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西人学员：精進学法实修　证实大法

我们遇到的第一关就是在逐渐步入修炼的过程时，被转到德国东部工作。我们被迫脱离了帮助我们的同修，只能依靠自己修炼。虽然我们有继续修炼下去，但环境的转变却打乱了我们修炼的進度。

接触大法后，我深受启发，非常积极的学法，会见缝插针，利用每一刻的空闲去读《转法轮》。之前，我属于不可论主义者，会质疑上帝和耶稣的存在，对有这些信仰的人满怀抵触，但得法后就不会了。

不久之前，我面临了一个有关生死的考验。在修大法前，我是个药罐子，时常生病，至少每一个月卧床好几天。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明白了患病和业力的关系。所以等我再次生病时，就把病当作消业的过程。那时有人提醒我，如果我不尽早就医，不把疾病当一回事的话，长期下来病情会愈加严重，面临死亡的隐患。然而，我知道若把自己当作是修炼人，就不应该依靠药物，而是积极地去消业。没过几天，我的病症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九九九年下半年，我们得知一名同修在大陆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对我们来说是无法理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或可以发生。我们远在奥地利郊外，对中国内部的消息知道的不多，自那时起才得知，法轮大法这么好的功法竟然在中国被迫害——真是难以置信！

在奥地利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好了，而我们和其他同修也每周多次相约，在布尔根兰州（处于匈牙利东部的州）一起学法炼功。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谈到中国正在進行的迫害，商量我们应该如何帮助那些同修。

最后，我们决定在维也纳举行一个讲真相活动。之前，我们没人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都是摸索着过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些同修在维也纳的旅游景点炼功，其他同修立在展位处，负责回答人们的问题。起初，这种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感觉让我感到有点不自在，但是过了几天后也就习惯了。

我也发现，大法中看淡名利和欲望的标准逐渐改变了我的心态。二零零零年的我听师父广州讲法时，曾想：“要去掉自己对名利的执着简直太难了，这需要几十年的修炼呀。”而现在回想起我十九年的修炼过程，真是感慨万分。师父曾把修炼比喻成剥洋葱，将执着心象外皮一样层层剥落，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就继续剥。

我面对心性考验时，就算遇到一点小问题，都会让我动心。也不会从修炼人的角度去思考；甚至是到今天为止，有时还是会有人心思考。而过心性的关是不断在提升的，我修炼了这么多年，更懂得如何分辨一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若是以前我没过心性关，最多就是会很内疚；但是现在若是有心性关没能过，我会感到整个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多年来，我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需要每天精進学法——这就是构成修炼的基础。不学法，我无法好好炼功、没有正念、讲真相也不清楚。学法已溶入我的生活里，是促使我一举一动的根本。

身为两个大法小弟子的父亲也更让我意识到每天学法的重要性。

用音乐证实法

多年来，我参与了许多大法项目。我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学习音乐，至二零零八年止共获得三项不同的学位。

我和其他同修约二零零三年时组建乐队，一起通过音乐表演和作曲来讲真相。我们的乐队在不同场合表演过，如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各种的大法活动。我们也和“人权音乐乐队”（Music for Human Rights）合作，進行现场表演、录音并推出CD。这种修炼环境真的非常珍贵。

我们一起学法炼功，这帮助我们保持清醒，认识到我们一起奏乐的使命。逐渐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加入了我们的乐队。

就像师父所说的“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1]。因此，我们弹奏的每一个音符后面都是慈悲和对修炼的渴望，这已经不是人类所能够达到的了。

我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学习时，也得到了很多展现大法弟子音乐的机会。我们在大学的一个社团作曲，做了一曲名为《你打开我的眼》。写歌词时，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查，而这给我机会讲解迫害的事实。我也在我的硕士论文里提到大法的内容，并且在呈现论文口头报告时详细讲解。

通过录音讲真相

我比较喜欢尝试新的电脑仪器和录音设备，了解这些仪器背后的运作方式，而这让我能够在专业音调工作室帮忙，为同修制作的短片配音。

我们也负责希望之声的奥地利区域，义务每周为许多奥地利州录制广播，目前已经有一百场了，其中包括《九评共产党》。我也以评论员和调解人的身份参与了新唐人德国新闻广播台的录制。

这些媒体已经成为在证实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很感激自己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个项目。我现在在德国大纪元当评论员。

我在这十九年的修炼经历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都能够魔炼心性，所以对师父的安排非常感激。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