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处长的转变

因为祖父是小生意人，在中共治下一直是谨小慎微生存的那种类型，作为祖父的长子，耳濡目染，父亲也自然而然地传承了这种委曲求全的个性。加上反右、“文革”时期，中共政治运动中人整人、人斗人的残酷、恶毒，对党打击的对象“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肃杀景象，在他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父亲为人处世的态度。

父亲原在一家高校科研部门工作，八十年代初调到省政府某厅后，父亲更是谨言慎行，不论他人是非，凭着自己的能力，兢兢业业工作，就是这样，为人稳重，业务能力强的他，在复杂的省府机关里，因不会拍马溜须、投机钻营，也没能如愿提职，最后以正处退休。

父亲心里是有委屈的，但好在生性随和的他，对于职务的升迁看的并不算太重，对跟自己作梗的人，也能放得下，所以父亲退休以后的生活还是比较安稳的。

锥心的一句话

正当父亲安度晚年之际，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当权小丑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宪迫害法轮功，风云突变之下，我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对待。当时，父亲刚刚退休两年。一辈子老实本份，对“党”唯命是从的父亲为我的事伤透了脑筋，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

我原所在的单位是一家省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加上家属共有十来人修炼，包括党办主任、退休的副总经理等，而我是其中得法最早，弘法最热心的，所以被列为“迫害重点”。特别是在上级局长专程找我谈话，我仍表态坚持修炼后，对我的迫害升级了，有一段时间，竟发展到要求家人每天护送我上下班。

那时的我，还不懂得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动地接受了这种明显不合理，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安排。记得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父亲对我说：“我宁愿你吸毒，也不愿你炼法轮功！”这句话震惊了我，好像心里被人扎了一下。那一刻，看着父亲熟悉的面庞，我忽然觉的，近在咫尺的他是那样的陌生而不可理喻。

在我们被冤枉与高压迫害下，最需要身边亲人抚慰的时刻，父亲抛给我的却是这样一句连路人都不如、令人寒心的话。我内心的冲击，可想而知。我忍不住对父亲说：“您怎么能这样说？！”父亲没有出声，但他当时的神情，并不觉的自己说错了什么。

这件事情过去了好久，我依然难以释怀。直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评共产党》一书出版后，透彻地揭示了中共长期以来系统的有目的的以“党性”泯灭人性、替代人性的根源与现象，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时的状态。

被撕裂的亲情

一九九九年十月，怀着对政府的信任，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为自己的信仰说句公道话。这本是依法行使一个公民的正当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不料当时的信访局早已被公安便衣层层把守，去信访局的当日，我被送往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又被押送回当地继续刑拘，面临非法判刑。

对于一生清白、谨慎做人的父亲来说，女儿的境遇不亚于晴天霹雳。经历过许多不眠之夜，父母亲在百般无奈之中，接受了残酷的现实，日夜渴望我早日回家的他们为我专门请了律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公检法统统听命于江泽民设立的“610”非法组织，所谓庭审、辩护都只是走个过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成了唯江泽民的指令是从。开庭后不久，我被以莫须有的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枉判三年。

我不服判决，上诉到市中院，被维持原判。其后，我被送往省女子监狱，高墙电网隔绝了我与外界和亲人的一切联系，所有服刑人员，只能一个月与亲人接见一次。

对监狱的每个服刑人员来说，每个月与亲人见面的时光都是最珍贵、让人期盼的。然而，父亲几乎每次见面或来信，都是电视、报纸上的那些诽谤言词，要我“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和法轮功划清界限”，“配合干部服从改造”等等。

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看到父亲的态度，感觉到有利用价值，如获至宝，有一次还特批带我到监狱外的饭店与父亲吃饭，饭后，又破例邀请父亲来监区参观。因为这种特殊待遇，那天，父亲的状态，明显有点小亢奋，好象被监狱抬举了似的，我看在眼里，却感到一种屈辱，有点看不起父亲：女儿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变化怎样？性格的变化怎样？您不都一清二楚吗？为什么“党”说不好，您就跟着说不好呢？！

冤狱三年中，虽然父母经常不辞辛苦为我送来生活用品，探望我，我也很感激父母，但父亲对法轮功的态度，让我觉的我们之间，宛若横着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而父母那方面，也觉的很委屈：这样关心你，你的态度还是那样“顽固不化”，无动于衷？

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蔑与制造的恐惧，就这样，将我与父母之间那原本亲密无间的骨肉之情，悄然撕裂开了。每当父亲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些中共的造谣说词时，我常常觉的他仿佛只是“党”的一个传声筒，不再是我慈祥而亲切的父亲。而我对于信仰的坚持，也被父母打上“偏执”与“偏激”的标签，无法理解。那个往日听话孝顺的女儿，成了父母心中最真切的痛，成了他们与旁人聊天、相处时最不愿触及的那处伤口。

日久见人心

监狱的生活，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暗无天日”，什么是“度日如年”。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的奴工劳动，压抑的氛围，各种精神压力，让许多服刑人员比同龄人要老得多，很多人都是未老先衰、面色苍黄。而真、善、忍信仰的力量，让我在狱中仍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善待身边所有的人，让我得以一次次战胜意志的消沉。精神上的乐观向上，使得我的身体状态也一直很好。出狱后，一次去原单位同事家做客，她的先生说我怎么还是那么年轻，象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似的。

出狱后才得知，单位已违法开除了我。我放下面子心（我原是单位的管理干部），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市中心地段一家商场做售货员，虽然工资不高，但基本能自己养活自己，这也给了父母信心，虽然，他们还不十分理解与支持我的信仰，但至少看到了女儿在逆境中积极向上的一面。

后来，我又从事过多个工作：业务员、公司职员、老师等，无论哪一份工作，我都尽量做好，力求对得起工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表现也得到了所在单位领导与同事的肯定。记得在某公司任业务员时，分公司副总说，现在象你这么大的年轻人，有你这样素质的真的很少！现在，我在一家培训机构任英语辅导老师，老板对我的能力与人品也深深认同。

因为修炼的缘故，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二十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没進过一次医院，面色白里透红，形象与气质显得年轻，完全不象是受过三年牢狱之灾的人。小家庭中，孩子身体好，成绩好，夫妻关系也很和睦。

这些年来，看到我克服工作与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乐观坚韧，经济条件一点一点的改善，事业之路也越走越宽，父亲很是欣慰。

因为是从困难年代走过来的，父母养成了很节俭的生活习惯，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每次去父母家，我都会买米、买菜，或者带上父母喜欢吃的点心和水果。过生日或逢年过节，为他们买上一件新衣。在父母家吃饭，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一定会洗完碗筷收拾干净再走。

二零零五年，母亲因车祸住院，我基本上是每晚陪护，直至她出院回家。这些生活上的事虽小，但点点滴滴，温暖着父母的心，父亲看在眼里，渐渐的，对法轮功的态度越来越正面。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时，曾极力造谣说法轮功学员没有亲情，我的行为，也破除了中共的造谣，让父亲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家庭中也是一个好人。

一次，我去看望父母，一起聊着聊着，说到这场迫害是江泽民一手发动的，父亲突然提高声音激动地说“江泽民是最坏的家伙！不学无术！人家炼功有什么不好？锻炼身体，对社会又没有危害！”父亲还告诉我，他们厅里那些退休老干部在一起搞活动时，都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对他嗤之以鼻。

是啊，以父亲在中共官场半生的历练，理性思考，冷静分析，何尝不知道中共的迫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是在中共江氏集团镇压的高峰时期，当时那种面临巨大压力，身名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出于对中共的恐惧与自保心理，父亲被“党性”控制与左右，一时糊涂，才随同恶党说了那么多诋毁法轮功的话。

经过这么多年，父亲终于站到了真、善、忍信仰一边，还为我们打抱不平。这是多么可喜的变化呀！现在，父亲早已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声明以前所说所做的一切有损于法轮大法（法轮功）的言行作废，以后支持法轮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

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随即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诉江大潮，海内外二十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两高”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父亲听说后，赞同地说“起诉江泽民，应该！”

明真相乐融融

父亲转变对大法的态度后，顺心事接踵而来。几年间，他和母亲的工资连续提了几次。现在，父亲与母亲的工资合在一起每个月将近一万元。

如今，八十岁的父亲，身体比同龄人要好很多。他和母亲居住在一起，既没请保姆，也没请过钟点工，做饭洗衣与家里的基本卫生，都是自己做。去年直到十月份，父亲还在洗冷水澡，现在二月份，寒风瑟瑟的天气，父亲出门时还穿着夹克，棉袄都不用。面色红润的他，胃口很好，一顿要吃二、三两米饭。

二零一四年，母亲一次感冒后，咳嗽不停，后来检查出肺积水，医院说肿瘤的可能性很大，把全家人都吓得够呛，为母亲十分担忧。纷乱之中，我很平静，我把真相护身符给母亲戴上，要母亲默念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父亲也帮着母亲念，不知不觉中，母亲的症状越来越轻。二零一五年，母亲单位例行体检，说肺部阴影已经钙化。二零一六年九月，母亲再次体检，又是正常。

现在，父母亲每天脸上总是带着乐呵呵的笑容。每次通电话或回家，父亲都快乐地说，我们很好，不用挂念。更可喜的是，父亲每天都念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感恩师父。

二零一六年中秋节的时候，我问父亲，全世界有许多大法弟子与家属向师父问好呢，您最想和我们的师父说什么？父亲稍微思考了一下，认真地说：祝师父健康长寿！那一刻，我们父女俩都会心地笑了。

谎言难挡真相，公道自在人心。父亲的转变，真实地见证着大法的伟大与威德。我与父亲都坚信，终有一天，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会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江泽民这个跳梁小丑也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这一天，已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