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就有病，用她的话讲，吃了半辈子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吃药吃掉了一处院子，吃掉了五间大正房。母亲四十岁才出头，就怕见太阳，怕听到声音，血稠，记性不好，东西刚放那儿，转身就忘了，我家藏钱的那个柜子的钥匙母亲管着，她经常一口咬定放在一个盒子里了，就是找不到，一会儿大家帮她从另一个盒子里找到了，她经常怀疑是不是儿媳妇偷走了，婆媳经常因为钥匙闹矛盾。
一九九九年，母亲修炼了大法，所有的病全好了，不怕冷不怕热，能吃能睡能干活。那年秋天，我家种的十多亩玉米，收割了，雇别人的农用三轮车往家里拉，母亲在地里看着没拉完的玉米。因为车坏在半路上了，已是深秋半夜十一点多了，天很冷了，母亲就坐在地头上打坐，一点没觉的冷。现在母亲不管大伏天多热，一有时间就去镇上城里劝人退党团队，救人，从来不叫热。我弟弟看到大法这么好，就对母亲说：“妈，好好炼功，买书需要多少钱我全包了。”我的家人全相信法轮大法好。
在一九九九年大法遭邪党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北京更是疯狂。那时弟弟住在北京，邻居的一位阿姨是内蒙古人，也是炼法轮功的，警察经常去她家里骚扰她，她经常躲在弟弟家，等警察走了，弟弟才让她出来。后来，阿姨要回内蒙老家了，但她带了很多大法书，大包小包的，在北京坐车老被检查行李，正好弟弟有一辆面包车。阿姨就让弟弟把她和很多大包小包送到离北京很远很远的郊区，再换上去内蒙车。阿姨感谢弟弟，非要给弟弟车费。弟弟说：“阿姨，您别给我钱，我妈也是炼法轮功的，你以后一定要小心，保重自己。”
我弟弟很孝顺，经常给我妈零花钱，一给就是一千、两千，每年上万元。我妈妈就把这些钱送到资料点去。在邪党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大法书紧缺，没有大法资料，建一个资料点没有钱，农村同修家境普遍不宽裕，几乎没有钱可付出，付出也是十元、二十元的。那几年，当地资料点全凭我妈的钱度过了难关，每次资料点急需要钱的关节眼上，我母亲就象及时雨一样出现了，送钱来了。
我弟弟做生意，经常去北京，我有时让他捎大法书和资料，问他敢不敢捎，他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一次我坐弟弟的车去北京，路上警察检查的很严。走到一个检察岗亭，弟弟把车开到一伙警察中间，我的心吓的快跳出来了，扑腾扑腾，用手使劲捂住心口，感觉身子在哆嗦。警察伸進头瞅瞅了我们，就摆手放行。我们走了，我问弟弟：“你怎么不赶紧走，还往警察堆里钻？”他轻松地说：“越是这样，警察才不怀疑。你开车跑，警察肯定会追你的。”
一次弟弟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驶本，按规定三个月不允许开车，我弟媳只好开车。那次去北京，因为路太远，没警察的时候，弟弟就替弟媳开一会，快到有警察的地方，弟弟和弟媳换主副驾驶位置，可是让警察发现了，警察让他们停车检查。因为弟弟吊销驾驶本还不到三个月，按规定，再违章，就要被拘留三个月。弟弟、弟媳、侄女和侄子一时慌了。侄女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快点管管我爸，法轮大法好，师父快点管管我爸。”这时旁边一辆车，可能是手续不全，司机撒腿就跑，几个围着弟弟车的警察一窝蜂的去追那个司机，弟弟顺利过了这一关。
二零一四年冬天，侄女做完了晚饭，忘了关煤气。第二天做早饭的时候，才发现没关煤气，煤气全跑完了。以往，他们家卧室和厨房的门有时关，有时不关，因为冬天冷，阳台的窗户从来不开。可是那晚，卧室和厨房的门关上了，阳台的窗户开着，煤气全从阳台窗户出去了。假如那天卧室和厨房的门开着，阳台窗户关着，一家五口人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十几年来，弟弟一直支持大法，大法也给了他福报。弟弟三十岁出头的时候，资产就上了百万，是个年轻的百万富翁，现在四十岁，家产已有千万。这都是因为他支持大法得的善果。
希望世人了解了解大法，明白大法是救人的，是让世人提高道德的大法，是末世救人的真正佛法，希望世人要善待大法，和大法结善缘，那样你会福报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