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锦州市崔亚宁女士遭受的迫害
下面是现年51岁的崔亚宁女士叙述她的经历：
修大法身心获健康
我1988年参加工作于锦州华光电子管厂，原名“国营七七七厂”后更名为华光电力电子（集团）公司，担任车间工人。92年刚结婚38天时，家庭“顶梁柱”公公突发心梗去世，婆家陷入悲痛中。95年12月儿子出世，白天工作占去9小时，回到家管孩子，做家务等，每天不到7小时的休息时间还睡不好觉，脑子里总是晕乎乎的，还有失眠，胃疼等症状，身心极度疲惫。
97年3月经人介绍了解法轮功，只看了几页书（《转法轮》），当夜就睡了一宿好觉，困扰多年的神经衰弱，失眠症没了。深入学炼后，工作中落下的关节炎，膝脚冰凉畏寒，还有胃泛酸疼痛等症状都消失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更主要的是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遵守传统的道德。还有他博大精深的法理，解开了我心里的诸多疑问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从此我对人生和未来不再感到沉重和困惑，心境变得开阔，心里充满快乐和幸福。
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再面对家庭，工作及各种事务时，感到了精力充沛，游刃有余。在社会各个环境中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连年被评为厂优秀干部，优秀工会委员，生产能手等奖励。98年因工作勤恳踏实被调到厂办工作。
坚持修炼遭迫害
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铺天盖地全是“一边倒”的抹黑宣传，象“文革”再现。让我感到不解：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反对呢？而且连我的正常生活全被打乱：炼功健身不能进行；工作中经常要被领导找去谈话，要求放弃修炼法轮功，“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等等，一连串的“大帽子”加威胁把我搅得不能安心工作等等。一夜间我成了被“舆论”指责和质疑的对象，同事间的尊重信任不见了，家庭中的和睦没了。
我是这个国家的合法公民，在家庭，在工作中都有担当的社会一员，懂得中国的法律法纪，清楚法轮功好，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不违背传统道德，不违反中国法律。法轮功已经在中国境内传播7年了，而且良好的健身功效、广受好评。国家体委总局和人大都做过调查，前人大委员长乔石都称，群众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中共媒体的报道为什么要违背事实，蓄意诋毁？一个政府要编造谎言，制造舆论对重德向善的好人施压，这让我不能理解。而且严重偏离事实的报道与中共一贯自诩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也完全违背。
在社会舆论严重违背事实，我的正常生活状态被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作为一名法轮功的受益者，有责任和义务把真相澄清，要求停止诋毁。同时污蔑性报道偏离事实，危害我的合法信仰自由和人格尊严，威胁到生活的安定。依法要求停止侵害，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良心和权利。1999年10月去北京信访办时被劫持，开始了之后长达二十余年的被迫害，九死一生：1999年10月15日～2001年10月14日在马三家非法劳教两年；2001年12月28日～2005年6月7日非法劳教三年6个月零9天；2008年2月25日～2015年2月24日非法判刑7年，于辽宁女监；在北镇拘留所，行政拘留15天；另99年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刑拘30天，没给拘留证，不能出据。
2000年7月18日我被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失去公职；失去经济来源。2001年11月，被迫离婚。婆家顾忌株连迫害，担心孩子未来前程受到连累，提出离婚，孩子由男方抚养。家庭解体，骨肉分离，我失去了在社会中最后的避风港，独自承受“政治迫害”和生存的压力。
第一次被劳教迫害
在马三家女一所劳教（1999·10～2001·10），压制信仰自由，不让炼功。“炼就往死里打”，这是当年马三家女一所警察授意犯人看管我们的话。我们被打得满地翻滚，一个叫韩雪梅的吸毒犯用一把新笤帚狠抽我的头部，笤帚被抽到粉碎。我的上臂多处被抽的青黑，一个丹东叫刘春荣的犯人对倒在地上的我猛踢胸背，象踢铁桶一样“咚咚”有声，我的左胸肋（心脏处）被踢伤，三、四个月里，低头、呼吸都疼。我的同屋的两名同修一个20多岁的大连同修陈丽艳被暴打到休克，耳失聪，视力下降；另一个40多岁铁岭同修王凤兰被一个体貌似男人叫张宏伟的犯人，用双拳直击双眼，当时就打成了“熊猫眼”，耳光被搧了无数，脸和嘴唇都肿得高高的。被全屋的犯人暴打后，还强拉我们去车间劳动。我坐在案板上没动，一个犯人冲出机（缝纫机）位，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我被打的晕头转向。
每天劳动时间在早6：00～晚10：00，至少14小时～16小时以上，加班到过凌晨3点，2000年全年劳作没休息。劳动在催促，责骂中渡过，我们还不会使用缝纫机，就跟我们要“产值”，要完成的数量。我被要求上袖片，180对/天。
两年的被强制奴工中，一直伴随着被要求“转化”——放弃修炼，写保证书。2001年“天安门自焚”煽动仇恨事件后，对我们的强迫转化加剧。被体罚坐小板凳，罚蹲（早6：00～晚12：00），腿肿成硬棒子，连续5天；因拒绝转化，遭电击，头、背、腋下，痛如蛇咬，电击处布满1～2Cm大水泡；时时刻刻被警察精神恐吓，要求“必须转化”，“要么死路一条，出了这个门（劳教所），进那个门（监狱）”。每天战战兢兢，在紧张和恐惧中渡过，看不到一点出路一般，没想能活着出去。
第二次被劳教迫害
在女二所劳教（2001年12月～2005年6月），更名后的“思想教育学校”的“马三家女二所”是特为“转化”法轮功学员拨款新建的专门的洗脑基地，高峰时关押4000人以上，自称转化率达95%以上，迫害手段五花八门，随心所欲。
精神残害。每天被强迫收看、收听辱骂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的宣传报道。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人讲尊师重道，当面辱骂他人父母或师长是对人最大的不敬和污辱，我们每天被浸泡着被强迫接受这样的精神凌辱和摧残。
软硬兼施，身心残害。劳教所利用人身攻击，挑拨离间，威逼利诱等所谓“心理攻势”，辅以毒打，体罚，电击，不让睡觉，冷冻，关小号，单独囚禁等肉体折磨方式，消磨摧毁我们的意志。我曾被关在厕所、走廊里罚站，最长一次连续8天8夜，脚腿肿胀到看不到纹理，头晕脚软，眼前发黑，出现幻觉一样，感到眼前阴蒙蒙的一片，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没根，又象脚下一个坑一个坑似的，看不清路，走不直，几近跌倒才停止体罚。
酷刑演示：蹲小号
被关小号。因为我告诉被“转化”的人，“转化”是不对的，对国家，对警察，对自己都是欺骗，不符合修炼人的原则。被关进2X4m（大约）小空间。一日两餐，两次如厕，手脚固定锁在铁椅子上坐了9天9夜。12月下旬的沈阳，天气很冷，雪花从小屋半开的窗口飘入……元旦前一天被放出，她们把我拉去烤暖气。当晚手脚腿全肿，脚有2倍厚，皮肤要撑爆裂般剧痛，不能走路，上厕所，十几米远的路走不过去，一个被“转化”学员看我可怜，把我抱了过去。脚上布满了2～3cm大的血泡、水泡。手脚麻木失去知觉，手不能持物，拿不起一根针。劳教所害怕了，带我去了医院诊断，没告诉我结果，强迫快速“消炎”，把我手脚拷在铁床上输液，不知是什么药物，入到体内后，伤处刺痛，手指尖象被扎竹签一样疼，难忍异常。强迫医疗的费用是由我们来承担的。这次冻伤，手脚麻木畏寒的后遗症过了一年多才有所康复。绝食反迫害时被强制鼻饲插管灌食，灌盐糊，鼻粘膜，食道被插破出血。
被奴役。被要求剥大蒜，做手工祭品。即可劳动洗脑，又能为劳教所创收。十几个人居住的寝室就是工作间，泡过的大蒜，蒜臭味很重。工艺品材料表面喷覆的是油漆，粘合用的胶，苯醛味极大，呛鼻。常常是两种奴役同时做。但不知这销往饭店的大蒜瓣，质地怎能不被污染？显现奴役者的急功近利，昧尽良心。
劳作中一个叫白素贞的瓦房店六十多岁的老人，患有高血压，加班熬夜，猝死。劳教所对她亲人撒谎说，她有病不吃药，推脱奴役过度劳累而死的责任。还一个叫张树芝的锦州妇女，夫妇以修鞋为生，有一双儿女，家境不宽裕。因不堪家庭负担，希望早点被释放而“转化”。可是“转化”后，劳教所并不兑现承诺，不放她回家，她很上火，一次在洗澡中，突然倒地，在我脚边，体色瞬间由肉色变成青白色。后得知她因心梗死亡了，劳教所仍向被关押者撒谎，隐瞒真相。
那时的每一天就是无休止的奴工，面对酷刑，面对无辜的修炼人被凌辱、被迫妥协，甚至亲见她们的死亡中渡过。酷刑折磨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走廊，厕所，仓库，晾衣场每个角落都能是刑讯室。对坚定不转化的女学员，让男警察逼迫，给戴上头盔，恐吓暴打，强迫屈服，惨叫声不绝于耳。时刻面对酷刑和死亡的随时莅临，马三家的高转化率就是这么来的。这杀人虐心的残暴手段竟无耻的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心中充满悲愤，在恐惧压抑中煎熬渡日。被国际社会广泛知道的被电击毁容，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还有被投入男牢的尹丽萍，都是在那里被死亡，被凌辱的。那时她们曾和我同期被关在那里的三楼“严管区”，苏境时任所长。2005年6月15日，高蓉蓉在那里被虐杀去世；2016年尹丽萍辗转去了美国后，将骇人听闻的流氓迫害经历在美国听证会上向全世界揭示了出来。其实每个在马三家被迫害过的修炼人，内心里都了留下了深刻的被暴虐的印痕，惨烈使很多当事人都不愿忆起那些经历。
2005年我们拒绝转化的，被“严管”，十几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窗户全被封住，只留鸡蛋大的小孔便于狱警窥视室内动向用，被罚坐板凳5个多月，早6：00～晚12：00，腰，背，臀部痛破，连6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因为抵制迫害，我被延期6个月零9天释放，2005年6月7日释放时，身心损害到极度虚弱。
被非法判刑七年
2008年2月25日，我因手机被监控遭劫持，在锦州市看守所关押5个月后，被非法判刑7年（2008年2月25日～2015年2月24日），送辽宁女监，迫害经历：
（一）逼迫转化。关到封闭的房间里，污辱灌输，洗脑转化，历时5个月。罚坐小凳。60cm大的地砖，每天坐13小时以上，臀部磨破起痂，刮蹭疼痛。每天4次如厕，不敢吃喝，被刁难的尿裤子。
（二）劳役。和杀人犯，贩毒，吸毒，卖淫，诈骗犯罪的人关在一起，每天13小时以上奴役（早7：00～晚7：00），之前劳作时间更长，迫于劳动法和各方面的监督制衡，劳动时间得以限定在这个范围内，缝纫制作警服及市场服装。劳动节奏快到仿佛被狼狗，野兽猎食的鹿群，在飞快的逃窜中要完成高额生产指标。完成且不能出错，否则要被责骂，电击，体罚，完全不是在对人，如对牲畜奴隶般的奴役虐待。劳动强度大，吃不饱，要依赖家里寄钱补贴营养。日用品，被褥也要自己买，监狱物价贵。增加服刑人员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三）氛围。监狱里故意营造出的人际氛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不敢信任，不允许有更多沟通交流，人与人之间有着强烈的心理戒备与防范，内心变到冷漠。那里只允许服刑人员相信并靠近“政府”，鼓励告密，所以人人自危，胆战心惊，生怕出错。搞株连，三人一组行动，达到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目的，所以犯人们是没有一点身心自由的。服刑人员们时时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活着，象是随时警惕高悬皮鞭会突然落下，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焦虑。
侵犯隐私权。全程监控，劳动、生活方方面面，包括卫生间，洗漱间都装置监控器，女人们洗澡，上厕所都能通过省联网随时被看到，没有任何隐私权。
通信被检查，和亲人通话被监听。（中共）政府利用造谣污蔑手段给我们这些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安个“罪名”，把我们塞进监管场所，再利用刑事监管手段，使所有强制迫害得到了实施。
由精神到身体的损害。监狱制造出的暴力高压和极度孤独恐惧的气氛，使每个人不敢讲出心里话，不能说真话，不敢相信任何人。人的天性是需要真诚友善和崇尚美好的，中共的监狱完全在背离和扭曲和摧残着人性。监狱里除了要求服从暴政，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犯人们只能说些似是而非，言不由衷，自我作践的废话，内心的屈辱和压抑感让人窒息。高压扭曲下的灵魂唯一的愿望是解脱：早点离开这里，能活着回家，远离这恐怖的人性炼狱，远离无处不在的身心折磨。
由于生存状态差，心理压力过大，很多人长满白发，掉牙。浸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性被刻意的强力扭曲，这就是所谓的“改造”，生不如死的身心折磨。感受到他人的苦痛，心里难过，我的牙也开始疼，痛难忍，逐渐松动、脱落。在狱中，门牙、臼齿掉了7颗，不能咀嚼，吃饭靠吞咽，时年不足45岁。2015年出狱后看牙医，诊断说，满口牙上火“烧”坏了，几乎全部丧失使用功能。镶过两次牙，现仅剩7颗，其它全为义齿，花费近6000元，靠亲友资助。
其它迫害
对家人的精神伤害。弟弟和姐姐的工作因我被迫害的原因受到株连，被辞退和遭冷遇；婆家几乎和我断绝来往，因为我不想曾经的一家人反目成仇，多次主动去讲清道理，化解了误会，但是被割裂和中断的亲缘永远不能弥补。妈妈多年来为我焦虑担心，2008年2月我第三次被劫持时，妈妈为我寻求法律援助时，遭遇严重车祸，被撞飞起头着地，万幸余生。
经济损失。刚入狱时，家人找不到我的下落，聘请律师，花费30000元，因二审没开庭，律师费白花了。还有，家里每月汇钱供养狱中日用，我（们）的花费是最少的，每月也得300～500元不等。加上家人来往花费，误工等费用，非法关押7年保守算，花销在50000元以上，且不算我本人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取得合理经济收入，并创造应有社会价值的损失。
自1999年10月失去公职后，有12年6个多月是被非法关押失去人身自由的，没有经济收入，被迫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为监管场所创收，日用却由家里供养。在劳教所、监狱之外，由于迫害的形势在，行踪受到监控，社会歧视等因素限制，打工维生只能做些零工，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经济状况一直很拮据。
2015年结束冤狱迫害后，考虑到生活需要有个基本保障，我去询问过社区、国保等部门：政府对我（们）的生活，是否有就业政策？有所安置？回答是，没有。古塔区国保直接就告诉我，不改变（信仰）就不管，甚至恐吓我，可以随时把我再送进去。这就是中共利用“政府”对法轮功问题上采取的流氓态度。为了谋生和减少家人的操劳，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打工，因和社会脱节多年，没有特殊技能，要做好工作，就要多出力，所以更加劳累。
因被迫离婚，2015年我出狱后无处可去，母亲家收留了我。可是到了什么所谓的“敏感日”，社区、派出所，国保等部门就会到家里或打工场所来问询，骚扰。搅得母亲一家很惊恐，打工单位也面临压力。那年我母亲七十六岁，这些搅扰让我感到很愧疚。其实已经经历了十六年残酷迫害的我多么希望能和家人在一起，得到家庭的温暖，有个安心点的环境修整下疲惫的身心。可是，无处不在的“幽灵”像噩梦一样没有随着监禁的终止而结束，而是将祸害的触角延伸到它能触及到的任何层面：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处，每个角落里，都渗透着它恐怖的阴影，无所不在，避之不及。
母亲家拥挤，三代同住，上老下小，给她们带去这样的恐慌于心难安，我决定离开，租房住，每月1500～1600元的工资，扣去房租，水、电、煤气费、手机通信等费用，两餐是基本靠单位提供的工作餐，不再花费。生活日用花销被缩略到最少，保持最简单的“两点一线”的生活。再尽尽孝心，月薪几乎不剩。工作之余回到租房，身无分文，又疲惫又孤独，感到被盘剥尽自由，青春，精力后，从零开始的艰难。生存没保障，更谈不上什么品质，至于人际交流、应酬等，只能回避，自然的和社会疏离。相伴的还有潜在暴力迫害的威胁，担心会被监控，随时被抓，被骚扰。2015年我因手机被监控遭劫持，让我首次认识到了这种迫害手段。中共治下的这个社会是个更大的监狱，恐怖无处不在。有形无形的桎梏操控监禁着所有的中国人，求生都艰难。
2019年年满50周岁，面临退休，去社保部门咨询“办退”事宜，被告知要补足退休金缴费欠款，最低要补够15年，我还差4年8个月。因为99年10月，原工作单位因迫于“上级的精神”（我厂原党委书记语）将我辞退，并停止再为我缴纳养老保险金。2015年出狱后，我想自己补缴接续，但是没钱补，只好暂时搁置。到2019年面临退休，也明显感到气力衰退，不适应打零工的强度要求。想借钱补足欠缴金额，如期退休使晚年生活有个基本保障，家人也放心。
可是来自经济上的迫害制约远没有终止，2018年锦州市人社局下发文件中规定“扣除退休人员被劳教，服刑期间的缴费年限”，意味着我有12年6个多月的时间是不能计算缴费年限的。原本31年（1988～2019）的工龄将缩水，不足20年，退休金减少，退休生活保障明显降低。诚言，此时若让我来补缴这12年多的欠缴费用，我也补不起。指出的是，如果没有这场强加的迫害，我是不必独立来承担这份经济负担和惨淡的晚年生活。
想到4岁多就失去母爱，如今已25岁的孩子；面对为我操劳担惊受怕的80多岁的母亲；面对自己人生中本该尽到的社会责任，悲怆至极却流不出眼泪。表面上，迫害毁掉的只是我个人的人生，可是迫害的“泥石流”冲击的何尝不是社会稳定和存续的道德根基？要摧毁掉的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良心。中共政府肯花尽四分之一的国力，镇压良善，不顾民生，用纳税人的钱来迫害纳税人。法律被随意滥用从精神到肉体到生命的残害好人；国家财富不是用在利国利民，延续国家民族未来的事业上，而是被消耗滥用在摧毁道德、打击善良上，这不是正常社会的作为。
中国不是中共。世界需要“真善忍”，人间的法律同样是维护公平正义而存在，不是被强权滥用的工具；善恶有报，愿邪恶的迫害终止，愿好人拥有自由；愿中国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不受恐怖、动乱和欺骗的侵扰；愿所有善良的人拥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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