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理性和正信
——见证“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这一次去中南海信访办上访，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心中那股作为大法弟子强烈的责任感让他觉得自己非来不可。
那天早上沈牧在香山公园炼功时，看到炼功场比平时的人少了很多。一问在场的同修，才知道天津有45名法轮功学员被抓了。当地的学员被政府告知，只有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消息一下子从天津传到了北京，很多学员都立即决定去上访。
法轮功自1992年在社会上传出之后，因为祛病健身的奇效和对人道德的提升，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可是，尽管修炼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与生俱来的恐慌感和危机感却让其对此不容。从1996年起，中共就已经开始暗中发动对法轮功的打压。
到了1999年时，法轮功的书籍在中国早已被禁止出版，而且很多法轮功炼功点也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这次要求释放天津学员的请愿，也是一个让政府了解法轮功，还给学员们一个合法修炼环境的好机会。
“听到同修被抓，那种感受就像抓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我觉的有责任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沈牧回忆说。他和家人当即决定去中南海信访办加入大法弟子请愿的行列。
车好不容易开到了府右街。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大法弟子，整齐地站在马路两侧，他的心中又惊又喜。在北京这样一个闹哄哄的、挤公交车从来没有人排队的大都市，竟然还能出现这么大一个人群，非常有秩序地、这么安静地站在那，那种平和让他心中一触。可是，看着这一群善良的修炼人，沈牧心中隐隐闪过一丝不安。89年天安门屠杀请愿学生的场景在他的心中快速闪过。“万一……”沈牧转过身，和一起来上访的家人说：“如果发生镇压或开枪这样的事件，你们赶紧离开现场，不要管我。”
从陌生到惊喜
海蒂那天早上没有去炼功点。早上六点多，她在家里收到一位炼法轮功的同事用传呼机发来的信息：天津的学员被抓了，大家可以去信访办请愿。
海蒂赶紧出门，跨上自行车，向信访办的方向骑去。从来没去过信访办的她，一边骑，一边问路，大约三、四十分钟以后到了府右街。那时只有七点多，可是马路上已经站了满满的人。大家都把盲道让了出来，让来往行人可以通过。远处，还有人在不断赶来。
“我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这些也是法轮功学员，都是来请愿的”，海蒂笑了笑，“我那时谁也不认识。我就这样往前走，也不知道该去哪。后来我看到有的人站在路边上，拿着书在看，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人都是法轮功学员。”
虽然以前参加过一些集体炼功，可是每次也就是几百人，最多也不超过一千人。这次一下子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海蒂的心里充满了惊喜。
来信访办之前，她的心里完全没底。信访办对于刚刚大学毕业、才开始工作的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有多少人会来，去了以后做什么，需不需要我自己去找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还是和别人一起，那时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海蒂说，“所以当看到这么多学员时，还有那么多人一大早从外地赶来，我还是挺高兴的。我想这么多人来，问题一定会很快解决。”
后来海蒂遇到了一位认识的当地学员，就和他们站在一起，静静地等着，期待着这次上访能有一个好结果。
在大法中新生的生命
康妮那时是法轮功的义务辅导员，每天早上四点钟提着收音机去炼功点和大家一起炼功。那天炼功时，她告诉了其他学员上访的事儿。六点多炼完功，她回到家把录音机放好。她刚上小学的女儿和先生还在睡觉。康妮给他们留了张纸条，说去买菜了，然后就轻轻地出门了。
到了信访办，康妮看见很多警察站在府右街和长安街的交叉口。很多外地学员都去找警察问路。警察领着学员们，让他们把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北面的文津街站得满满当当，和中南海隔街相望。康妮正好站在外侧，正对着后来朱镕基出来和学员交谈的那个门。
那时的康妮才刚刚修炼法轮功一年。年纪轻轻、只有三十多岁的她修炼前全身都是病，因为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经常和家里人发火。可是修炼不久以后，一身的病很快都没了，全身充满活力。病痛消失了，她的心情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曾经弱不禁风的她开始承担起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事，为先生分担生活的压力。
一听说天津学员被抓的事，康妮心里很着急。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她一大早就赶到了中南海参加上访。
祥和理性的团体
十九年前，沈牧、海蒂和康妮，不约而同地于1999年4月25日当天和万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中南海和平上访，希望争取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谁也没有料到，那看似平静的一天却成为中原大地上血雨腥风般迫害前最后的宁静。而他们，也成为了这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平和理性上访的见证人。
康妮回忆说，“那一天，万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站在马路上，没有口号，没有喧哗。那些来维持秩序、原本以为如临大敌的警察们很快放松下来。三三两两地站在马路上抽烟，聊天。甚至他们扔下的烟头都被旁边的学员捡起来丢进了垃圾桶里。”
学员们超越尘世的和平理性不仅感动了在场的警察，同时对每一个来参加上访的学员也是不小的触动和鼓舞。
想起当年的场景，沈牧说：“因为我在前排站了一整天，总有同修不时地问我要不要喝点水吃点东西等等。如果有人因事需要暂时离开，后面的人马上就自动站到前面来保证整齐的队形。遇到警察走到跟前，大法弟子们就和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我们的诉求，使执勤的警察非常理解我们。”
“看着周围这些陌生却又很亲切的同修，我觉得这个团体真的太好了。我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觉得自豪。”海蒂说。
早上匆匆赶去请愿的康妮，把钱包落在了家里，身上只带了坐地铁的交通卡。她根本没想到，去了以后在那里一站就是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她却一点也不觉得累。“到了下午六点，我们院里一个卖冰棍的老阿姨，从兜里掏出一把几毛几分的零钱，都是她平时卖冰棍攒的钱，给我们认识的几个人一人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冰棍。这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
“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念，就是觉得心里很平静，很祥和。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等到晚上听到消息说问题和平解决时，我觉得很开心，觉得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回忆起当时那种心情，康妮有些哽咽。
经过学员代表和政府一天的交涉，事情最终和平解决。天津政府将无条件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中央政府也表示从未干涉过群众的炼功活动。听到这个好消息，站了一天的法轮功学员们静静地散去。
康妮和卖冰棍的老阿姨一起回了家。“回到家时，我先生就站在院子门口等我。他也听说了上访的事情，为我担心了一天。看到我平安回家时，他长出一口气。”
街对面的摄像头
上访那天，海蒂、康妮和沈牧都站在队伍的最外面。海蒂看见对面窗户里有摄像机和照相机，对着学员的队伍拍照和摄像。经常也有一些车缓缓开过，里面有人对着他们摄像。
“我当时就问自己怕不怕，因为自己的脸被拍下来了。其实那时我也想到了八九六四，想到了那些被共产党枪杀的学生。有些幸存下来的学生走回来时，鞋底都已经被血浸湿。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其实当时心里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海蒂说。
“我想我们都是在做好人，我们做的是一个完全正义的事情。法轮功是教‘真善忍’的。我们这样一个和平的群体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天津的学员被抓了，媒体造谣诬蔑法轮功，我觉得这些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去请愿是非常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站到后排去，但是我没有。我就站在前面，坦坦荡荡的。”有了这次经历，当三个月后迫害真的发生的时候，海蒂的心里很平静。她知道继续修炼下去是自己一定要选择走的路。
历史的见证人
就在“四·二五”万人上访看似圆满结束的一天后，危险和压力已经悄悄的逼近了每一位参加上访的学员。
“第二天单位领导就来找我们谈话了，挨个问有没有去上访。那时我们单位里谁炼法轮功大家都知道。虽然媒体说是合法的，丝毫没有要镇压的意思，但是实际感觉风声越来越紧，越来越多的便衣来炼功点监视我们，其实这也是典型的共产党秋后算账。虽然‘四·二五’上访和平解决，但是最终也没有改变共产党和江泽民执意镇压的决定。”海蒂说。
对于沈牧来说，参加上访让他更加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而当7月20日迫害发生后，参加上访也成了他所在学校迫害他的借口。当时在中科院进修博士的他，虽然答辩成绩优秀，可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中科院最终没有给他颁发博士学位，给他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博士毕业后，沈牧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当地一所大学里找到了一份教授的工作。可是上班后没多久，他刚新婚不久的妻子就因为邮寄真相信被警察抓捕，后来在劳教所被警察折磨致死。沈牧自己也因为和学生讲法轮功的真相，再也没能回到讲台上，在家里被软禁了七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美国，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几经辗转，最后来到了中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在这里扎根。
海蒂也在迫害开始后不久，离开中国，去外国留学、工作。因为工作变动，她在美国多个城市都生活过，最后跟着先生一起，来到了圣路易市。
对于从未想过要出国的康妮，迫害发生后还继续生活在北京。即使每天都面临着被抓被打的风险，她也从未放弃过修炼法轮功。2009年，康妮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发现，为了不连累家人，她被迫流离失所。而她刚刚结束高考的女儿因为母亲受迫害无法上大学，最后只好选择了出国留学。康妮为了躲避迫害，被迫出国，来到了圣路易市，从新开始打拼。
19年前互不相识的他们凭着勇气和正信，共同选择了去中南海参加万人上访，为自己的信仰表达诉求。若干年后，命运的安排让他们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圣路易市再次相逢，并有机会一起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制止迫害。
回想起当年上访那天的点点滴滴，他们心中都感慨万千。
“有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一生中可能就只有一次机会。对我而言，参加‘四·二五’和平请愿就是我生命中这样的历史时刻。从那一刻到现在十九年的反迫害的修炼岁月中，我逐渐认识到‘四·二五’和平请愿是历史给中共的一个选择善良的机会，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它选择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沈牧回忆说。
“这些年来，大法弟子彻底揭穿了共产党的谎言，百姓也逐渐了解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邪党被历史淘汰的结局就在眼前。每当想起‘四·二五’上访时，互不相识的大法弟子们象亲人一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那一幕幕场景，我就觉得虽然迫害很残酷，但我并不孤单，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和我一起在坚持修炼、反迫害。”
康妮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中，大法修炼人表现出的和平理性的高尚境界，那种维护正义良知的道德勇气，都对我触动很大。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每次想起‘四·二五’上访，心里都很感慨。大法弟子这就是一块净土。对大法的正信让我坚定的修炼下去，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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