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应遵从天命 勿为邪党卖命
包拯任监察御史时，他曾在宋仁宗面前七次弹劾贪官王逵，三次弹劾外戚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
包拯为了防止权贵们找他“走后门”，完全断绝了与他们的私交。堵了后门却开了前门，规定大开官府正门，凡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呈现了“前陈曲直，吏不敢欺，是非明辨”的局面。
包拯严于律己，生活俭朴，清正廉洁。他的“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广为流传。端砚闻名天下，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包拯曾任职端州，任满后，端州百姓万人空巷来码头相送，携物相赠，都被包拯一一谢绝。有个人将一块最上等的端砚用黄布包好，悄悄放进舱内，想包拯到了地方也就收下了。包拯的船不久到了羚羊峡，本来风和日丽的天气却突然风起云涌，大浪不止，几乎快要将船给淹没了。包拯下令停船，暗自诧异：“我包拯在端州清淡如水，如何惹的天公这般动怒？”于是命人查看行李。果然发现了一件端砚。包拯将端砚扔进江中，砚一落江，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
古人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造物主造就了世间万物，并没有任何的偏袒，而只有赏善罚恶，奉行正义的道德信念才是人世间最高标尺，才是符合天意的行为！这样看来，法官的“天命”，应当是维护正义，维护天理，维护公正，从而制约权力的膨胀，规范社会的行为准则。
然而，自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执政以来，文革、破四旧、反封建、改造思想、划清界限，用了数十年时间，系统地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不信神，不信佛，笑贫不笑娼的败坏状况。
而司法完全沦落为中共权力的统治工具，法官听法院的，法院听党的，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党说的话就是最大的法，本应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官，置自身应当恪守的“天命”不顾，而完全任由“党命”摆布，跟随中共兴风作浪，为非作歹！
据明慧网报道，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晚十点半左右，河北宁晋县法轮功学员李志勤正在一楼的房间里睡觉，屋里关着灯，十几个警察突然翻墙闯进，把李志勤拽起来就打。李志勤的儿子当时在场，大喊：“你们凭什么打人！”上前理论。李志勤戴着手铐被拖走，第二天晚上家属被告知李志勤死亡。李志勤的尸体被公安局悄悄送到邢台殡仪馆火化，说是突发心脏病死亡，可李志勤生前一直在干体力活。
二零一四年初案件的代理律师及李志勤的亲属开始向北京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辗转数次奔波，把材料递到了最高法院赔委会办公室。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最高法院做出立案决定并在网上公布，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成立合议庭，审期一百八十四天。家属和律师一直期待最高法院能开庭审理，揭开李志勤被迫害致死的真相，还家属公道，却迟迟等不到开庭的消息。直到二零一五年一月才打听到，案子已经在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审结，家属连判决文书也没有收到，律师询问后，最高法院才给律师寄了一份。最高法院裁定书认为河北省高级法院和邢台中级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称“你们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驳回。”
没有开庭、没有质证、没有调查，最高法院在一个月内迅速做出驳回反应。这说明了什么？中共法制的幌子还能撑几天？
这次到北京最高法院申诉，律师通过调查，详细整理了宁晋公安局出具假材料的证据，和李志勤被打死的证明材料，但最高法院没有采纳，仍单方听信宁晋公安的荒唐举证，对公安人员夜间绑架对李志勤暴力行凶的行为不闻不问，维持原判。
古代的衙门设堂鼓，可以击鼓鸣冤官吏即刻升堂，即使大理寺、金銮殿也可以滚钉板立即受理。因为古人都知道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道理，决不会一个运动接连一个运动地折腾老百姓。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假错案祸害人民。
清朝末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是一部反映晚清慈禧太后为民申冤，不惜惩治二百多个贪官污吏的真实故事。而中共统治下的法轮功冤案比比皆是，中共各级公检法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有句古话，人不治天治。一些为中共卖命的法院正、副院长们，也纷纷厄运相随。据明慧网《迫害法轮功 70名中共法院院长遭恶报》报道，已有七十名中共法院院长，他们都是被官方网站公开通报、审查、免职、判刑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七十名法官被惩治，也在警示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法官们，在正义与邪恶面前，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对于被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要再听信邪党的指使。
对于真善忍修炼者心生善念，就是对普世价值的尊重，就是在邪恶势力面前选择了正义，就是在践行法官这个角色所担负的“天命”，也是去除中共红魔强加给人的“党命”，选择在一念间，但这一念却是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