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都是被孔子憎恶的。盗跖不但嗜杀，还吃人，成为中共宣传里最富革命性的农民起义领袖；一直到文革之后，中共教科书中的盗跖依然是响当当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以至于中学语文《窦娥冤》中出现那句“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时，很多被洗脑的学生果然也清浊难辨，反以为被拿来和盗跖作对比的颜渊是个大坏人。
至于少正卯，在中共颠倒是非的宣传里，是先驱——为“言论自由”献身；是勇士——敢于挑战“复辟狂”孔子；是教育家——因和孔子争夺生源而遇害；是冤鬼——成了文字狱的牺牲品。而孔子反被说成文字狱的始作俑者。
今天我们应该能看清楚，共产红魔鼓吹言论自由，是为了怂恿人不断冲破道德禁忌话题，它只给人散布歪理邪说的自由，却从来不敢给人说真话的自由；而中共大力挞伐“文字狱”，是为了声讨所谓万恶的封建社会，都和普世价值中的人权、自由毫不相干。
盗跖和少正卯，代表了两种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恶”。两者的差异，古人已有所论及，在《晋书》列传第五十八中，记载了东晋光禄大夫颜含一段论述：
时人谈论少正卯、盗跖哪个罪孽更重。有人说：“少正卯虽恶，不至于像盗跖那样杀人、吃人肉，当然盗跖更恶。”颜含说：“做恶做在明处，人人都知道他该死；隐藏很深的奸邪，只有圣人能察觉并除恶务尽。由此言之，少正卯更恶。”听闻这番话，“众咸服焉”。
根据颜含的说法，盗跖属罪恶之徒，其恶在一般人能够察觉、判断、规避、防范；而少正卯之流隐藏很深的奸邪，为一般人所不能明察、只有圣人能察觉并去除的恶，是“邪恶”。
据史载，孔子被任命大司寇仅七天，即公开诛杀少正卯。性情直率的子贡（端木赐）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显达之人，您为政刚开始就杀他，是否欠妥？”
孔子回答说：“赐啊，听我说。大恶之人有五种，大大小小的盗贼都不在其列。第一是：心达而险；第二是：行辟而坚；第三是：言伪而辩；第四是：记丑而博；第五是：顺非而泽——五者居其一，就应该被处死，而少正卯五者兼具。所以他到哪都能聚徒成群；散布邪说却能蛊惑人心；排斥正的、以邪为正，却能自圆其说。这是小人中的桀雄，不可不诛。所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这七人，虽处不同时代，心术险恶如一，不可不诛。《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品行不端的人成了气候，最令人担忧。”孔子参与治国仅三个月，鲁国百姓安居，路不拾遗，民无争讼。
从孔子描述的五种大恶之人，我们仿佛能看到少正卯之流正活跃于当今世界舞台。而至于“到哪都能聚徒成群；散布邪说却能蛊惑人心；排斥正的、以邪为正，却能自圆其说”，这几乎就是党文化中浸泡出来的生命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