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医院探望王老师,只见她昏睡着,轻声呼唤她根本听不到,仍静静的躺在那里一丝不动。正在照顾她的是她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同学。她告诉我们:母亲经常大小便失禁,有时连儿女都不认识了;清醒的时候少,昏睡的时候多,病危通知书下过几次了,估计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她的女儿说:她这一辈子太苦了,一生坎坷,吃尽了人间的苦。由于我父亲曾是国民党报刊记者,大大小小的运动批判、批斗是家常便饭,文革时更是受尽羞辱。母亲作为配偶,不仅时刻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还要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家庭,因为有三个子女,家务繁重,身心俱疲,不到四十岁背就开始有点驼了。六六年文革初期,许多文化人不堪屈辱纷纷自杀,我父亲这种有“历史问题”的文化人更是被革命的对像,他不堪忍受痛苦跳楼自杀了。这又给母亲更大的打击。随后又被下放农村,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年幼的弟妹来到艰苦地区艰难的生活着。文革结束后,母亲又经历老年丧子之痛、小女儿离婚之苦,真是没过一天舒心安稳的日子。现在又病成这样都快一年了,各大医院都治遍了,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看这状况命不长了。
王老师的女儿说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们静静的听她诉说,王老师依然昏睡着。
我们这里有个不在医院过年图吉利的习俗,王老师也出院回家过年。我去看望她,只见她瘦小的身躯佝偻着蜷缩在躺椅里。看得出病情仍然很重,跟她说话我看她的机会多,她看我的机会少,因她耷拉在胸前的头,每抬一次都很吃力。我跟她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遭受无辜迫害的情况以及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并告诉她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老师很相信法轮大法能救她的命。我走后,她每天都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为了每天不忘记诚念,她给自己规定了固定的时间:早晨洗漱完后坐在床头念半小时“法轮大法好”,晚上睡觉前坐床头念半小时再上床睡觉。
后来她女儿打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念了十几天后,身体变化已经很大了,几个月后皮肤变的细嫩、白里透红,根本不象八十四岁的老人。她女儿在电话开玩笑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我妈也不去了。
王老师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仍然很健康,住在养老院,每天与那些老年同伴打麻将、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