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王玉茹被从家中劫持36天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叫王玉茹,五十七岁,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簸箩仓胡同十八号。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下午一点左右,我自己在家正吃饭的时候,一群警察闯入我家,说“你是某某某吗?我们是派出所的。”并亮了一下证件,我突然想到刚在十一点左右我给片警刘丽讲真相,定是她举报了我。

我看见警察和街道的人一共有十五、六名之多,其中一名警察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说是在外面的车筐里捡到的,我说这些材料现在到处都是,他便把材料扔到了桌子上。他们在我家四下查找,看见了部分大法书和资料。警察张健(男)说“国家规定不让练,是×教。”我说:“宪法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教。” 宪法规定信仰自由。

经过几番争论之后,警察说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随后警察张健(男)、警察王祎帆(女)便将我强行架起,拖出门外。因为事发突然我当时只穿着拖鞋和秋裤,我要求穿衣服穿鞋,他们就是不让我穿,我再三要求下,他们才给了我一条裤子和一双鞋。

他们将我劫持到厂桥派出所。我说“你们这是绑架,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做好人,为什么要绑架我!”警察王祎帆说“我们并没有绑架你,我是搀着你。”我说“我自己能走路,用不着你来搀扶,你们这就是绑架,我要告你们非法绑架。”警察张健说“你随便告。”

他们简单的做了笔录后就把我送到了新街口派出所,到了这里厂桥派出所的警察和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介绍情况后,一个警察大声的谩骂我,我对他说“你不要这样骂我,对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好。”他听后瞟了我一眼就走了。他们把我关押在这里,我在这里给协警讲大法的美好,高声的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并大声告诉在此关押的所有人“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保平安,得福报。”并跟协警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协警叫来一名警察,瞪着眼睛对我说“就关你,就关你,就不放你出去,怎么着。”我说:“你说了不算。”就这样与他吵了几句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我应该跟他讲大法的美好。

到晚上,他们将我带出来后,我看见王祎帆带着两个警察,让我上警车,我问:“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他们说:“你这事儿得让我们领导知道,把你送去小马厂。”

我当时不知道小马厂是什么地方,到了以后才知道那是西城办案中心。他们与办案中心的人交待了几句后便让我跟警察进去了,进去之后他们要给我抽血、量血压、摁指纹,我坚决拒绝,他们就按着我强行实施,在我的再三反抗下,最终抽血、按指纹的事情并没有完成。他们让我脱衣服换上他们衣服,我坚决不穿,他们说“那你就反着穿。”我说,“反着穿也是犯人穿的衣服,我不是犯人,我坚决不穿。”他们强行按压着我给我戴上了脚镣。

就这样我穿着自己的秋衣、裤子,穿着他们的鞋,戴着脚镣,被非法关押在西城办案中心。在这里,我给被关押进来的人讲大法的美好,讲三退保平安,有四人做了三退。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取下了脚镣换上了手铐脚镣(手铐连着脚镣的那种)。我不戴,他们强行按压着我将手铐脚镣戴在了我的身上,并且给我套上了黑色头套,将我劫持上了囚车。在路上我一直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个驾着我的小警察连声说好好好。我再次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警察说:“再喊把你嘴堵上。”

我被劫持到了昌平区七里渠西城看守所,在下车时我从他们的囚车上跳下来,那个警察看见说:“老太太真行呀!”我说:“这就是炼法轮功的好,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不住的点头。

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每天背诵师父的《论语》,时时发正念,并炼静功,跟在此关押的人讲真相,抢着干脏活,她们都说炼法轮功人的都很好。就这样有八人做了三退,总共二十一人做了三退。

几天后看守所的警察张俊提审我,当时我心里有点儿慌,后立刻想到师父在《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中说的:“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我要稳住。他问我书是哪里来的,我说书店买的,多好的功法呀,他问我小册子是哪里来的,我说大法的资料上网都能看到并下载,资料大街上到处都是,我们那里的市场上多的是。他问你为什么存那么多书,我说好的东西不嫌多,叫人心向善,那么好还嫌多呀。

第二次强行提审时片警刘丽也来了,我问她:“我让你保平安,你还举报我,我告诉你要真诚、善良、忍让不对吗?你说真善忍不对,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好的,师父让我们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不对吗?”她听后无语,最后张俊告诉我:“你三月八日可以走了。”我问他可以回家了?他说对。听后我起了欢喜心,到了三月八日当天我并没有走,直到三月十二日晚上才让我收拾东西,被家人接走。

被非法关押三十六天,我回家后,发现所有大法书、师父的法像、光盘、磁带、笔记本电脑全部被非法没收。丈夫说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我被带走当天,晚上十点他下班回家时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家门也没锁,衣柜被翻,衣柜上面的两个旅行箱也被翻出,床垫下也被翻遍了。丈夫还说我被带走的第二天有街道的人来通知说“家门没锁”,我丈夫说:“你们现在来告诉我家门没锁有什么意义?”街道的人听后无趣地走了。

回家几日后,我到厂桥派出所找王祎帆要求还我大法书,她说:“需要等上级领导通知才能还给你。”几天后我又找到王祎帆询问大法书,被告知“书现在不在我们这里,是和你的案子一起走,你从哪里出来就在哪里。”我说:“另外我家床垫子下面一个信封也不见了,里面有美元现在找不到了,还有电池、工作日记本和记账的单子都没有了。”她说:“没看见。”我说:“没看见你们也得给我一个交代。”

后我又多次打电话找看守所的警察张俊让他还我大法书,他说:“书在西城分局那里,让我到西城分局去要。”我说:“现在都是办案终身责任制,你们将我带走,没收我的东西,为什么要我去别的地方找?!”此事经多次询问至今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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