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鹤岗市法轮功学员赵锋慧遭受的迫害
我叫赵锋慧（曾用名：赵丰慧），男，1982年毕业于辽宁省阜新矿业学院（现更名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后分配至黑龙江省鹤岗市煤矿建设工程处（煤建处）工作，1986年转到中国建设银行鹤岗市支行中央科，担任拨款员，负责大型工程项目的拨款工作，后中央科改为中介部，继而转做工程监理。
1993年身体经常性出现肝部疼痛，夜里睡觉只要压迫到右边肝脏就疼痛难忍，无法入睡，去鹤岗市传染病医院检查，确诊为乙肝和疑似肝癌，医院开了很多药，吃过后疼痛未减轻，病情也未好转，从此开始接触气功，练过多种气功，效果都不明显，身体上的病痛仍未得到缓解，后又经常找人算命，找了很多偏方，也没见好。
1995年6月中旬，我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培训时，第二天在操场上看到有人在炼功，我也跟着炼，炼功结束后，当时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到住处后连续看了3天，看了3遍。看完后觉得非常震撼，明白了宇宙真理，人来到世间干什么，将要往哪里走。
在培训结束后回到鹤岗家中，开始每天去炼功点炼功。有一天睡觉时，梦见有一个人向我走来，我心里知道是师父来了，他用我的手从身体的右边肝区部位拉出黑乎乎一样的黑色物质，前粗后细，越拉越细，最后全部拉出来了，从此我肝部疼痛就消失了。原先家里的一盒盒、满抽屉的肝病药都扔掉了，其它的气功书也都烧掉了，供的佛像也送到庙里去了。
一、在单位被迫害
1999年的7月22日，建设银行组织观看中央的新闻联播，当时播放的是邪党要求共产党员不可修炼法轮功等内容，观看后领导挨个找单位的法轮功学员谈话，让我们放弃修炼，表态不修炼的马上放行，继续修炼的则直接被带到下级支行——鹤北支行非法关押。
到达鹤北支行招待所后，我向窗外看去，当时天气乌云翻滚，燕子低飞，7月的风像秋风一样冷，鹤岗市纪委副书记、科长等五、六个人来到招待所，轮番对我们强行说教，让我们放弃修炼。我表示要继续修炼，又被带到富力的一处个人招待所（是当时的临时监狱）。在里面，鹤岗市工农分局的恶警试图对我进行转化，看我不为所动后，开始对我进行恐吓、威胁，并污蔑法轮大法，这时有一名善良的警察，在他的劝阻下，我未受到皮肉伤害。后来鹤岗市向阳分局出示了一份取保候审的保证书，让家人和我单位领导签字后便释放了我，我也回到单位继续上班，这是我第一次被非法关押。
回到单位后，单位安排了两名同事监视我，一名叫孟丽，另一名叫张丽萍。我原本的职务是工程监理，但单位为了便于监视我，不让我再从事工程监理的工作，把我派到哈尔滨建行省分行招待所里做了一个多月的核销贷款。我回到鹤岗单位上班后，9月30日，市公安局派人来到单位，让单位领导找我们写不上访的保证书，我们拒绝保证，便直接被关押在了单位，一关就是7天。
十月一日后单位将我和两名同事开除，并把我们送到了鹤岗市第一看守所，我被关押在一个监室里，由两个杀人犯来包夹我，他们坐在我的后面，不让我睡觉，打瞌睡时就往我后脑勺重重的打一拳，冬天只能用冷水洗澡，洗澡时被这两人使劲泼冷水，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两个馒头或一个发糕配白菜汤。到了12月份时，鹤岗公安局副蔺局长和市政保科长到狱中提审我，并告知我说人大有一个“两高”通知，已将法轮功定为××教，我那时听信了他们的说法，便妥协了，回复说，既然是“两高”定的，那就按法律走吧。我就这样被释放了。
二、去北京上访被迫害
1999年中国大年三十，我们以为中共高层不了解法轮功是好的，怀着善意，和另一同修两人打算到北京信访办上访，刚到北京，还没到信访办我们就被恶警绑架了，绑架到鹤岗市委在北京的办事处，一个警察头模样的人要把我铐在暖气片上，另一个鹤岗市南山区警察上来讲情，就没铐。第二天是大年初一，看守我们的两个警察都到天安门去玩了，无人看守我们，我们悟到不应承认这样的迫害，便逃了出来。
无处可去的我们，站在北京的街上犯愁时，其中一名同修想起与北京一名同修认识，我们便去了他家。到了这名北京同修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家的厂房住过许多来证实法的大法弟子，但后来被北京警察破坏了，现在已经被监视，不能再住了，为了我们的安全，给我们介绍了另一名北京同修韩俊清（2004年已被迫害致死），就这样，我们4人便在这名同修家过了年，在那里遇到了许多来北京证实法的外地同修，其中有一名叫白云的女同修，她和我们4人一起开始了南下的流离生活。
我们先后到了郑州、南昌、广州、深圳等城市，流离了大概半年左右。在2000年6月份我们又回到北京证实大法，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遇到了两名对修炼比较坚定的同修，他们都是江西的老师。我们连续打了三天的横幅，在第三天的时候被邪警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而我被转关押到了北京东城区看守所（或西城区，记不太清了），在这里我不报姓名，恶警就无法把我分配出去。
我在看守所绝食了6天，在第7天的时候我被劫持回了鹤岗当地的第二看守所，押送我的是鹤岗市矿务局十三场保卫科的一个人和矿务局公安处一个姓刁的警察。我被关押在第6监室，因在监室里炼功，又被转关押到了第4监室，进去后在一个姓迪的警察的唆使下，狱头（外号二林子，是当地有名的黑社会头目）指挥二十多个人对我拳打脚踢，当时我并未感到疼痛，只觉得身上像淋雨一样。他们见我这样不怕死就停止了对我的殴打。我继续在监室中打坐炼功，当我一盘腿时，一名姓齐的犯人就往我后脑勺使劲一拳，哐哐地打，他见我未动心，问我：“你不怕死啊？”之后就没再打过我。迪警察见我还继续炼功，给我的双脚砸上了一米长的支棍，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给摘下，这样带了一周，摘下时双腿已经不会走路了。
一个监室按要求只能关十二个人左右，却关了二十多个人，睡觉时只能容纳十二个人左右的大通铺，狱头自己就占了两米，其他人睡觉时只能立着肩，一个人手抱着另一个人的脚，头和脚颠倒着睡，这地方才能够，夜里上厕所回来后，要砸卧，不然无法挤出躺下的空间。
三、第一次被劳教迫害
到了7月份时，鹤岗市公安局一个姓蔺的副局长带着政保科科长来到第二看守所给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开会，表态放弃修炼的可以回家，要修炼的则继续劳教。我表态要继续修炼后，就这样开始了被他们非法劳教2年的生活。
7月份到了鹤岗市劳教所后，劳教所所长姓董，副所长姓顾。还有李清文、赵启来、赵启增、宫再强、杨永英、姜允静、孙世宏和一个姓周的同修等人。我们后去的几个人被分到了三大队，当时的三大队有大队长王福贵、教育队长齐燕伟（以前打死过人）、劳动队长杨春、中队长两人一个姓金的和一个姓张的、狱头梁兆明、打手张小燕（张中队长的人）和一个姓龚（金中队长的人）的几个人。 9月份的一天，杨春当班，开始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迫转化，转化的方法就是打，用大约4x6cm的桌子腿硬木大方子，让我们撅着屁股，梁兆明、张小燕和姓龚的轮番的使劲打，当时我被打得就昏死过去了，过了多长时间醒来也不知道了。之后集中我们反复的观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和编造污蔑法轮大法的书。由于迫害大法弟子，杨春给梁兆明、张小燕不同程度的减期。到秋天时，就让我们劳动，给劳教所挣钱，有一天，我们听到梁兆明向杨春要减期，我们才知道打我们是杨春指挥的。
2000年11月份，我们被转到二大队，到年末的时候，我和姜允静、赵启增3人向劳教所宣布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坚修到底，以前写的“三书”全部作废，这样我们又被转回了三大队（三大队也叫教育队和严管队）。有一天，一名姓张的中队长，把姜允静叫出去了，等他回来后头部却被包裹起来，我们看到这样，就知道他又被打了。
2001年3、4月份左右我和姜允静、赵启增3人被转到了绥化劳教所，到了绥化劳教所，一开始我们都在第一中队，后来为了便于转化我们，就将我们3人分开了，关押到了不同的中队，他们两人继续留在第一中队，而我被转到第二中队，在这里我遇到了依兰县沙河镇的大法弟子于连和，也是没被转化的，他跟我说，“依兰县打骂、上大挂都没转化我，你们想转化我，痴心妄想！”有个恶警教导员问我说，你说没转化的怎么还骂人呢？我当时就想，你们是邪恶的东西，虽然大法弟子骂人不对，真正的错并不在他，我要维护大法，就跟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是入乡随俗的，在劳教所里不是打人就是骂人，他在这里长时间被污染。”有一次，一名姓郭的指导员整了一条小狗到中队，一到晚上就嗷嗷地叫，使大家都睡不着觉，然后我就前去大声的呵斥他们，第3天他们就把小狗牵走了。
大约到了中秋节前，劳教所的邪警们要挣些外快，接了某粮食公司“挑豆”的活，就是让我们把坏的豆子挑出去。我们在要干这活之前，两个中队排着队一进一出的时候，姜允静偷偷给我塞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不要听信邪恶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挑豆子是对大法弟子的一种迫害，我们不能承认它，所以我也没有参与挑豆子的活儿。
有一天，来了个七台河的大法弟子叫黄忠修，他从进大门一直喊到院子里，边走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来我才知道，每当狱警要迫害大法弟子时，就会播放高分贝的音乐掩盖大法弟子的惨叫声，他进来没多久就被迫害死了。当时一名22岁叫蔡勇的同修知道后，领着大家绝食，没过多久这名同修也被迫害死了。
我绝食到第21天的时候，一张报纸被风吹到我眼前，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我悟到了这是要我放下生死，那天我发正念时，透过铁窗向外看，天空尤其的蓝，一丝云彩都没有，我就悟到师父要救我出去了。第二天，劳教所的医院给我连心电图体检，测试时我浑身哆嗦，表现出快要死的样子，之后我就被当地派出所所长刘笃江，南山区610办公室的王旭、财政局的王凤蕾和我的岳母于桂英，妻子常虹接回了家中。
2002年快到元旦的时候，光明派出所的所长孙宏武打电话叫我过去一趟，当时就把我扣下了，在派出所指导员的带领下，来了十来个恶警对我家进行了非法的搜查。指导员在吉它里搜出了两本《转法轮》和我妻子手抄的《洪吟》小笔记本。当时办案警察叫丛卫东，想要查出小笔记本里的内容是谁写的，孙宏武未同意。
接下来我就被他们绑架到鹤岗市第二看守所。在我被非法关押了十多天的时候，我后背及肩膀突然十分疼痛，满头大汗，在大铺上来回翻滚，痛得我声嘶力竭的大叫，见我如此难受，狱头马上报告了当时的看守所李所长，有个恶警恶狠狠地说：“如果你是假装的，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我被送到了鹤岗市医院，我爱人、岳母以及我爱人的三姨都赶来了，并且由我爱人支付了医院各项检查费用。经医院数次检查后，确诊为脑血栓及胆结石满贯，医生嘱咐说，千万不要吃花生米和鸡蛋，特别是鸡蛋黄。（当时我想，从业力的角度上来说，吃鸡蛋黄或花生米就是加速业力的死亡，所以我专吃两样。几年后，那些所谓的结石都从我的脚掌上神奇的掉了下来。）
就此我一粒米一滴水都没进过，一直持续了22天。在这期间我也有强烈的喝水吃饭的欲望，大老远都能闻到水的甜味，难受的不得了。后来我就背师父《转法轮》中最后那几句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1]，反复的默念了二、三十分钟后，就不渴也不饿了。这期间我爱人及我岳母也为我奔波，跑遍了鹤岗市的有关单位，并声称要去北京上访。就这样22天后，我被以保外就医的形式走出黑窝，于2002年黄历中国新年前回到家里。
四、第二次被劳教迫害
2002年4月，鹤岗市大法弟子为了讲清真相，插播了电视台的信号，对全市百姓播放了天安门自焚的伪案节目，恶警开始对全市大法弟子进行搜捕和迫害，这次被劳教的大法弟子将近70多人。光明派出所的恶警丛卫东又再一次将我绑架到鹤岗市第二看守所，我被非法劳教三年。丛卫东为了升官往上爬开始给我编织假材料，企图给我判刑，我开始劝他，我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我不信这个。”我说：“你跟江泽民跑，他也不认识你，咱们乡里乡亲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之后他再也没来过。
2002年年末至2003年年初，我们70多名大法弟子曾一起被关押在鹤岗市劳教所第三大队，后来我和孙德昌、李玉章、闫国强等十几人被转到鹤岗市劳教所第一大队，每名大法弟子都被两个普教“包夹”，有一天，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进行强制转化，并唆使狱头逼着大法弟子背对着他抱头弯腰接受挨打，我明白了他们是要重演2000年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手段，我想起了师父说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2]立刻走上前告诉邪恶说：“你要打先打我，别打屁股，照我的头打。”行恶者说：“打你头我也犯不上啊。”就这样，阻止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第二天，他们就把除我之外的其他大法弟子都转到了最邪恶的鹤岗市劳教所第三大队，后来我听说，邪恶之徒在那里对所有不接受转化的大法弟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2003年10月，劳教所要求所有的劳教人员“出工”，也就是要所有人为他们干活赚钱。我和三大队的孙凤力，二大队的徐自成因为不放弃修炼，就被集中到了第三大队，不用“出工”。一天，年纪较小的孙凤力说：“两位大哥，到过年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人加个菜。”我和徐自成异口同声的说：“不用，我不在这过年。”年末的时候，徐自成开始绝食，由于劳教所封锁消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因为徐自成的绝食，第一大队那天没有“出工”，大家都在工地休息，我那天突然发烧，队长要我回到宿舍，我刚坐到床上就昏过去了，失去了知觉，脸被不知什么东西撞出了血。等我醒过来，有人告诉我昏倒的状况，我再次开始绝食，不吃不喝。22天后，在家人的营救下，我被儿子背回了家，从一个190斤的胖子，变成了80斤的骨瘦如柴的人型。
回家的第二天，劳教所警察就到我家进行骚扰，监视我，我在家中的这段时间，他们不分时间的对我家进行骚扰。为了避免骚扰和再次遭受迫害，我和家人离开了家乡，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
2017年的时候，我回到建行办理退休手续，谭姓行长吩咐保安不让开门，之后就有警察跟踪我，后来在同事的帮助下，才办完了退休手续。在此，向对法轮功伸出援手的释出善意的同事们致谢！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