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武汉肺炎疫情　丈夫明白了许多

党媒刚开始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时，父母就很警觉。因为父母和我姐姐住在一起，姐姐经常翻墙，看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的报道，得到的都是真实的消息。所以，父母果断的让我们不要去他们那过年，让把火车票全退了。

丈夫不理解，还以为我爸妈对我们有啥看法，不直说。我解释说：“你又不看墙外真实的消息，我爸妈、姐姐是因为真的知道武汉肺炎疫情比中共报道的要严重的多，所以才让我们退票的。”

过了几天，父母又果断的在妹妹临行的前一天，让她退掉了回国过年的飞机票。妹妹在国外看了大纪元的报道，也觉的回国不安全，她开玩笑的说：“谁都甭想让我今年回国过年。”丈夫不说什么了。

丈夫的妹妹和孩子一月二十二日来我们家玩时说：“你们家人好敏感啊！我们外地朋友在微信群里问我们武汉情况时，我都告诉他们：没啥事！该吃，吃，该喝，喝。”就在这时，一墙之隔的隔壁院子在放哀乐（我们这有人去世了，有的家庭会请丧葬乐队来演奏）。小姑子说：“冬天、年前，容易死人。”过后没几天，才得知隔壁院子里不少人感染了武汉肺炎，死了几个人了（周边因武汉肺炎去世的人不少，但没有家庭再举行这种仪式了）。

一月二十三日半夜，睡不着觉的丈夫告诉我：“武汉封城了。”接着，丈夫得知和他很要好的朋友A得了武汉肺炎，前后二十几天就去世了。

A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了丈夫较详细的经过：当时A和他妻子是骑共享自行车去武汉医院就诊的，A打了三天头孢，不仅没好，反而发起烧来。医院的大厅里，人多到有一、两千人。每天看医生，都要排队好几个小时。A的妻子打着雨伞排队（人多，都排到大厅外面了）。A只能在医院找一个避风的角落里休息、睡觉。等到看完医生，再打几个小时的针，从傍晚七点一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能回家。打针的时候，病人的尸体就在边上放着。

A的妻子说：“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几天下来，A越来越虚弱，下楼梯的时候，下一个台阶就得喘好几下。由于市内公交车全部停运，气的A说不去医院了，死也要死在家里。家人不忍心，到处托人找关系，希望能住進医院。A在患病两个星期后，终于住進了医院。医生一看说：不用做测试了，肯定是武汉肺炎。A的妻子说这一住進医院，我就再也没和他见过面。A给妻子打电话说：“我没劲了，太脏了，你来给我打扫一下卫生吧。”妻子去后，医生不让见，医生说：“我要让你進病房，我就得丢工作。”A只好用短信求助妻子给他买纸尿裤。

住院一个星期后，A就去世了，最后医院也没给A诊断为是因武汉肺炎去世的。A妻子收到一张单子，让她十五天后去取骨灰。

我丈夫为A哭了好几次，丈夫说：“这么健康的一个人，这么快就死了！”

丈夫的另一个朋友在微信里告诉丈夫：我家楼上前两天来人把人抬走了，还以为是来拉病人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来收尸的，他们家死了两个人。

丈夫的一对夫妻朋友，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天，开车去了南方的亲戚家过年。随着疫情发展，俩口子一到亲戚家，亲戚直接让他们单独在一套房子里隔离，开去的鄂字头牌照的车，也给藏在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他们在亲戚家呆了几天，俩口子实在受不了了，又开车回了武汉自己的家。他们俩口子本来准备在南方亲戚家过完年，就去澳大利亚照顾刚出生的小孙女。由于武汉肺炎的全面扩散，澳大利亚也去不成了。

丈夫因为工作需要，还得出门，所以压力太大了（因为中共公布疫情前，他已经连续咳嗽二十多天了，只是没发烧）。我告诉他，大法师父说了：“一人炼功全家受益”[1]，你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女儿也说：“是啊，家里我和妈妈都炼功，你肯定不会得（武汉肺炎）的。”丈夫这次才比较认真的大声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那几天，丈夫早上去上班，我在门口送他。看他拿着口罩、压力很大的样子，就提醒他：“要你在心里念的那句话呢？”他马上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完就冲出门去了。

后来他也不咳嗽了，也不怎么害怕了。后来因为小区完全封闭，没事做，他在家里闷的受不了，下午、晚上都会到小区里散步（小区里几乎看不到人了）。我在外省的同学给我打电话问我情况时，当听到我丈夫还敢天天在小区里散步，就说：“你们心态真好，现在你们还敢在小区里散步。我这里没封小区，我都不敢出门，我晒太阳都是在家里的窗户边上晒。”

丈夫平日里是个嘻嘻哈哈、喜欢开玩笑的人。在《九评共产党》出来没多久，他基本把书看了一遍并且做了三退。但是由于受了几十年邪党文化的灌输洗脑，他老是说：“中国要没了×× 党，肯定会乱的；领导人也不容易，多难领导啊；谁能干得过××党啊，它多狠呐！”我说：“你老是替××党说话，你的三退是假心假意的吧？”他说：“是的。”我说：“那好，我再到退党网站给你声明一下，说你没退。”他又赶紧说：“那不行！”他就是这样一个对一些问题混淆不清、喜欢信口开河，但是又懂得利害关系的人。

这场瘟疫使丈夫改变了许多。一天早上起床，他说：“这场瘟疫会改变很多人的认识，这次，要不是你爸妈让我们退了火车票（当时因他有事，买的是初三的车票，我和孩子买的大年三十前几天的车票，大年三十封的城），你们两个到现在还得在你妈那，回不来呢！如果留我一个人在武汉，那我得吓死了！你爸妈这次的决定，真的是太好了！”

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我姐会翻墙，娘家这边的人都相信新唐人、大纪元的报道是真实的，所以判断准确。我父母都是七、八十岁的、退休在家几十年的人了，就凭着我姐翻墙的信息，就能做出让我们退票这种很明智的决定。我问丈夫：“你说那党媒的专家还是什么专家？还不如两个退休在家的老人呢！”丈夫表示赞同，说：“那是！”

现在丈夫有时看了（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之后，他就会又问我：“你那上面怎么说的（我也翻墙看新唐人和大纪元）？”我也会顺便告诉他平时他听不進去的一些事情：例如香港人不是搞暴乱、也不是港独，他们只想过他们以前的日子，不想过我们被中共统治的大陆人的生活。中共之前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现在只过了一半，就成这个样子了。他也表示赞同：“就是，还没过一半呢，就成这个样子了。”有时，他也会看清邪党宣传的目地。他说：“你看，疫情还没过去，武汉书记就要武汉人开始感恩党的领导，真不知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现在我们每天都呆在家里，我和孩子每天都会一起学一个多小时的《转法轮》。我们告诉丈夫，让他在我们学法时间里别打扰我们，他总是愉快的说：“好，你们去吧！”

感恩师尊，是法轮大法护佑着我们全家走过了这次大劫难。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