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惠民
欧阳修被贬谪期间,曾历夷陵、扬州、滁州等地方官。他初贬夷陵,夷陵倚山临江,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他一到任,立即拿来以前的案件档案反复察看,发现夷陵虽是小县,但诉讼很多,又由于偏僻,县里的官员很多都不认识字,更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导致里边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于是,他立即亲自动手,一一重新整理,常常是白天做不完的事情,就晚上加班干,使夷陵大小冤案一一得以昭雪,并建立了规章制度,此后,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眼光关注着百姓。实行“宽简之政”和仁政爱民之策,“节用以爱农”,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解释宽即“不为苛急”,简即“不为繁碎”,不兴建不必要工程,不扩大可以化小的事端,不增加百姓的赋税。量刑方面,通常主张从宽,给一切失足者以希望之路。其根本之道在于体恤民生。朱熹称赞他:“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公为数郡,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
欧阳修治理扬州,人们称赞其三大政绩:劝农、御水、治狱。他下车伊始,便调查农耕情形,对雨水、虫害情形作详细了解,认为“民间极不易”,商讨对策,并努力减少一些摊派项目,终使当年扬州地域农业丰收;决狱公正,保全无辜,百姓皆感激。他治理颍州,颍州地僻人穷,知书者少,他一到任就建书院,供百姓子弟上学读书,发展教育,从此颍州读书风气大开,“颍人咸知向学”。为此,两州百姓皆为其立生祠以纪念。
他为河北路都转运使时,深入基层了解各级官吏的绩能、山川地理的形势、经济生产的状况以及部队兵粮器械、军事训练的详情,并一一绘成图表,使河北一路的形势一目了然。有人看他如此用心,颇感不解地说:“你以文章儒学知名天下,还愿意干如此琐碎之事?”他回答:“官府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我怎么敢轻易地疏忽呢?”庆历五年,河北宣抚使富弼镇压保州兵变,事后准备杀死其中2000人,以绝后患,与欧阳修商议,欧阳修坚决阻止说“祸莫大于杀降”,并说这些人其中多为迫于饥寒的百姓,终使这2000人性命保全,矛盾化解。
他知滁州,与民休养生息,任职第二年,滁州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爱民亲民,能造福于民,又能与民同乐,与民同游,于是其笔下便出现了荡气回肠的《醉翁亭记》,其中“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意即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一起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们快乐而快乐啊,展现出一幅太守仁政安民、世风祥和的图画。《醉翁亭记》一问世,滁州人唯恐失之,即请人把全文刻于石碑之上。
他在滁州写的另一篇《丰乐亭记》也表达出其“先忧后乐”、“与民同乐”的思想,文中对滁州的民风民俗做了细致的描写,“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滁州物阜民丰,他为此而欣慰,然而国家朝政的积弊不除,他不忘忧国,表达出其真乐之所在是“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意思是他的真乐在于实现儒家仁政理想:君主宽仁化民,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学者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