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会|做好三件事才最安全（上）

响应邪党号召 造反闹革命 成为阶下囚

关于我的身世与此文关系不大，在此不赘述。只谈谈我个人经历中的关键部份。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本省一所重点大学下属的中医学院。不久中共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是学生会主席兼团支部书记，也卷入其中。在中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欺骗鼓动下我参加红卫兵造反派。我所在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一个由一百八十三个大学生组成的加强连，我任连长。因我参加过一些大型武斗，文革结束后被判无期徒刑。

这让我亲身领教了邪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伎俩。修炼法轮大法后，在讲真相中我以自己亲身经历告诉参与迫害的国保和“六一零”人员，对他们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起到了某些作用。

我在某重刑犯监狱服刑时，里面关着不少国民党的“战犯”（被共产党俘虏的高级军官）。其中一个是曾经给蒋介石当过私人医生的国民党军统高级人员。当初他正在飞机场准备乘飞机飞往台湾，被赶到飞机场的共产党军队拦下，成了俘虏。他的医术精湛，得知我是中医学院学生，便在出狱前把他的医术传给了我。

一般的无期徒刑两年后会改为有期徒刑，可我坐牢八年仍没给我改。一天我认识的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在视察监狱时见到了我，为我说了话，过了几天有关方面就给我改判为有期徒刑并减刑两年。又坐了几年牢我才刑满释放回家。

出狱以后，我以行医谋生。修炼法轮功遭到迫害后这更是我讲真相救人的方便条件，这是后话。

改判后我被转到一个管理宽松的劳改农场服刑，可以自由外出。于是我开始给人看病。逐渐声名鹊起。劳改农场附近有位瘫痪在床八年的农民被我治好了。他允诺把他女儿嫁给我以示感谢。我刑满当天，他就把我接到他家和他女儿举行了婚礼。

他女儿比我小整整二十四岁。就这样我没有回老家，就在C县做了上门女婿，并正式开始行医。

看守所证实大法

我由于参加武斗身体多处受伤，再加上十多年的监狱生活，所以身体一直不好。一九九八年我喜得法轮大法。得法一周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我连续一个月不能進食只能喝水，但精神却很好，外出洪法一点不受影响。两个月后困扰、折磨我多年的病痛全好了，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更神奇的是，一次我在炼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推转法轮时，一下子离地腾空而起。不久，我的天目开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我和当地许多同修因为打算進京上访被非法关入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遭受毒打和上脚镣、手铐、睡刑床、坐“轿椅”（一种铁制刑具）的迫害，同修们依然坚持学法炼功讲真相，有的绝食反迫害。很多在押人员被大法弟子的言行所折服，纷纷跟着同修学法炼功，有的冒着风险帮着同修传递纸条，或解开同修身上的刑具。

临近“五·一三”师父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向看守所提出要求在五月十三日这天让全体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到看守所的院坝上集体炼功。看守所不答应。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就在监舍里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天生一副大嗓门，一喊全看守所的人都听到了。其它监舍的同修马上也一起大声喊了起来，一时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看守所都沸腾了。

看守所警察惊慌失措，杀气腾腾的闯進监舍问是不是我带头喊的？我说是我带头喊的。警察马上叫两个犯人抬了一副一百多斤重的脚镣给我戴上，并给我上了一副土铐（比正常手铐让人难受的多）。随后又指使两个身强体壮力气特别大的犯人架起我，喊着号子使出全身力气将我的头往墙上撞。如果是一般常人，只要撞一下很可能不是颈断骨折就是脑浆迸裂，至少也得头破血流。他们就是想置我于死地，把我撞死了然后说我是自己撞墙自杀而死。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我当时非常平静，不惊不怕。他们就这么一直撞着，也不知撞了多少下，直到累的气喘吁吁才停下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头没有任何伤痕，甚至不红也不肿，头不昏眼也不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警察和犯人都惊呆了，傻眼了！一个犯人对监舍牢头（看守所在每个监舍都指定一个在押人员作为监舍头协助管理）说：“太神了！算了，这个头你不要当了，让他来当。”

我告诉他们是师父保护了我，替弟子承受了这一切。本来“七·二零”迫害开始后我的天目就关了，经过这一撞，我的天目又开了，而且比以前看的更清楚了。

不久看守所真安排我当监舍的头了。于是我就要求监舍的犯人不许打架，不许对新关進来的人進行殴打体罚。殴打折磨新犯人是看守所几十年的“传统”，被我改变了。我还教同监舍的人学法炼功按真、善、忍做人。本来犯人之间打架斗殴屡禁不止，看守所都没有办法改变，但在大法感召下，此监舍风气为之一变，没有打架的了，我管理的监舍因此获得了“文明监舍”称号，还给我发了个什么奖状。

我这次被绑架关押，是镇邪党书记以叫我给他看病为名把我骗到镇政府以后叫来派出所警察抓我的，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说什么是“执行江××的政策”。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现在抓我，要不了多久，你也要進来。”他根本不信，觉的一个堂堂书记一把手怎么可能会“進去”。

果不其然，二十多天后，他因受贿九千多元被关進看守所。一关進来就被犯人一顿暴打，换了一个监舍还是挨打。后来到了我所在监舍。如果是一般常人，这可是冤家路窄，报仇的好机会，非得让他吃更大的苦头不可。幸好他遇到的是修大法的我，我不但没有报复他，反而给他不少关照，他没再挨打。他向我道歉，我告诉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还要遭报应。

他受贿金额不够判刑，又回去上班。此后他再也没有迫害过大法弟子，后来还提供电脑网络帮忙做“三退”的事。

开庭前，法院要给我指定一个辩护律师，我拒绝了，我说我自己为自己辩护。在庭上我堂堂正正讲真相，结果被判三缓四，当庭释放。

从看守所回家后，读师父的新经文，知道了学法的重要，于是我决心学好法。我从师父《环境》一文中悟到，要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于是我就在诊所门口坐着每天坚持静心学两讲《转法轮》，雷打不动。我根本不担心会因坚持修炼而被从新收监（邪党法律规定判缓刑的可以随时收监执行刑罚）。我一直坚持堂堂正正公开学法讲真相。我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没有怕心，而是要让世人看到无论怎么迫害，大法弟子不会被吓倒，相反会坚修大法，给世人鼓舞，同修之间能相互鼓励。

两次解体洗脑班迫害

在迫害最疯狂的那几年，邪党以大量办洗脑班来迫害大法弟子。因为我们镇法轮功学员多，一直是邪恶关注的重点。一天镇政府突然对一座废弃多年的敬老院（大陆各乡镇设立的对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的收容场所）進行加固，窗户装上钢条，木质大门换成铁门。一个参加施工的明真相的常人觉的很蹊跷，就对同修说了这个事。

同修找政府中支持大法的人一打听得知：邪党要利用这个地方开办一个针对大法弟子中的“重点人物”的洗脑班，在洗脑班还不“转化”的就弄去劳教。知道消息的同修没有只顾自己个人的安全躲起来，而是在邪恶抓人的前一天晚上组织大家集体发正念。

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1]。我们的正念确实发挥了奇效。晚上十一点，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密布乌云，零点开始下起了大雨，一直下到早上六点。巧的是下游河道的值班人员忘了打开水闸，导致河水猛涨倒灌，镇政府和那个准备关押大法弟子的敬老院被淹的很深，三天后大水才退去。敬老院满是淤泥积水和各种垃圾，很久都没清理干净。洗脑班也就办不起来了。一场迫害就这样解体了。

过了几个月，一个明真相多次帮助过同修的镇政法委书记找到我说：“这次我保不住你们了，有人举报了你们二十三个人，已经报到上面去了。县‘六一零’要把你们这些全部抓起来办学习班。”他接着说，“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有个办法，就是你去找那个举报人，叫他到政府去收回他说的话，声明举报是错的，是不实的。”

原来是我的一个邻居，他受邪党指派监视我和其他同修，他禁不住邪党举报一个奖励六百元的诱惑，向“六一零”构陷了我们二十三个大法弟子，得了一万多元的“奖励”。

晚上我把他请到家里，推心置腹的劝他去退还这一万元的不义之财并声明举报不实。可他财迷心窍，说：“钱已经到我手上了，退是不可能的。”我急了，说：“迫害法轮功的钱你也敢用？这可是要遭大报应的。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不到一个星期，他在自家开的茶馆给顾客倒茶时突然晕倒在地，四天后医治无效死亡。

我和其他同修把这个人死亡的实例和本地其他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警察及政府人员告诉镇政府的相关机构的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震慑。但由于洗脑班这件事是县“六一零”在管，他们尽管不想参与也无力阻止。

恰好就在县“六一零”准备对我地同修進行非法大抓捕的前夕，县里开建的工业园区因占地赔偿款被各级政府雁过拔毛层层截留，最后发到失地农民手上的只有很少一点点，导致当地大量农民堵住高速公路维权。市公安局调集大批警察镇压，同时抽调各地政府人员“维稳”。这样一来他们也没有人力和精力来搞洗脑班了。又一场迫害被解体了。

事后我把这两次事件对镇政府头头讲：“两次你们想抓我们都没有得逞，这就是我们师父在保护我们。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下你也见识我们师父和大法的威力了吧。”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心服口服。正如师父所讲：“它正确认识啊，不正确认识啊，它抱着不管是什么样一种想法，在事实面前他们都得服气，在事实面前他们必须得正视。”[2]

本来这次农民的维权行动，完全是由各级贪官贪污侵占农民土地赔偿款造成的，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但邪党为了掩人耳目、推卸责任，上演了一出嫁祸法轮功的恶毒丑剧：他们在园区管委会大楼打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邪恶的大型横幅，让民众误解农民的维权是法轮功做了什么。后来主导这次栽赃事件的市公安局长因贪污受贿涉黑被判了死刑。正是，善恶有报，毫厘不爽。

在诊所堂堂正正讲真相

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利用我的私人诊所、药房作为我讲真相的平台。只要到我诊所来的，从门口路过的都是我讲真相的对像。我不分职业阶层，不管他是多大官，多么有钱，也不管他是来看病的还是来迫害我的，我都给他讲真相。有时我在讲真相，警察和政府人员就在旁边，我也丝毫不受影响。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3]；“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4]。

他们除直接派人检查、监视我之外，还安排我前后左右的邻居暗中监控我的一举一动，报警电话也贴在我诊所的旁边。我不为所动。我知道，只要我走正了，做好三件事，师父一定会保护我，谁也动不了我，所以我只管讲真相救人，根本不去考虑我的个人安危问题。师父为了救众生几乎耗尽了一切，我作为弟子为什么不能为助师正法做到舍尽一切呢？

面对病人我基本上是先讲真相做“三退”之后再看病拿药，每星期都能劝退几十人，有时能劝退百多人。很多来找我看病的是医院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甚至绝症患者，包括各种癌症和不孕不育者。在我给他们讲明真相做了三退后，不少癌症患者得到了康复，多年不孕不育的也有了孩子，有些还是双胞胎，想要儿子的真生了儿子。他们对我非常感激，我告诉他们：“你们感谢错了，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我的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我知道我的医疗有奇效是师父加持和大法的威力所致。

由于各种现代医疗技术都解决不了的奇迹不断发生，逐渐我的名声越传越广，有些很远的病人甚至从新疆、北京坐飞机来找我看病。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在来找我看病的人中，就有公安局、政法委和政府部门的人，他们明白真相“三退”后也得到了康复，并为大法做了一些事。

一天，县公安局长领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到诊所来找我。此人说他四十多岁快满五十了还没有孩子，再不生恐怕要绝后了，全国各大出名的治疗不育症的医院几乎都去了，现在就差出国了。我问他：“你是不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他说：“我历来都是依法办事。”我再问他：“你迫害过法轮功没有？”他说：“我就是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事务的副局长。”（后面我称他为Z局长）。我告诉他：“问题就出在这儿，这就是你迫害法轮功的报应。你这个事只有我们师父有办法。你要想生娃儿，只有不再迫害法轮功并且退党、退团、退队，才有希望。”他有所醒悟，我给他开了一副中药回去了。

几个月后，这位Z局长给我来电话说：“老婆怀上了。你把你说的那个事给我办了吧。”他说的“那个事”就是“三退”。年底，他妻子生了个儿子，他带着高级礼品来感谢我，说：“我生了，干脆你也生一个。户口的事我来解决。”

我已经有个女儿，本来不想再生了，可妻子执意要生个儿子来传承我的医术。拗不过她，不久又生了个儿子。我六十多了还能生育，还生了个儿子，一时成了街坊邻居的美谈。那时二胎还没放开，超生不但罚款，上户口也麻烦。这些都是那个局长一手帮我办妥的。他之后还介绍了一些他们公安政法系统的同事和朋友来找我看病，当然，也是我讲真相劝退的对像。

此后不久，一个同修发真相资料遭恶人构陷被派出所绑架到市“六一零”办的洗脑班。同修在黑窝讲真相时，没注意修口，忘了在讲真相中也要注意保护常人，把这个事原原本本的讲给了洗脑班的人，直接说出了那个局长和我的名字。很快整个公安政法系统都知道了。Z局长面临很大的压力，他误以为是我把他给抖落出来的，找到我，一个劲埋怨我。我没有辩解，说：“不要怕，这个事算不了什么，你叫他们来找我。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不会有什么事。还有一点，现在你已经退出共产党了，就不要再進去了，更不要在压力下做出对不起大法的事。否则，你的孩子会出问题。你要知道孩子是师父送给你的，大法送给你的。你还要不要你的孩子？”他说：“我肯定要我的孩子，我知道怎么做。”

主管洗脑班的一个市“六一零”处长是他的同学，他回去后就叫他同学放人。可县“六一零”不同意。我说：“你是上级，还拿下级没有办法呀？”最后他们就不管县“六一零”的态度，直接把同修放了。

上级派人来调查他，没想到调查组负责人是他在部队时的战友。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不久他升为常务副局长。后来，市公安局长因继续追随江泽民迫害大法遭报落马被双规后，他还代理了几个月的局长职务，仕途没受到一点影响。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待续）

（明慧网第十四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