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法轮功学员李玉琼遭迫害经历
就是这样一位大家公认的好人，在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掀起对法轮功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迫害中，却屡遭中共当局骚扰、绑架、关押和判刑迫害，其身心受到极度的伤害。
下面所述是李玉琼女士遭受的迫害经历：
我叫李玉琼，今年五十二岁。年轻时就是个脾气暴躁性子急的人，而且身体虚弱、抵抗力特差，经常吃药、输液和打针，患有妇科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我经常自己配药，有次配错药了，服了后身体过敏，皮肤也变成了紫色。
丈夫也是个脾气粗暴之人，在家中什么事都得顺着他，否则，就要对我拳脚相加，那时家庭关系搞的十分紧张。我也想到过离婚，但考虑到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也就打消了此念头，但总感到命运对我不公，常常在心里怨天尤人，后来还是在心里原谅了丈夫。
一、喜得大法 善待家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经一位医生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修炼后，我就在心里想：自己现在炼功了，好打他了（指想报复丈夫），以后可以不再遭丈夫毒打了。
随着不断学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加深了我对法理的认识。同时也弄明白了自己前半生为何遭受不幸的因缘关系了。师父让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心里还不能怨恨伤害你的人，得忍。我知道自己的这一想法不符合大法的要求，马上在法中归正。从此，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久我身体也康复了，脾气也改好了，整个人也变得祥和了，也没有报复心了，丈夫有时对我发脾气，我也不放在心上了，再也不计丈夫的过往之过了。家庭也和睦了。
公公因风湿久病不愈而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老人心里十分痛苦。我见状，发自内心的安慰老人，劝公公不要着急，有什么事还有我呢！老人听了象吃了颗定心丸一样，心里一下踏实了。于是，我不厌其烦的为老人料理生活中的一切，甚至老人解便都是自己亲自服侍，为其收拾干净；后来公公能下地了，有空闲我就陪他出门散步、锻炼身体。公公住院期间，我尽心尽力照顾老人的起居，喂饭、煎药，不离左右。很多病人家属都曾问过公公：“她是不是您的女儿？”公公听了自豪地说：“她是我媳妇！”众人听了更是羡慕不已。
二、进京上访遭绑架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四日，我和当地同修罗均兰、蒋琼秀、蒋琼珍、王春兰四位同修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同时也为了讨还师父和大法的清白，我们五人义无反顾的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由于一女同修在临走时留了字条在家里，被其丈夫发现并交到了拦江派出所，从而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当时，派出所及执法部门人员分两路拦截我们，一路是包夏光华（私车主）的小车到成都火车站，另一路是由谭华能（派出所警察，现已到分水镇派出所当所长）开车到绵阳火车站。当晚七点钟我们五个人在绵阳火车站检票口被谭华能截住，他们把我们扣押在绵阳火车站候车室。等去成都火车站拦截的夏光华的小车到达绵阳后，就将我们五人推上车。
我和另三名同修坐一个车，同修罗均兰一人坐一辆车，到派出所已是半夜两点多钟，由唐玉英（政府官员已报应死亡）当众搜身，搜去了我们所有的钱物，他们还把我们准备在路上充饥的一大箱饼干分吃了，然后把我们关进一间小黑屋里。拦江派出所的警察又通知我丈夫到派出所，丈夫一来，就气得对我大打出手。接着派出所的警察谭华能和杨超就对我们进行分别非法审讯，问我：“资料是哪儿来的？谁组织上的北京？”晚上还把我和罗均兰关到一间有水的小黑屋里，想以此来迫使我们就范。
后来恶徒逼我们写保证不到北京，并交保证金，除了罗均兰外，我们四名同修每人被勒索五千元，关了五天五夜后才放回家。政法委书记刘用军当众说：“你们五月份不去上访，五月份之后就退给你们。”数钱的是王本华，收款的是刘用军，没开任何收据，只是打了一张白条，十八年过去了，至今未退我分文。
在非法关押期间，同修罗均兰遭到的迫害是最严重的。刘中云和杨超将她双脚分开吊铐，只有脚尖着地，还用狼牙棒从她脖子两边开始一直抽打到脚，又开吊扇强风冷冻，即使恶人使出浑身解数折磨，罗均兰也丝毫未向邪恶妥协，最后被关了六天六夜、罚了一万元才被放回家。
三、为制止行恶 母子同遭绑架
后来我住在拦江镇长兴街三十八号。二零零一年六月七日晚上八点多钟，拦江镇派出所警察杨超、综治办主任曾广利、街道办主任陈锡蓉与新上任的政法书记孙启富（音）（政法书记刘用军已调走了）及宣传部等八人闯进我家里欲施绑架，我不配合，他们几人上来拉我，在地上拖。我对他们大声说：“我没干坏事，我是好人。”左邻右舍听见我的叫喊声，不知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都齐聚到我家楼下围观。
这伙不法之徒把我从三楼往下拖到下面，两个人抬手，两个人抬脚，鞋子也被他们拖掉了，四个人把我扔进了一辆面包车里。我上初中的大儿子蔡金全目睹了我被恶人绑架的全过程，期间他为了不让恶人带走我，不顾自己小小年纪、势单力薄，使出全身力气也未能使这伙恶人住手。最后，他们恼羞成怒，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与十一岁的儿子一同绑架到了拦江镇派出所。随后，他们就肆无忌惮的抄我的家，大法书籍、炼功磁带及录音机等私人物品被掠走。到了拦江镇派出所，他们将我们母子二人分开审讯。
期间他们想跟我儿子戴上手铐，由于儿子手腕太瘦小铐不住，才罢手。他们不仅用恶毒的语言威胁他，而且还打他的耳光，导致我儿子左耳失聪。我绝没有想到中共豢养的这些警察和政府官员，竟敢视法律为儿戏，以最流氓的手段对付一个善良、无辜的青少年！
那天晚上恶人给我戴上手铐，综治办主任曾广利还用坐垫打我的前胸和后背，想将我打成内伤而不留任何伤痕，他还用穿皮鞋的脚狠踩我的脚背。他一边打，一边谤师谤法，将我在椅子上铐了一个通宵。
次日，我丈夫向他们交了一千元保证金，才将儿子从派出所接回家。而我却被曾广利等人劫持到了灵泉寺看守所（现在永兴看守所的前身），被非法关押四十天后才被放回家。
四、恶人砸门 绑架未遂
二零零四年，我在天峰街租房暂住。七月十七日晚上八点多钟，拦江镇综治办主任曾广利、大队书记蒋生绪（音）等七、八个人开了两辆面包车在租房楼下，大声叫喊我丈夫的名字。我不知情，还以为是货主叫丈夫去拉货，我便站在窗台伸头往下一看，才知是当地恶人又找来了，同时曾广利等人也看见了我。他们叫我开门，我不开。于是他们留下几人在楼下守候，另几人就到楼上来砸门。“嘭嘭嘭”的砸门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们都出来想看过究竟。
无论他们怎样叫、砸，我就是不给开门，我在屋里与他们僵持了两个多小时，我在门内对他们大声说：“我们做好人，没有罪，为何要对我进行迫害？”曾广利听了心虚地说：“小声点，我没有迫害你。”我向他们下最后通牒：“我不会开门的！”我家侄女夫妇当时正在我家里做客，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夫妇二人吓得全身发抖，躲在角落里不敢走出房门。
这伙不法之徒见我实在不开门，只好离开了。为了免遭迫害，过了不久，我也离开了出租屋。后来，据知情人讲，次日早晨他们开着面包车又来了，大声叫我名字，见没有人应答，他们就在楼下蹲守了一上午才离开。
五、在遂宁遭跟踪绑架
因我经常随丈夫出车，电话被邪党人员监控，恶人在遂宁、成都两地布控，找了我两个多月。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两点，市国保人员郑强等人通过电话监控，我被他们定了位。此时我正在嘉禾桥站台等候丈夫，只见郑强等三人开着一辆黑色无牌照的旧桑塔拉轿车，拿着我的照片正在大街上寻找。郑强到我面前，拦住我问：“你是不是叫李玉琼？”当他知道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时，顿时就象松了一口气，说：“我找你找的好苦啊！”说完就叫我跟他走，我不走，他就把我拖到车里，将我绑架到了北门收容所。次日，郑大双、姜琼及安居赵姓教导员也来对我进行非法审讯，都是问同样的问题。重庆武龙县国保也窜到遂宁，说是要把我提到武龙县与某某某对质，我丈夫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并与武龙国保讲理，邪恶最后没有达到目的。
这次，我被非法关押了七天才回家。
六、依法诉江遭骚扰
我因在二零一五年向北京两高邮寄诉江状，拦江镇派出所警察一直在寻找我，还去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家里打听我的下落。
二零一七年五月，我和丈夫就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跟踪。六月十九日，我丈夫接到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警察的骚扰电话，询问我的修炼情况。得知丈夫手机也被定位监控，六月二十日，我与丈夫一起从成都回遂宁，我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跟踪，此人大约五十岁，男，体态稍胖，身穿蓝色上衣，从街上一直跟踪到小区，由于不知具体门牌号，那人伪装成燃气修理工逐户敲门。为了安全，我于六月二十二日离家出走。
七、在成都东火车站安检时母子遭绑架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我与儿子准备从成都坐火车回遂宁。中午十一时四十分许在成都东火车站过检时，过检人员发现我背包里有些大法真相资料，当场被安检人员劫持入火车东站派出所站内驻点，警察对我们进行验血、拍照，然后扣押身份证、卡片和资料，并问这些资料的来源。并说：“说了就放人。”我没有配合警察的无理要求。然后他们将我母子转送至成都东站派出所，由警察分开询问做笔录。我没有配合，并一直对在场人员讲真相劝善。下午四点，我在遂宁的住处也被当地警察非法抄家，搜走师父法像。次日凌晨，家人被骗去该派出所，要求在行政拘留单上签字，家人拒签。
到了晚上，成都国保也来对我进行非法审问，后来儿子被放回家。大概是晚上十点多钟，我被送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又被那里的警察反复审讯，一个女人强行拉住我的手在笔录上摁手印，随后将我关押到了郫县看守所，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钟。
八、遭非法庭审、冤判
我在郫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的第二天被非法刑事拘留，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被成都铁路运输检察院非法批捕。
十一月二十四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对我进行非法庭审。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两千元，我不服判决当庭表示上诉。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收到我的上诉后，既不尊重人权与客观事实，也并未开庭重审，而是对一审判决苟同，颠倒黑白，对我进行栽赃诬陷，错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对本人的诉求不予采信，于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对我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九、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郫县看守所人员强行将我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三监区继续关押迫害。
1、强迫剪发、打报告词、吃药
一到监狱就被女犯人强行剪掉长发，并要求我马上换穿囚服。我不配合，女犯就叫我脱掉自己的衣服，强行给我穿上囚服，叫我学打罪犯报告词，并罚我站军姿。下午警、犯带我去体检，我被查出高血压两百多，医生说要留院观察，并强迫我吃降压药，遭到我拒绝。两个女犯人将我按倒在床上打针。犯人后来说：“医生交待我们把药捣烂放在饭里叫你吃的。”
2、遭严管迫害
二十三日出院后，我被分到四楼十二监室，遭到严管迫害，期间家人被监狱剥夺探视权。我遭到体罚，警、犯罚我站，从早晨六点起床后就开始站到晚上十点钟收监睡觉，除了一日三餐都罚站，还强迫打罪犯报告词，承认自己是罪犯身份。
3、遭洗脑、体罚和“转化”迫害
我每天被强制看谤师谤法的录像，帮教闵含梅（遂宁人、二十三岁、毒犯）边看边问：“录像是否是真的？”我答：“不是真的。”她说：“只准回答‘是’。”要法轮功学员必须按她的意思回答，她还与帮教陈蓉（五十二岁、吸毒杀人犯）唱双簧，一个假装好人，一个当坏人专整法轮功学员。
四月八日我被罚站时心里十分难受，帮教闵含梅见我脸色苍白、全身冒冷汗、站不稳，就问我怎么啦？我说：“头晕、心慌。”她去给值班警察反映了，值班警察马上向监区领导报告我的身体状况，监区领导说立即送医院。到医院体检时，我的血压高达一百九十五，低压一百四十七。我在医院休息了一会儿，医生把狱警和帮教叫到里屋不知嘀咕了些什么，回监室后就让我由站改坐，每天仍然被强迫看录像和要求填写“四书”，对我步步紧逼。帮教对我说，其他法轮功学员刑期长，慢慢“转化”，我刑期短（只剩四个多月满刑），要对我暴力“转化”。严管一个多月，我只洗了三次澡。帮教陈蓉说：“一切不好都由我承担。”
因我不“转化”，帮教们就不让我洗澡、洗漱。刚去时我没有钱，只好向她们借用日常用品，她们还要看你是否有“转化”的倾向，如果你不接受她们的洗脑，就不借给你用。即使写了“四书”后，她们还要观察你“转化”后的表现（言行），我的“四书”都是陈蓉代写的。
开揭批会那天，我心里非常痛苦，觉得对不起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当众宣读时，我泣不成声、语不成句，读的结结巴巴。教育科长廖群芳见状不放心的问我：“你哭的这么伤心，是不是舍不得法轮功？揭批书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只好违心地回答是自己写的。
七月二十四日，三监区长钟茂林（音）找我谈话，问我出狱时是否有人来接？我说：“有人接。”接着我向她反映法轮功学员被体罚，来例假的大法弟子没有卫生用品。”钟茂林推说：“不知情，没有人向我反映，你说的事情我会调查的。”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多钟，帮教陈蓉、马潇（音）怪我不该写被罚站和两次晕倒情况，说监区干部要找她们。我回答道：“我说的都是事实，让她们调监控。”陈蓉、马潇听后直骂我，值班干部见吵嚷声大了，过来招呼了三次，帮教才停止了对我的辱骂。九点多钟，我被当地安居区防邪办、拦江镇派出所及家人接回了家。
参与迫害的责任单位及个人信息：
成都东火车站人员：伏某、唐某
成都东站派出所：
副所长：吴忠楷、孙长华、吴焱、孙长华18781946531
成都东客站派出所：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邛崃山路68号附23号，邮编610000
所长杨勇
政委胡凯
副所长：吴忠楷、孙长华、吴焱
警察吴玉章（火车站事发现场警察）
伏柳15984879407（事发现场搜查安保人员）
成都铁路公安处（主管办案机关）：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北站西一路2号附2号，邮编610081
国保副队长杨昇（办案人员）
办案国保警察：娄雨樵、林松、张志刚、刘晓浩13547932848（办案人员）
成都铁路运输检察院：
地址：检察院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马家花园路11-4号，邮编610031
公诉科：李沂娟 （公诉人）
检察长潘辉：主管全面工作 刘 利 副检察长分管反贪、反渎、控申工作
副检察长：李振川、李永敏、马小平
成都铁路运输法院：
地址：成都金牛区站西桥西街34号，邮编610081
电话：028-83117422
安伟18678085299办0536-6581110
审判长：韩奕
审判员：周相君
陪审员：陈世芬
书记员：曹金锋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严川
审判员：段元存、方明
书记员：徐康峻
单位：成都女子监狱
教育科长：廖群芳 警号5104281
三监区副监区长 钟茂林（音）
三监区恶犯：闵含梅、陈蓉、马潇（音）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派出所警察：谭华能、杨超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综治办主任：曾广利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政法委书记：刘用军、孙启富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王本华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打手：刘中云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街道办主任：陈锡蓉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凤鸣村村长：兰某某
遂宁市国保：郑大双、姜琼、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