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满城县殷树珍自述遭迫害事实
几年过去了，一九九七年末的一天，本村一位大姐高兴的告诉我说：“我学了法轮大法了，这个功法是最好的，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我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快到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和他们一起看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我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教人做好人，时时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通过不断学法炼功，我的思想得到了真正的升华，一身病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我获得了新生。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全家人都支持我。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法轮大法的感激之情！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由于中共不断给法轮功造谣，我和几位功友抱着向政府澄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目的，去了北京。刚到天安门就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被劫持到当地武装部。
在县武装部，白龙乡政法委书记高惠昆等一伙人每天强制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一天，一个叫范国军的人又逼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可怎么也放不出来，急得他满头大汗，最后还是没放出来，可放别的录像带没有任何问题。他说今天怪了。我们告诉他：其实不怪，你就不该让我们看那上面的歪理邪说，那都是假的，是为抹黑法轮功而造的谣，为镇压找借口，你千万别相信，因为我们有亲身体会。我平和的又跟他讲：“我们只是炼功祛病健身，按“真善忍”指导做个好人，难道做好人还有错吗？你让我们‘转化’什么？”
白龙乡政法委成员高惠昆等一伙人每天强制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们跟他们讲真相：“我们只是炼功祛病健身做个好人，难道做好人还有错吗？”白龙乡一个自称姓张的人大主任说：“你们说煤球是黑的还是白的？”我说当然是黑的。张说：“不行。如果政府说是白的，你们就得说是白的。”我问：难道政府就可以不分是非，颠倒黑白吗？张说：“对。因为法轮功是中央定性的，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不然就关着你们，不让你回家。”我被非法关押七天。
九九年九月，我和两位功友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再次去了北京，在天安门我们又被天安门派出所恶警绑架。恶人们连威胁带哄骗逼我们说出姓名、地址。我们不配合。恶警们骂我们。此时我们看到地上有好多《转法轮》宝书，被乱扔，心里很难受。恶警们看出我们的心情，说：如果你们说出姓名，这书你们随便拿，你们就可以回家了。我们说出了姓名和住址，可我们拿着大法书刚出门口，恶徒们在我们不防时立即强行将我们劫持到丰台体育馆。后由满城县政保科科长赵玉霞、张震岳强行把我们劫持到满城县公安局，又由白龙乡派出所所长景洪池及手下曹潮伟、刘永超、袁越军，苟永福一伙人强行把我们劫持到满城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赵玉霞、张震岳勾来所谓的医学部、科学部教授妄图给我们办班洗脑。在谈论过程中，一位功友说：我炼功前曾患有心肌炎，通过炼功我身体痊愈。那个医学教授说那是心理作用，真有心脏病，炼功是炼不好的，要么就是误诊。功友问他：你说现在的仪器诊断有没有准确性？他说当然准确。功友又说：“那彩超、B超、心电图、心功能我都做过不止一次，确定是心肌炎，您怎么解释？”那个教授顿时哑口无言，做不出任何合理解释，只好转身走了，以后再没来过。一个警察曾毫不隐瞒的对我们说：“只要你们不炼法轮功，回家杀人放火我们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听到这话我们很吃惊，作为执法人员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难怪老百姓都说他们吃人饭、不干人事，为了个人利益，尽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在看守所我们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又被赵玉霞等人以保证金为由各敲诈二千元（没有任何手续）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满城县“610”在满城县邪党党校办了个洗脑班，白龙乡政法委书记高惠昆一伙人强制我去洗脑班。当时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负责人有县长袁振江、“610”头子陈承德、副主任张雪冰、秘书黄建忠等。他们迫害法轮功手段隐晦、狡猾、奸诈。用伪善、威胁、恐吓使这些大法学员的家人、亲戚不同程度的在精神上受巨大压力，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当时有30多名大法弟子被关进了邪恶的洗脑班，他们迫害的手段是：
1、先勒索每人500元钱做饭费。2、不分昼夜强迫大法学员看诽谤师父的录像。3、指派各派出所、乡政府人员、大法学员单位人员、村干部等参与迫害。大门、楼道门都有人看守，不许大法学员自由进出，象黑监狱一样。4、采用欺骗手段逼迫学员写不炼功保证书，在电视上骂大法和师父。这样一连折腾了9天，这些工作人员的吃喝费用都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承担。我被洗脑后，不分正邪， “610”头子陈承德、张学冰才让我回家。 回家后大脑清醒了，知道自己上了邪恶的当。
后来，白龙乡政府高惠昆等人还经常上门骚扰，并对我蹲坑、跟踪监视。一天上午他们又把我骗到乡政府。中午也不让吃饭，到了晚上还不让回家。丈夫不放心到乡政府找我，问高惠昆：“她犯了什么法？为什么不让她回家？”高惠昆一伙人一句话不说，涌上前连推带打扇了我丈夫好几个大耳光，还破口大骂，威胁我丈夫说：“再闹连你也抓起来！”我把我丈夫使劲拽出大门外，那伙人自知理亏谁也没出来。我们俩堂堂正正的回家了。
二零零零年夏天，我北京的亲戚表弟打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的父母。电话已被公安局窃听，结果亲戚还没有到我家，白龙乡派出所所长景洪池（已遭恶报死亡）康永生一伙人知道，就非法闯入我家强行把我劫持到大坎下村马路边上等着拦截我亲戚。满城县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张振岳也张狂的开车赶来。亲戚到村口就被他们截住盘问，亲戚随身带的东西和车都翻了一遍，还非法盘问是哪里的？在哪个单位上班？随即就蛮横的给我表弟的单位打电话追问他炼不炼法轮功，单位说他们不炼法轮功。赵玉霞、康永生等人还不死心，又策划将他们手下十几个人分了两部分，一帮子人强行把我绑架到白龙乡派出所。另一部分人尾随表弟的车进村，他们在我家大门口看守，炎热的夏天，大中午几个人转来转去。街坊邻居听说这伙人在监视着我亲戚，都觉这帮人可笑。我被软禁了一天一夜。他们无理的言行给表弟和我的家人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恐惧。
他们对我们修炼人不公正对待，多次骚扰、威胁。央视、报纸、电台尽全力恶毒的栽赃、陷害、攻击我师父，欺骗世人。在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八，我和几名同修再一次去北京上访。刚到人民大会堂就被已等在那蹲坑的大坎下村主任田野、政法委书记康新元、蔡涛、李敬东、满城县政保科副科长张震岳、六一零主任梁民发现。他们的面目表情十分狰狞，土匪一样强行把我们绑架。梁民两眼冒着凶光喊叫说：“把她们塞到汽车后备箱里，装不进去给我使劲搡，回去象村民打牲口那样给我打。”
当天，这群暴徒就把我们劫持到满城县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们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第六天看守所所长王增汝、狱医贾瑞芹、韩某所王占国伙同手持长枪的几个武警察和几个犯人把我们弄到县医院野蛮灌食。我双手被反铐，贾瑞芹指使五、六个人将我按住，从鼻孔往胃里插管子，半小时后将管子插进胃里，鲜血顺着胃管往下流。灌浓度极高的盐水加少量奶粉，灌后也不拔下管子，把管子盘绕在头上，用胶布粘在脸上。手铐也不打开。又直接拉回看守所。我在看守所被折磨了近三个月。
2001年一天晚上，白龙乡政法委书记、派出所所长康永生带一群同伙手下，突然闯进我家，院子里站了一群，另一些人闯入屋里，屋里站满了。康永生逼我去派出所一趟，被我拒绝。立即几个小伙子上前拽的拽、推的推，强行绑架我，一个小伙子一脚把炉坑的木板踩翻，连腿带脚掉进坑里。几个人把他拉上来。脚脖子已崴了，他们就把他架出去。我被他们拽倒在院子的地上。我被他们无理迫害受到惊吓，全身动不了，丈夫怕我出现意外，不顾一切的大喊：我妻子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她身体好好的，你们又把她弄成这样，我跟你们没完。这伙人见势不妙，一个个地溜走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我与大法弟子殷凤芹、史艳河，还有几名刑事犯，被全副武装的警察五花大绑、手被反铐上，用一把粗的绳子将我们与刑事犯一个连一个的从反铐的手与胳膊里串在一起。每个人脖子上还挂上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我们的名字。恶警把我们连吼带搡的弄到大卡车上，随后几个武警手持电棍跳上大卡车大吼大叫试图威胁我们。记者们从看守所就开始给我们非法录像，一直到结束。警车鸣着刺耳的笛声在前面开道，卡车将我们拉到县剧场游街示众侮辱。剧场大院站满了各阶层人士，还有好多父老乡亲。武警逼我们低头认罪，我们毫不畏惧，不配合，他们就使劲按我们的头，我们始终挺胸抬头，而且我们平和理性的面对在场的同胞。我们不屈不挠的正义举动，感动了有良知的民众，我听到有人佩服地说：“她们准是法轮功。”满城县“610”头子梁民、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等人勾结法院、检察院邪党人员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贼胆包天的迫害法轮功及大法弟子。这伙人竟把我们三名大法弟子当众非法劳教一年，还栽赃一个所谓的罪名“扰乱社会治安”。他们邪招使完后，就又兴师动众把我们拉回看守所。我更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回到看守所，殷风芹质问在场的参与迫害我们的邪党人员：“我们干什么坏事了？你们这样迫害我们？真邪恶。”满城县检察院常住满城县看守所检查室的官员杨树林，高高的个子，对邪党污蔑大法的谎言中毒较深，仇视大法弟子。殷凤芹话还没说完，他瞪着凶恶的大眼上前使足了劲扇了殷凤芹三个大耳光，边扇边逼问：“谁邪恶？”被中共利用的记者还将冤判我们的实况编造上谎言，搬到电视上。不几天那歪理邪说的录像片段在满城这块大地上连续播放，毒害广大父老乡亲。没几天恶警赵玉霞等人不通知我们的家人，就把我们三名大法弟子劫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
在劳教所我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恶人为了强制我们“转化”，站墙根，脸和鼻子贴着墙，直挺挺的站着，如不按邪恶的要求，包夹怕恶警看见就拳脚齐上。几天后我两腿全肿了。又逼我开飞机，就是半蹲式，两手抱头身子不许动。一天二十四小时采用这种形式迫害。
当时我被迫害的两腿全肿起来，脚穿不进鞋，直到被迫害的说不炼才停止，还强制干活，有时一干就是一夜，给我身心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形容的打击。那时三个孩子正在上学，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二岁，整天思念母亲，以泪洗面。丈夫因我被非法关押，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三个孩子的学费没有着落，无奈大女儿只能退学外出打工，供弟弟妹妹上学，丈夫每天除了干农活，还得操持家务，照看三个孩子，时常难过得暗自落泪。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后半夜四点多，满城县公安局、刑警三队，伙同白龙乡政府不法人员以奥运为由，妄图强行对我绑架，并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邪恶的绑架未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