法才能行，你晚上有时间吗，去我家学法吧。”
吃完晚饭我就去电视机厂门口等她，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素不相识就敢领我到她家。”到了她家一看有好几个人围成一圈坐在地上，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本书，见我去了，都笑呵呵地看着我，特别亲切。见我没拿书，她说：“你先拿我的书学吧。”
我接过一看是《转法轮》，就说：“这本书我看过，是我弟弟的，过年期间借我看过两遍啊。”她微笑着说：“先和大家一起学吧，等学完了，咱们有时间大家一起切磋。”然后就每人轮流读两段《转法轮》，读完一讲后，大家开始交流时我才知道她叫汤红。
 汤红遗照 |
就这样我们每天早上在电视机厂门口炼动功，吃完晚饭到汤红家学法。我去学法的第二天就请到了六本别人退掉的大法书。当时只出版了这六本书，并且书很缺。汤红鼓励我说：“你真是有福的人，一来就能请到书。咱要好好学，这可是宝书啊！”
汤红是个很温暖的人，每天都笑呵呵的，从没见过她生气。她单身带着女儿一起生活，家里特别干净整洁。我们每次去学法时她都提前摆好了坐垫。我当时也是离异，儿子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前夫去外地做生意，从来不给抚养费。
修炼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尿毒症好了，有天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大家切磋交流时，每个人都向内找：“这一天当中按照真善忍，哪里做得好，哪里没做好。”我就和大家说：“我现在是修炼人了，我儿子跟着奶奶生活，老人家也很辛苦，我想把孩子接回我身边。”大家也就我的事儿说了各自的看法。记得汤红说：“如果接到你身边的话，晚上没人帮你照看孩子的话，就带他来我家吧。”我很感动，其实我当时真的犯愁晚上学法时没人照看孩子。就这样，我每天晚上带儿子去学法。
当时儿子十岁，很长一段时间他到学法组躺着就睡觉。有人就嫌弃孩子睡觉打呼噜、穿凉鞋脚很脏，生气就不来小组学法了。我得知后心里很难过，觉的影响了同修学法，就和汤红说不去小组学法了，以免孩子干扰大家学法。 她就和我交流说：“学法小组是师父给咱们留的集体提高的方式，这里有同修需要提高的地方，也有咱们提高的地方。遇到问题咱们得向内找，提高上来！”于是我就督促儿子洗脚再去学法小组，那个嫌弃孩子的学员又来学法了。有时下班晚忙了，来不及督促儿子洗脚，大家也都不动心坚持学法。
后来她还专门组织了大法弟子家的孩子在周末的时候在她家学法，她带着孩子们一起学《转法轮》，引导孩子们按照“真、善、忍”对照自己向内找，提高道德品质。
二、反迫害、讲真相、進京护法
记得当年“四·二五”上访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小组学法结束后切磋最多的话题是：“如果我知道天津同修被抓被打，会不会去北京上访？”等，不久师父的经文《位置》和《安定》出来，我们小组反复学。没过多久，我们炼功点周围就开始有警察了，也有同修从公安内部得知不让我们炼功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魔疯狂迫害以后，居委会挨家挨户登记搜书，不让学法不让炼功，我们的学法小组也没了。一天汤红找到我，郑重地问我：“你晚上有时间没？有点事需要咱们做。”我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也没问什么事，就和她约了晚上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她领我到一个不认识的同修家，有几位不认识的同修在那里。大家到齐了以后，先学了几遍师父的经文《位置》和《安定》后，汤红说：“今天让大家来是有点活儿需要大家帮忙做。邪恶诽谤大法，污蔑师父，世人被毒害。咱们大法弟子不能就这么默不作声的承受。今天弄到一份资料，大家要连夜复印出来，给同修们发放。”那是一份四张、八开的纸，前后面都是文字，上面是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修炼后祛病健身、道德提升的实例。不知道同修从哪里弄来的一台单位办公用的大型复印机，大家分工合作，有复印的、有摆地上、摆沙发上的、有捡页的、有用订书器装订的，大家默默无声地做，没有困顿、没有劳累，做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回家吃点饭就直接上班了，一夜没睡觉，竟然一点都不困，还头脑特别清醒，特别精神。现在想起来还很感动，想哭，那是师尊的加持啊！ 因为修口，所以不知道除了汤红以外，那几个同修是谁？这件事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说出来。但是汤红只找了我那一次，再没有找我，或许是考虑我白天要上班，整夜的忙也不行吧，因为她做事从来都是考虑别人是否能承受的了，是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汤红又找到我，约我晚上去她家学法。我去了以后看到同修们感到特别亲切。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的、那是我今生见到汤红的最后一面：
还是在汤红家，还是原来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大家按时到达，没有寒暄、没有问候、每个人心情都很凝重，一如既往地按时开始学《转法轮》；一如既往地学法结束后的切磋，只是切磋的话题是：進京上访。
汤红说：“大法被蒙冤，师父被诬陷，世人被毒害，咱们学法炼功的环境都没有了。我悟到不能在家偷着炼功学法啦，我想要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你们是怎么想的？大家交流一下吧。”
我不记得当时同修们都怎么说的，但是我说：“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就带着儿子和家人同修去了北京，到北京那天正好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夫在北京做生意，我把儿子送到那里，就和家人同修去北京信访办，但是信访办的道路口被栏杆挡着，有警察站岗说戒严，一个人都不让过去。当晚回到住处就看到电视上的新闻联播诬蔑诽谤法轮功，一场邪恶的镇压开始了。第二天我和家人同修又去了信访办，马路上、公交车站点等到处是便衣警察，走在路上就有便衣问你：“干什么的？来北京做什么？”我们根本就進不去信访办，就往家里打电话问家里怎么样了？回答说炼功点已经不让去了。大家正商量该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从北京回来了。北京信访办根本進不去，怎么才能证实法也不知道啊？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证实法啊？再说我也没钱啊，上次去北京的路费还是家人同修帮我出的。”汤红说：“钱不是问题，如果你要去北京的话，没有路费我给你拿，我手里攒了一点钱。”当时大家切磋了很长时间也没确定到底该怎么办？不久我调到外地工作了，就和汤红失去了联系。
等再有汤红的消息却是她因去北京打横幅证实法而被绑架，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后遭非法劳教酷刑迫害，在劳教所失去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