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次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后,丈夫(同修)去信访办讲真相、到天安门打横幅证实法,大面积在同修中交流,让更多同修走出来证实法。之后,丈夫遭无理解除劳动合同、流离失所、被关押、被劳教。二零零六年,又被邪党非法判重刑。
那时,我看到明慧网上有地区已经有律师开始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就思考,难道我们本地就没有律师敢站出来吗?我开始去一家家律师事务所找律师,给他们讲述我们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大多数人表示同情,但好多人不敢接案子。其中一个律师告诉了我,同修A的丈夫是在哪个律师事务所。于是,我就直接找到A的丈夫。我表明来意后,想不到他非常同意做我丈夫的律师,并且他还建议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最好也请律师,于是我找到其他同修的家属,在这位律师的介绍下,我们很快为其他同修都请了律师。
这些律师大都知道邪党的邪恶,他们都很智慧的与当事人沟通。二零零六年同修被非法开庭的那天,在全市及周边县城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几位律师堂堂正正的为同修做了无罪辩护。
那时,律师辩护虽然在法律层面剖析的有限,但是,在当时撕破了邪恶伪装的面纱,律师能及时的把里面同修受迫害的消息带出来,有力的减少与制止了邪党恶人对同修的迫害。
二、给各级狱警讲真相 终得会见
二零零六年夏天,丈夫被非法判重刑,被关押到异地城市,我们辗转知道消息后,就去会见他。
可是狱警以丈夫不“转化”和绝食反迫害来拒绝我们相见。我开始给接待我的包班队长讲真相,他说:这事不是我说了算。我又找到教导员,他和我交谈后,我从法律层面给他讲,法轮功没有违法,是江泽民(元凶)在违法,迫害信仰自由……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四个包夹犯与四个警察严加看管下,我和丈夫隔着一张大桌子相见了。
这次会见,我机智的把师父的新经文给了丈夫。在这期间,丈夫一直绝食反迫害,并遭到野蛮灌食,狱警及犯人把他固定后,拿来很粗的胶皮管子,故意在鼻腔来回乱捅,直到他痛苦得休克过去,然后把他弄醒,再捅。
二零零七年四月到十二月,狱方给丈夫单独设置狱中狱,六个犯人看管他一个人,只有队长和这六个犯人才可以接触丈夫,在这期间,也停止了我们的会见。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家不同的人一次次去监狱,一次次不让接见。二零零七年年底,那时北方刚下了一场大雪,我和公公、姑姑及孩子又一次来到监狱,由于是年底,我想他们应该让见个面。
我找到狱政科科长,这个科长有善心,多次帮助过我们,找到他后,他说:“这次我也帮不了你,这次是从上到下共同开会制定的方案,谁也不能打破。”我一听这个阻力是来自上面,于是我找到当地同修,与她们交流,她们鼓励我要给上级讲真相,因为师父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上哪里去讲真相,法官、律师、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人物,我们都去讲。”[1]明确给了我们答案,于是我心里有了底,同修积极配合,他们告诉我支队长及监狱长分别在什么地方办公。
第二天,我来到支队长的办公室前,在办公室走廊里来回走了好几趟,有些害怕。但是想到丈夫时刻在危险中,我敲开了支队长的门。我表明了来意:“我来了好多次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接见家人。”我也说了我的顾虑,因为那时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已揭露了出来,我担心我的家人会出现什么不测,他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说,这事不归我管。
接见的事情依然没有突破,我带着老人和孩子也来了好几天了,丈夫也将近一年不让接见了。回到简易的旅馆里,我问姑姑(同修):“你这次来是抱着什么心态来的?”姑姑说:“我这次来的心态,就是不让我见,就不走。”我又把目光转向老人和孩子,他们已经跟着我们饱经风霜,但是目光中没有退缩。
第二天,我骑车直奔监狱的办公大楼。门口的两道警卫,我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我随着上班的人群来到楼上。我来到监狱长办公室门前,毫不犹豫的敲开了门,我不卑不亢的介绍了我的来意及处境。他说,他知道我的丈夫,随后问我炼不炼法轮功?我没有直接回答他,他又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老师。
他开始拨电话,一会儿,一个满脸黑气、粗胖的人来了,那人毕恭毕敬的对监狱长说话,我知道是他的下级,后来知道他就是狱政处处长。监狱长指着我,对他说:“把她的事处理一下。”于是监狱长让我跟着他走。
出了监狱长办公室,狱政处长把我领到了一个房间,大声的对我说:“你等着!”于是,我在那个房间边等边发正念。过了大约十五分钟,他走过来,大声恶气的对我说:“我让你接见,你得答应我们的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你不能谈论法轮功的话题。”我知道我不能答应他,于是我说:“我每次接见,你们都录音、录像,大、小队长都在那儿看着,想必他们都会给你反映情况,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下级,看看他们怎么说。”我知道,刚才他出去的这段时间一定是与下级沟通去了,经常帮我忙的那个狱政科长肯定会帮忙说话,那个教育科长也不会阻拦的,于是他说:“你去吧!”
我们打破了旧势力通过隔断同修对外界的联系,从而抵消他们正念的企图。我见到了丈夫,他给了孩子一个小礼物,并且让我们给他聘请一个律师,控告狱中恶警。
三、控告恶警
我把丈夫的想法告诉其他家人同修后,我们商量着怎样请律师。这时,丈夫通过正义的常人把他在监狱受到的迫害传给了我们。我们看到丈夫在里面受到的非人迫害后,非常震惊,我们陆续曝光此监狱的恶行后,相邻城市的一位同修大姐找到我们,她说愿意帮我们找到这方面有经验的律师,于是我们聘请到了(中国)国内有影响的律师,手续办妥后,我们带着律师到了丈夫被非法关押地。
律师的到来,给监狱带来很大的触动,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有替法轮功学员说话的律师,于是他们开始刁难律师,律师的大胆及理智让他们根本不敢有半点怠慢,于是他们层层请示,在请示等待回复时,突然停电,这样,工作人员找到了推脱的理由。
在经过两天两夜的正邪较量后,他们同意了律师会见我的丈夫。第三天会见时,他们如临大敌,害怕我丈夫会拿到他们迫害好人的证据,于是把丈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搜了遍,但是丈夫还是智慧的把他在狱中受到恶警的迫害及目睹警察把一个常人逼死上吊的材料给了律师。
律师拿到材料后,根据内容写了控告值班恶警的控告信,分别向监狱、省市两级检察院、最高检察院、法院、人大、纪委都邮寄了一份控告信。同时,当地同修也把材料做成真相资料,在当地散发,当地驻检开始调查迫害丈夫的恶警,丈夫每天不停的写申诉与检举信,这样在(中国)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在律师的配合下,狱方对恶警做了撤职、调离的处理。
恶警被撤职、调离的结果震惊了整个监狱。丈夫回来后说,自那以后,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处境有所改善。自此,里面的犯人及狱警都对我丈夫另眼相看,再也没有一个犯人及警察打过丈夫一下,会见也从来没有再过份刁难过。
我们家人也智慧的给丈夫传递着师父发表的每一篇新经文,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及同修的体会也源源不断的传到丈夫手中,丈夫把得到的经文誊写好后,再传给其他同修。
丈夫的状态带动着整栋楼的同修,他们也敢公开炼功,被所谓“转化”的同修也声明作废,丈夫在里面也堂堂正正的讲真相,三退名单不断的被带出来。等到丈夫出来时,他说整个中队一百多人,只有两个新来的接触不上,其他的都做了三退。
四、单位领导说:“我保护你,你保护我”
我们单位有个领导与我们家有很大的渊源,在迫害开始时,他曾任我们老家的县委书记。那时,孩子的姑姑也是同修,他曾长时间与她交流过。一年后,他调往另地。十年后,他来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当了一把手,并主管迫害法轮功。
我知道后,做了精美的卡片并夹着真相信在异地给他寄过来,在一次与他的接触中,他说:“我的同学给我讲过,你一定要好好的,如果你被判刑了,我就没办法了。”
去年过中国年时,我约他到我们家,我与家人全面给他讲了真相。临走时他说:“只要我在单位一天,我保你没事,我保护你,你保护我。”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但你保护大法弟子,我的师父一定保护你。”
五、法官说:“向你们的师父表示节日的问候”
二零一六年,我地一同修C被绑架,关押到异地某县。我曾经与C同修家人及律师见过主审法官,但是我没有给他讲真相。
于是,我与C同修家人约好,几日后我们去找法官。接下来的几天,我抱着救法官的心,一有空就发正念,清除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几日后,我们如期到了法院,我放下一切人心,按着他们的程序登记身份证及安检。
这时,那个主审法官正好走上楼来,见是我们,他一边审视着我们,一边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对我说:“你好象没来过。”我说:“我跟着律师来过,只是那时你接待律师,没有注意我。”我接着说:“刚才陪审法官说我们老来,我想向你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一次次来,我们的家人(指C同修)关在这里,他在里面受苦,我们希望你们把他放了。如果不放,我们是修炼的人,他受的苦将来会有说法。但是,你们所有的参与者,作为我们大法弟子,不想让你们这些无辜的生命受到牵连。我们的同修来过,我也来过,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所以我们一次次来,就是不想让你以后受到追查与牵连。”
说到这里,他开始正视我,我知道刚才的话,他听進去了。
那时正是中秋节的前夕,于是我说:“在此表达我的问候,希望你与你的家人平安,全家团圆。”他也马上说:“也希望你的家人平安,全家好!”那个陪审法官见她的上级这样,也改变了态度,说:“你们说的真好。”我说:“不是我好,是我的师父好。”
主审法官接着抱着拳说:“在此,向你们的师父表示节日的问候!”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二零零三年美中法会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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