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轮功学员二十年遭迫害情况综述（3）

七、主要迫害单位

（一）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是个迫害黑窝。很多在其它监狱所谓“搞不定的，摆不平的”都被送到这里来。上海市女子监狱关押的法轮功女学员，很多也被劫持到提篮桥监狱，并被残酷迫害。

上海提篮桥监狱

短时间被害死

赵斌原是山东潍坊监狱狱医，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被劫持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迫害，十月十九日突然死亡，年仅五十八岁，从入狱到死亡仅四十六天。入狱前，赵斌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征兆。家属们在监狱方的诱迫下匆匆将尸体火化，火化前赵斌被化妆，但额头还有伤痕。家属询问额头的伤是怎么来的，狱警解释说是赵斌为了开天眼用啤酒瓶盖弄的。赵斌的脖子处有一道疤痕，对此监狱没有给出解释。据明慧网报道，赵斌死后，提篮桥监狱为销毁证据，监狱各环节包括监控系统的电脑记录全部更换。

赵斌

陈军，男，二十八岁，湖南人，因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被大法学员的善良所感动，于是也学炼法轮功，因此被狱警和劳改犯残酷折磨，毒打致奄奄一息。回家一个月后，于二零零六年二月离世。有目击犯人讲：陈军身上被恶警上“皮带铐”（手被缠铐在腰间，上身只能笔直挺着，手和胳膊不能动弹），用封箱胶带缠绕封住嘴，然后被不断毒打。

毒打致头盖骨外露

熊文旗二零零一年五月被非法抓捕，后诬判四年半，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恶警指使恶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对熊文旗进行殴打。熊文旗的头被打得到处是血泡、血肿，结起来的血痂厚得像戴了一层头盔。当有外人质问时，恶徒们就说是他自己撞的、摔的。熊文旗在绝食中被打得头盖骨外露，瘫坐在轮椅上，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保外就医。

超负荷奴工

原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讲师、法轮功学员郭生欢，被判刑四年，从二零零七年起，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七监区，备受管教人员唆使下的刑事犯人欺凌迫害，身体状况极糟。警察假所谓改造之名，长期逼迫其超负荷、超长时做奴工，以及狱警用电警棍多次电击，甚至叫嚣：“不转化，叫你死在里面！”郭自幼视力较差，在长时间的缝纫劳动过程中，又不让他戴合适度数的眼镜，致使其视力变得更糟。冬天最冷的时候，警察及“包夹”不许他穿棉衣。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把人在楼梯上拖，致使双腿流血、骨头露出

瞿延来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深夜，瞿延来在工作单位的住所被普陀区公安分局的恶警劫持，后被诬判五年。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恶警为了摧毁他的意志，逼迫他就范，在给他灌食的时候进行迫害。二零零五年四月有消息说，恶警在拉他去插管灌食的途中发泄私愤，故意将他在楼梯的几十个台阶上拖上拖下，导致瞿延来的双腿被楼梯台阶的硬水泥棱角磨损至骨头露出，鲜血淋漓。对此惨不忍睹的景象，恶警视若无睹。

瞿延来

双手反绑长达四年

张勤原是上海市胜德塑料有限公司的技术骨干，曾任总工程师、质监科科长等职务，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被非法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大队。为了不让他修炼法轮大法，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大队的警察派四个看管犯看着他，并且用约束带把他的手反束在背后，让他不能做任何事情，晚上也无法睡觉，摄氏四十度的天气，三个月不让洗澡，脸上的油和污垢在汗水浸泡下往眼睛中渗透。三个月以后，警察指使四个看管犯，用封箱带或绳子把他的手反绑在后背，长达四年，导致他的双手麻木，至今左手还时常麻木。

张勤

（二）上海女子监狱

上海市女子监狱地处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从外表看，女子监狱有精良的建筑、华丽的外观。监狱大门一侧办公区外墙非常气派，墙上贴的都是玫瑰红墙砖，狱警的办公楼窗口还点缀着盆花，监狱里也是花团锦簇，被誉为“执法楷模，重视女权”，二零零七年七月还被司法部批准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但是实际上这里却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上海女子监狱光鲜的外表

出狱一周后死亡

葛文新，女，七十岁左右，南汇区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女子监狱后，遭受非人折磨，奄奄一息；当局为推卸责任，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将其保外就医；葛文新出狱约一周后死亡。

原北京石油部干部疑死于药物毒害

柏根娣曾是北京石油部的人事干部、东海石油的中层领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被徐汇公安分局警察以中共开十八大为由绑架，非法判刑六年半，关押在上海市女子监狱。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柏根娣在监狱吃过早饭后头昏，失去意识，醒来时已在医院，头部受伤。她多次表示，此前大约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狱方在她食物中下毒，导致她进食后呕吐。柏根娣的状态不断恶化，到二零一六年底基本不再认识人，后来肢体呈凹陷状水肿，呼吸越加困难，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离世。

长期关禁闭致疯

李华砚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被非法关入上海女子监狱五大队，二零零六年五月被恶警反铐一个星期后精神失常，吃自己的大小便、月经血。但恶警称其装疯，不给就医。监狱法规定禁闭期限最多不得超过十五天，而李华砚被关入禁闭间长达九个月之久，还是因为上级要来检查，才被放出。据犯人称，她们在警察教唆下，打法轮功学员专对着胸部打，不容易验出伤来。

脸被电焦，膝盖粉碎性骨折

杨曼晔于二零零零年二月被绑架后诬判四年，送入女子监狱，先后受过电刑、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澡、关禁闭、灌食、捆绑、加刑等虐待。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仇敏颖、黄慧、舒萍等将她铐住，同时用三根电棍电击她的脸和嘴，脸部被电焦，当天又被拖进禁闭室，双手反铐在铁窗上。在酷暑天绝食绝水的情况下，杨曼晔每天还被罚站十六、七个小时，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腿关节时常脱臼错位；又被迫长时间参与奴工劳动，体力不支，以致膝盖摔伤成粉碎性骨折。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动两次手术，整个刀疤的长度有十五公分左右。

杨曼晔

（三）上海男劳教所

一九九九年末，上海开始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主要在上海第一劳教所进行；二零零二年三月后，主要在上海第三劳教所进行。

四人被迫害致死

浦东新区唐镇王港红一村陆幸国，二零零三年五月被绑架，后关押到第三劳教所。十月十五日，在中队长项建中直接授意、教唆下，徐平、董伟、司导龙、隋伟、王大明、高敬东、顾海伦、余永怀、宋玉琦等劳教犯将陆幸国的嘴巴塞住，动用各种酷刑，只一小时便将他折磨致死。稍后，劳教所对外散布谣言：“陆幸国为庆祝师父生日而自杀。”警察欺骗其家属，说陆幸国“病逝”，却不让家属看到遗体。十八日火化时，六一零出动六十多个警察看守现场。据目击者透露，陆幸国脸变形，牙齿没了，嘴唇皮没了，耳边皮肤皱起，头发竖立，颈上多血，身上有多处电击痕迹。

李白帆，男，四十岁左右，华东师范大学讲师，生前被评为该校“优秀教师”。约二零零零年九月中旬，因为到北京上访为大法申诉冤情，被非法关押到上海第一劳教所，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四日离世。警察通知家属说他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身亡。但是，据其弟弟李江帆表示，从李白帆的尸体上没有看到任何从十层楼上摔下去的痕迹。家人要求法医验尸也遭拒绝。李江帆说，事发后他找了许多朋友帮忙，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当前的政治气候，这种案子国内没有一个律师敢接。”

（注：由于中共当局封锁相关消息，李白帆到底是在哪里被迫害致死的，目前依然不明。有的说是在上海第一劳教所，也有的说在“上海市法制教育学校”。）

马新星二零零零年下半年到北京上访，被劳教三年，关押到第三劳教所。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马新星因饱受折磨而生命垂危，被劳教所放回。据其他法轮功学员表示，十二月见到他时，只剩下一副皮包骨，躯体缩小如儿童，卧床不起，茶水不进，吃什么吐什么，已不认识人。十二月十四日含冤去世。

马新星

丁由牧于二零零一年六月初被警察以“谈话”为名带走，非法劳教两年。刚到第一劳教所时，身体非常好，精神也很好。狱警逼他每天参加三小时左右的“军训”，长时间坐极不平整的矮凳子，反复看那些用以洗脑的宣传材料。丁由牧不承认劳教判决，要求复议。劳教所公然说“你要复议也没有用，进来了就不会给你改判”，反而要他写“认罪认错书”。由于长时间的精神、肉体折磨，丁由牧慢慢看不清东西，身体也越来越差，最后双目失明、记忆减退。二零零二年九月获释，回家后仍然受到无休无止的迫害和干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去世。

多种酷刑折磨

原上海同济大学学生王臻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关在上海青浦第三劳教所，以下是他自诉劳教所对他的酷刑折磨：

抱头蹲。即两手手指交叉抱在脑后，蹲在地上，头埋在两腿间，低到不能低为止。一次一个劳教人员在我身后用烟头烫我的手，逼迫我头低到极限，把我手指烫伤、起泡。一次我两腿蹲到发麻，完全失去知觉，控制不住倒在地上，恶人上来就打，说我想偷懒。

老虎凳。一次我遭此酷刑，恶人强迫我背靠墙坐在地上，犯人一人拽我一只手呈一字摁在墙上，吸毒犯董伟坐在我对面，他的两脚踩住我的两脚内侧，把我两脚死命往两边顶，呈一字撑开，将近一百八十度，致使我的腿韧带完全被拉坏。我当时痛得全身冒汗，衣服都湿透了，差点昏过去。我两腿有80%～90%发紫发黑，双脚肿到踝骨都看不见，坐在凳子上就感觉下面垫了两个水袋。当天晚上我就昏过去一次。此酷刑非常毒辣，许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我至今仍然有明显的后遗症，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也不能正常屈伸和运动。

老虎凳

钻指缝。一次犯人董伟把我四指捏紧，拿牙刷钻我指缝，致使我手指皮被钻破。

暴打。一次恶人把我推翻在地，一个将我双脚脚踝死死踩住，一个狠命往我腿上乱踩，踩了一遍，把我身子翻过来再踩，同时把我俯按在地上，把我的胳膊使劲往后扳。

坐凳子。即双膝顶着墙，坐在小圆凳上。恶人在我面前贴上辱骂大法的纸条，并且让我眼睛必须盯着看，双膝之间夹一张纸，若掉下来就会挨打，而我双腿已经肿了，双膝不能并拢，只能用手拼命把腿并拢。那时的感觉是极其痛苦的。

剥夺睡眠。恶警还把手表给那些劳教人员，让他们控制我的睡眠时间。我每天被迫只能从半夜两点睡到至早上六点，连续几天就觉得精神恍惚了。而且我在床上几乎睡不着，因为酷刑导致的身体剧痛，甚至翻身要持续五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往往刚刚觉得有些迷糊了就又痛醒了。

退役少校的遭遇

冯旭鹏，男，一九七零年出生，军校本科毕业后一直在部队服役，少校军衔，二零零二年九月退役。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日因散发法轮功真相光盘被上海虹口区江湾镇派出所绑架，后被劫持到上海市第三劳教所。以下是他的自述：

在劳教所，吃的饭菜没有油水且不足量，又没有钱购买其它食品，有时饿得发慌，身体空荡荡的没有力气。而且还被强迫做奴工，每天早出晚归，我曾做过草地灯、为台湾笔强厂包装各种文具用品供出口，都是手工活，因为强度太大，手关节非常疼，晚上经常疼醒。

二零零三年六月，劳教所将我转到专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三所直属中队进行残酷的转化洗脑。当时就将我关入严管队，派两个因打架被劳教的人员监控。每天只让睡很少时间，大部份时间都是坐在小圆板凳上。中队长项建中跟我谈话，我就讲真善忍好，他用电警棍电击我的胳膊和嘴，当时几个其他劳教犯围在四周，都是项建中招来的打手，电击时他们用手按住我的头和身体不让动。几天后我被劫持到一楼的中队里面。

在中队里，被打手殴打更是家常便饭。一天，项建中又来跟我谈话，说了几句，他就出去了，但出去的时候用力跺了一下脚，然后牢房里以司导龙为首的打手就开始对我进行群殴。六月份，上海天气很热，都穿着短袖单裤，我坐在小圆板凳上，面对着墙。有个叫占寿文的，用拳头击打我的背部十几拳；司导龙用他的右前臂击打我的前胸；一个崇明籍的，打我的左下颌，我的牙被打松了，头晕眼花；他还用脚从后面飞踹我的后背，第四脚把我踹到墙角里，他才停止；我的肋下、心口都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把我按坐在地上，按住我的手、脚、肩，然后拼命往两边往后拉我的双脚，名曰拉直，我几乎疼晕过去，高敬东还用脚拼命跺我的左大腿。他们有七、八个人，也许更多，手脚都被他们按住，开始还知道打在哪里，后来就没有感觉了，身体发飘，有点喘不过气来。后来他们打累了才停下来。当时我全身软弱无力，上身象震碎掉了一样的疼痛，左大腿肿得把裤子绷得紧紧的，变成黑紫色。从那以后，我的胸经常疼痛，特别是右胸里面，有时疼得右臂抬不起来。

（四）上海女劳教所可疑的死亡

李丽茂家住卢湾区淮海中路，瑞金警署对面。二零零四年十月被卢湾瑞金警署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五年四、五月份期间，因肝区疼痛，被保外就医。据见到她的人讲，看上去气色还可以。后来，李丽茂被警察强行送入医院，不知给注射了何种药物，只有几天时间就被迫害致死。

强制做奴工

李迎一九九二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上海中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二零零一年十月去杭州出差时无辜被抓，送往上海女子劳教所。期间，被强迫做奴工，为多家中国公司、厂家生产出口产品。其中有出口到意大利的长毛绒玩具，还有“三枪”牌棉毛衫内衣。此外，还包括做皮鞋、做钱包、包装娃娃、绣花、做“眼睛结”、做彩灯、组装自动麻将机等。劳教所规定是干到晚上九点钟，但一般都干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有时一直干到第二天清晨两三点。为完成指标，晚上十二点多还在做，早上四点多就起床。手指都做肿了，手剧烈疼痛，半夜经常会痛醒。早上刚出工的时候，手痛得连针都拔不出来，需要靠镊子钳来辅助。这样每个月才能完成六十五元左右。

上海市劳模被迫害

范国平是上海无线电一厂的退休职工，在厂工作时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还曾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是单位上下都公认的有口皆碑的好人。只因坚持信仰，二零零一年被上海女劳教所劫持迫害两年。在劳教所五大队专管队时被长期罚静坐静立，并关禁闭，在被关禁闭的同时她还被上铐子。后来转送到三大队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条件极其艰苦，邪恶之徒也不让洗澡，到最后浑身长满了恶疮。被看管犯用劳动工具锥子刺，还被六、七个看管犯殴打，被皮带吊铐四肢拉伸大字型铐在床上。

暴瘦几十斤

虹口区法轮功学员管龙妹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劳教。劳教所大队长许洁洁下令要吊铐管龙妹，她和恶警李卓琳亲自指挥，唆使吸毒人员与其他队长把管龙妹用绑带铐上，以“飞机式”把管龙妹悬空反手吊在北窗窗栏上，还叫吸毒者把北面的窗全部打开，把管龙妹背心的纽扣全部拉开，说：“让她吹西北风！”管龙妹疼痛的就象千万把钢刀在肌体上戳、扎，她痛得忍不住大叫，吸毒犯王杏娣在恶警的指使下用臭尼龙袜塞在管龙妹嘴中。狱警李卓琳又拿来了一卷封箱带交给王杏娣说：“她再叫，就拿封箱带封牢她的嘴巴！”此后，管龙妹一下瘦了几十斤，手腕伤痕累累，还被邪恶洗脑，被逼迫看各种诽谤大法的影像和书籍，强迫写思想汇报、静坐静立和从事奴工劳动。

（五）上海法制教育学校

在中共统一部署下，上海市于二零零一年一月组建“上海法制教育学校”（即上海市洗脑班），位于青浦区佘山脚下。“学校”模仿监狱的体制结构，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全封闭关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上海市洗脑班从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968号，搬到了奉贤浦星公路9900号2号楼，此处是上海市公安局机关会务培训休养基地，洗脑班对外挂牌“751公安活动中心”。

劫持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可以不要任何理由，有些所谓“理由”也荒唐可笑。例如到了黄历新年、“两会”、“十·一”（国殇日）或有重大活动，或“四·二五”、“七·二零”等当局认为的敏感时期，就将一些法轮功学员抓进来，“理由”是防止他们进京上访或讲真相，从而连累当地的政府官员（江氏集团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采取株连政策）。

疯狂绑架

夏海珍是上海静安区法轮功学员，幼时因左眼受伤失明，属于残疾人。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前，夏海珍正在家中，突然被前来的静安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以谈话为由，要求她到分局去一次。夏海珍问：“我犯了什么法？有逮捕证吗？”该科长又转换借口说：“是黄埔分局要找你谈话。”夏海珍说：“我也没犯法，谈话么哪儿都能谈。”说着就去搬好凳子，意为可坐下好好谈。

该科长一看哄骗这一招不灵，立即拿起手机通知事先等在弄堂外的一帮警察。一会儿，这些恶警就冲进夏海珍的家中要拉扯她。夏海珍严厉斥道：“谁敢动手！”恶徒们一拥而上，扯手的扯手、抬腿的抬腿，把夏海珍成“大”字形抬出家门。夏海珍大声喊：“大家看看！警察竟这样对待无辜善良百姓！”那个政保科长恐慌地叫起来：“把她嘴塞住。”一边叫一边抓起夏海珍丈夫的睡裤狠狠地堵塞她的嘴。

见夏海珍只穿短裙被恶徒抬走，闻声赶来的居民们无不惊诧，难以相信这一幕是真的，更难相信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警察居然对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拥有良好口碑的残疾女子采取如此残暴的行径，而理由仅仅是她信仰“真、善、忍”。当夏海珍的丈夫下班回家时，邻居们都围上来说：“我们都知道小夏是好人没犯法，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到静安分局要人，他们却说不知道。”

就这样，夏海珍成为“上海法制教育学校”的一名“学生”，遭遇了持续两个月的洗脑折磨。

非法软禁、强制洗脑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每个人都要被搜身，检查随身物品，然后关押到房间内。每间房间一般住三人，一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帮教”、一名“陪教”。法轮功学员自此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间里卫生间的门都被拆掉了。法轮功学员不准与其他任何人接触。不允许家人探视，不允许和家人电话联系。

洗脑班恶警会强迫人放弃信仰，如果拒绝，就会被继续强制劫持，美其名曰“教育”。过了几个月，如果还拒绝“转化”，就可能有更加残酷的迫害，许多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毫无理由的送进了劳教所，如张松松在第一期洗脑班出来后直接被送入劳教所，王铭山和马来雁第四期洗脑班出来后直接被送入劳教所。

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洗脑班还在学员饭菜中下毒。例如，二零一二年九月，上海市虹口区法轮功学员吴里有被绑架到奉贤洗脑班。洗脑班在给吴里有吃的饭菜中掺加有害药物，使他的记忆慢慢衰退，以迫使其放弃修炼。虹口区六一零头目还经常找吴里有谈话，发现他还有修炼的正念，就加重毒药的份量。一个月后，吴里有从洗脑班回家时，整个人已在药物作用下呆呆傻傻的，记忆力严重衰退，身体上出现一个个红点，奇痒无比。

敲诈勒索

“上海市法制教育学校”每期办班都耗费巨大。其经费一般有两处来源，一部份是从由老百姓上缴税款的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中直接拨取，另一部份则是强行向被绑架者所在企事业单位收取。

在前几期“学习班”，每个法轮功学员必须由两名单位或街道人员陪同（称之为“陪教”），实为二十四小时监视，“学校”对于每位法轮功学员和陪同人员每人每天收取七十元（或一百元）的费用，被绑架者加上两个陪教的吃住，开销一般都要近万元，如果再算上三名员工的三个月非正常离职，企事业单位的损失一般都在几万至几十万之间，尤其是一些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私企的老板、国企的厂长或某一项目技术骨干，他们的被强制洗脑将直接导致整个企业的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由此而带来经济效益上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由于这是上面指派的任务，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是敢怒不敢言。

（六）精神病院把健康人迫害致精神失常

缪丽华，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以后，为阻止她外出，警察非法把她关押进金山区精神病院，对她进行强制电击、打针、吃药。两个月后回到家中，原本经过修炼身轻体健的一个人，变得精神恍惚、呆滞迟缓、面颊浮胀，健康状况严重下降。由原来整天在外弘扬大法都不觉得累，变得站立十几分钟都坚持不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金山地区报纸为了配合中共邪恶的宣传，恶意颠倒黑白，说缪修炼法轮功而导致精神失常。

曹国鑫是交大动力能源工程学院教师。在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后，曹国鑫被上海交大及徐汇区公安劫持到精神病院被强迫服食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在残酷迫害中，曹国鑫被迫表态不再修炼。被放出精神病院后一直精神恍惚，终至一天早上出门买菜时因精神恍惚遭车祸死去。

施异于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因为去静安区南京西路派出所向所长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石夏风绑架到精神病院，捆绑手脚强行注射不明针剂，立即感到疼痛难忍，痛苦不堪。原本健康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被迫害得神志呆滞，发烧不思进食，腰酸难眠，大便难解伴有出血，手脚不时抖动。

多次被关入精神病院

卢秀丽家住上海市普陀区，六十多岁。卢秀丽曾身患绝症，是上过手术台的癌症病人，脸色灰暗，贫病交加。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癌症不治自愈。每年上门随访卢秀丽的医生讲，与卢秀丽同期上手术台的癌症病人，大都已相继去世，唯独卢秀丽一人还能如此奇迹般地活着，不用吃药，不用打针，面色红润，毫无病色，完全是个健康人，真是奇迹。是修炼法轮功使患上不治之症的卢秀丽从新获得新生，所以她逢人便讲自己绝处逢生的故事，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有缘人。

卢秀丽多次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第一次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期间，由于她坚持给精神病人的家属讲法轮功真相，被医院数名医生强制注入不明药物，导致整个脸部肿胀，以至双目不能看东西。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卢秀丽因在家附近小区散发真相光盘，被劫持到精神病院。中共邪党人员再次逼迫卢秀丽的丈夫徐忠忠在精神病院住院单上签字，扬言如不同意签字，就将卢秀丽关进监狱，并吊销她所有的养老金补贴，并邪恶地说：“还是去精神病院划得来”。徐忠忠在胁迫下表示“自愿”将妻子送入精神病院。参与迫害的是普陀区甘泉派出所、子长居委会、街道六一零等相关人员。

（七）医院系统：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上海是中共移植医院最多、移植数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有十一家卫生部指定的器官移植医院，全部是国家级移植中心，每年开展数千例器官移植。而上海官方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报道，本市人体器官捐献累计四百例，根本不够器官移植。

以仁济医院为例，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仁济医院宣布二零一七年肝移植手术量突破八百例。此前，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夏强团队还宣布了另外一个数据，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儿童肝移植手术完成一千例。这里仅仅是卫生部指定上海一家医院的部份移植情况，就远远超过了官方公布的全市器官捐献量。

从器官等待时间来看，上海器官等待时间极短，平均一周左右。而在世界上器官移植最发达的美国，肝肾移植平均等待二至三年。

解放军第二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活摘器官曝光之后，该网页被修改为：患者一旦入院，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时间。

追查国际的调查揭示出，上海医院系统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副主任杭化莲：一个礼拜之内搞定，法轮功供体

追查国际调查员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以家属身份给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副主任杭化莲打电话，讯问移植情况。杭化莲回答：“明天过来找我，我争取一个礼拜之内帮你搞定！”调查员问：“你们现在就是那个法轮功供体，对吧？”杭化莲说：“对，这肯定的。”

杭化莲

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

中共《解放日报》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乾坤挪移九小时》的文章，讲述了上海市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做肝移植上瘾着魔的事情。夏强对记者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夏强

上海长征医院肾移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肾移植每天都在做，其他医院也做的多

追查国际调查员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对上海长征医院肾移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进行电话调查。朱有华说：肾移植每天都在做，当天正在做，还没下手术台呢。“这不光是我们医院呢，其它医院也做的多呀”。

朱有华

仁济医院肝移植值班护士：可以做活体，直接从源头上拿器官

追查国际调查员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值班护士进行电话调查。护士说：“我们是直接从源头上拿的！我们有很多渠道，全国各地都会去取，不单单是我们附近。我们可以做活体，自己直接去供体上取，那肯定保证质量的。我们去取的时候，当场就做了血浆啊，HID啊，血型啊，当场都定好的呀。取好了之后，病人做准备了，肝还没到，病人就已经去手术室了。”

那么，这名护士所说的“源头”是哪里？上海女子监狱和提篮桥监狱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可疑的体检，很可能就是提供器官供体“源头”。

上海女子监狱和提篮桥监狱存在可疑的体检

（1）上海女子监狱

大约在二零零三年的上半年，上海女子监狱警察突然通知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全身体检。当时有四辆大巴停在监区大门口，里面都是很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体检仅针对法轮功学员，从头到脚都要检查，包括眼科、身高、验血、验尿、妇科、B超、心、肝、肾脏。当时上海女子监狱关押了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体检”行动进行了好几天。

医生都是跟车一起来的，不知道是哪个医院的。检查中，有什么问题，医生就跟警察讲。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受到限制，互相之间不可以讲话。这样的检查身体很不正常，很有可能是为活摘器官做准备。有些外省市被关在上海的法轮功学员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2）上海提篮桥监狱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对全体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做专门体检。检查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X光透视。而以往对被在押人员统一检查通常只做胸透，有时会抽血。

心电图：这次检查在手腕、胸口、脚腕放置导联。以往对普通犯人的检查只放一部份，通常是手腕，对患心脏病的犯人可能会放更多导联，但是对身体健康人体检这样做以往没有过。

抽血两管：即便在以往有抽血检查的时候也是抽一管，这次是抽一大一小两管。

X光透视：这次来的装备检测设备的大巴士检测车和以前来监狱检查的车子不同，内部设备更先进精良。医生也不同。以往胸透不脱光上衣，这次要求脱光上衣。

柏根娣在看守所险些被活摘

柏根娣家住上海市徐汇区乐山路，一九五一年出生，曾是北京石油部的人事干部、东海石油的中层领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柏根娣被徐汇区恶警在地铁站绑架，非法关在徐汇区看守所二十九天。其间，柏根娣绝食、绝水十二天，手足被二十四小时绑在光板床上，赤裸着下身，大小便都不松开，排泄物直接从板上的洞中流入筒内。

奇怪的是，自始至终医生并没有采取灌食的方法，七天后护士就在嘀咕：这样下去真要死人了。第九天，又给这濒死的人抽了几大管血化验，依然不是为了治疗，但医生详尽询问了她自己及家人过去的健康情况。

第十二天，柏根娣的心跳呼吸都已很微弱。这时，柏根娣意识到该结束绝食，就开始进食。谁知医生赶来大发雷霆：“谁给她吃的饭！” 柏根娣当时也不明白医生的反应。直到活摘器官被揭露，她才明白，原来医生守株待兔，正等着她的器官赚回扣呢。

八、迫害者遭恶报实例

根据明慧网报道收集汇总，上海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各级人员共四十一人，以下为典型实例。

（一）原市委书记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病亡。黄菊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因迫害法轮功有功，被提升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委，但是连一届“常委”都没做满，就于二零零七年六月二日病亡，年六十九岁。黄菊在上海当权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二零零四年在爱尔兰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告上法庭。

被判刑。陈良宇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被江氏选中要培养成“接班人”的第一重要人选。江是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直接上任中共总书记的，陈良宇也妄想步其后尘，因此积极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但人算不如天算，也因其过于骄横，连中共党内的很多人都看不惯他的恶行。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陈良宇被免职，并立案检查；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三十万元。

（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国保

儿子夭折。方建荣是上海市闸北区六一零头目，多年来一直指挥并直接参与对闸北区内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如冯蓉霞、喻培英、金惠珍等的监控、绑架、抄家、劳教、判刑等迫害罪行。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方建荣讲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但他还是一味作恶，结果殃及家人，他的儿子突然死亡，死因不透露；他自己则精神崩溃。

猝死。上海市公安局六一零头目谢安，男，一九七二年出生，二零一三年五月在家突然死亡，刚满四十岁。谢安是上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上海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子都要经过他之手。

夫妻暴毙。魏志耘，女，四十二岁，上海宝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处警察。二零零五年自看守所调入专司迫害行径的公安国保处，同年加入中共邪党，因积极迫害法轮功，后提升为科长，年薪十多万。二零零六年，上海开“六国峰会”期间，因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获奖金一万元。二零零七年一月初，认识魏志耘的法轮功学员对她讲真相，劝诫她。魏志耘却魔性大发，叫嚣：“不相信因果报应，某某党给我现在的一切，我就为它办事，人总是要死的，无所谓。”并恶言诋毁法轮功创始人，认为自己年轻，口出狂言要和法轮功创始人比比“看谁活得过谁”。仅二十多天后，一月二十九日，她正常开车到单位上班。上午开例会之前，她正拨打着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暴毙而亡。死状惨不忍睹，五官扭曲肿胀，尸体变形膨大。

魏志耘的暴毙在上海宝山区警界引起震动，上海中共黑恶势力为掩饰心虚，也为了给手下打气壮胆，以继续维持迫害形势，于是以重金“安抚”家属。魏志耘的丈夫在上海宝山区某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在妻子作恶遭报后，他不但没有从中反思吸取教训，反而欣然接受了上海邪党抛给的十五万元所谓抚恤金，享受着所谓烈士家属的名头。二零零七年九月的一天，魏志耘的丈夫对一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恶言相向，并咒骂。两天后，他下班回家，到住宅楼下欲取钥匙开门时，突然身体失控，几乎不能动弹。后送医院抢救，被诊断为脑溢血，随即进行手术。医生打开其颅骨后，积血喷出，不治死亡。

（三）提篮桥监狱恶报

妻子车祸死亡。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是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恶警成玉标是上海提篮桥六监区狱警，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殃及他的妻子。二零一二年三月，其妻在小区门口突遭车祸，人被撞飞六米远，当场死亡。

被判刑。傅克琥原是提篮桥监狱五监区教导员，因收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傅克琥在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峰时调到五监区，主张暴力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他曾冲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复旦大学研究生何冰钢和英国留学归来的李亮的禁闭室中，直接暴力威胁和恐吓，要让他们“开摩托车”（一种暴力折磨）。监区养过一只蝈蝈，他曾每天掐掉蝈蝈的一只腿，最后再看着没腿的蝈蝈慢慢死去。那个替警察养蝈蝈的刑事犯说：没见过这么狠的人。

中共酷刑：开车拖拽

（四）上海市女子监狱恶报

五大队两位负责人同年遭恶报。侯瑞勤和颜世萍是上海女子监狱五大队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管理办法就是不断虐待和折磨，使用的手段极其卑劣下流，如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禁止法轮功学员大小便，不给法轮功学员洗澡，罚静坐和站立，上铐子和电警棍，有意找借口加长法轮功学员的刑期。二零零五年，五大队两位负责人均遭恶报：侯瑞勤得了甲状腺；颜世萍丈夫得了癌症。

（五）公安恶报

肝癌死亡。丁旭日原是上海市南汇区坦直镇派出所所长，因紧跟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于二零零三年得肝癌，三个月死亡。

车祸死亡。徐海清，三十九岁，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楼派出所副所长。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四日，三位法轮功学员在他的派出所辖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至黄楼派出所。当时是下午四点多钟，只有徐海清和一个警察在派出所。三个学员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还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告诉警察，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没有罪，是做好事，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善待大法会得到福报的。几个法轮功学员讲了很长时间，徐海清也不听，还叫来几个警察，蛮横的强迫法轮功学员拍照，做笔录。两个七十多岁的学员叫家属接回家，后来保外就医；另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学员被送往拘留所。仅仅六天后，徐海清就出车祸身亡，留下六十多岁的父母与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四岁）。

被判刑。丁隽是上海徐汇区看守所恶警，经常威胁、折磨、毒打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法轮功学员蒋业祥一进看守所，就遭到丁隽的毒打，在严寒的冬天里，丁隽让蒋业祥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然后拿来冷水，一遍又一遍的往蒋业祥身上浇水。又拿来手铐，反铐蒋业祥的双手，用脚踹着蒋业祥的背，双手反复向上拉手铐，一边拉还一边说，“我就是魔鬼，你只要在我这儿，我就让你的半条命死在我这儿。”二零零二年，丁隽把被关押人员打死，后被判刑六年。

（六）法院恶报

壮年猝死。邹碧华，男，一九六七年一月出生，江西省奉新人，二零零八年七月任上海市长宁区法院院长，二零一二年十月任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邹碧华因积极追随江泽民利益集团迫害法轮功，非法审判多名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赵斌被迫害致死，何冰刚等被迫害致残。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邹碧华突发心脏病死亡，年仅四十七岁。

中共为了掩盖邹碧华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实，将邹碧华追授为所谓的“全国模范法官”、“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把邹碧华捧为“公正为民的司法改革的擎旗者”，“锐意创新法治实践的探索者”。

邹碧华

被立案侦查。潘福仁，原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前党组书记、院长。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潘福仁在任期间恶意冤判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三月，被非法判刑三年的香港法轮功学员曾爱华一审上诉被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驳回，维持三年原判。整个审理过程秘密进行，未通知家属或律师，也未开庭审理。曾爱华后被押往上海市女子监狱，潘福仁负有直接责任。

潘福仁

九、结语

活摘器官；毒打致头盖骨外露；用钳子拔指甲；在饭菜中下毒；按马桶；低酬制作出口产品；不让上厕所；整个夏天不让洗澡……人们很难想象，在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居然还存在如此邪恶荒蛮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名片城市——上海。二十多年来，这样的迫害从未停止。

中共肺炎期间，上海户籍警、居委“综治”仍在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还采集法轮功学员的血液样本作DNA检测，说是“上面”的指示，美其名曰“防疫”，实质不知又有何阴谋。

“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大疫当前，无数的事实证明，病毒针对中共而来，天灭中共已被世人所共识。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远离邪恶，退出中共恶党的一切组织，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