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退休公务员柳立生曾被北京第三看守所下毒
柳立生，六十七岁，是河北遵化市退休公务员（正科级），下文柳立生陈述了自己在大法中受益和被中共迫害的经历。
我因几十年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患有颈椎增生、咽炎、痔疮、肠胃不好、严重神经衰弱、失眠等疾病。一九九七年初，颈椎增生严重发作，以至影响了正常工作，医生建议两种治疗方案：手术或保守治疗。就在我犹豫不决时，经本系统一位场长的妻子介绍，我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抱着祛病、强身健体，试试看的想法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严格要求自己，修炼心性，炼功数十天，多年的失眠症好了。相继，颈椎增生、肠胃不好、咽炎、痔疮等症状都不治而愈，没吃一片药，没休一天假，照常上班工作，家人亲属连称神奇！
不报姓名 北京第三看守所迫害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向世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一个农民工恶告。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依维柯警车追劫。恶警又叫来两辆相同的警车，把我绑架到开发区博兴路派出所。
在派出所办案室，在一个刘姓指导员的指挥下，好几个警察对我非法审讯十二小时。在此期间，我也一直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这些警察不但不听不信，反而助纣为虐。仍按刑法第三百条“利用邪教（中共是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当日晚上十点，把我押送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在押送的路上，那个刘姓指导员还吓唬我说：“这回你闺女、儿子的工作可都没了……”
到看守所后，刘姓指导员强逼我脱光衣服，赤裸身子，面对两个青年女狱医（胸前标有“中国救助红十字会”字样），她们就给我抽血（抽出的血洒了一地，刘姓指导员用手指狠戳我脑门，并大声斥责我）、化验，测血压，当时血压在220至260汞柱之间。夜间十二点，把我押进第十二过渡监室。我整夜没睡觉。
北京市公安医院“体检”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早上，一个王姓副所长接管我的事。他让一个肥头大耳的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和十几斤重的脚镣，王姓副所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分给我处理，王治文、李x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我处理的……，经我处理的八十名法轮功没有一个走出去的……”之后，把我押上依维柯警车（同车还有两名扒窃的犯罪嫌疑人），把我戴手铐的两只手吊在顶棚的扶手上，送到北京市公安医院（特殊医院）精神病防治区。
我双手戴着手铐，提着重重的脚镣，弯着腰，一步一步艰难的登上高高的台阶。这里的医生给我拍片、化验、做心电图、测血压等，折腾了我一个上午。在这过程中，我一直向医生讲；“我是学大法做好人的，我没有病。”可是每个医生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体檢”，整整折腾了我一个上午。
因为我始终没报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几个恶警妄图把我留在医院继续加重迫害，一再向医院大夫串通走后门，说二楼还有床位。诊断结果出来后，因血压降到160汞柱，一个医生说；“某某某回去，不合格！”医院拒收后，又把我押回第三看守所。
回到看守所后，那个王副所长恶狠狠地吼道：“你还真行，你还能控制（血压），你居然又回来了。”
看守所“坐板”、洗脑 下毒药
在监室里，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和下午两点至五点保持一个姿势坐板（挺直身子，顺着床舖坐板）。星期六、日在室内看电视，都是抗日片和邪党宣传的所谓法制教育的电视片。每天上午和下午定点强制让我吃药，说我血压高、尿不正常，测血压、做心电图、脑电图等或提审。
由于没报真实姓名住址，从所长到大队长、小队长等十个大小头目轮番审讯折腾我五天，我每天整夜失眠（十八天只睡了二至四小时），每天每顿只吃一个小馒头加一、二勺稀粥或稀汤，身体很快垮了下来。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二点多钟，他们强迫我吃了一粒直径约一厘米左右的粉红色糖衣片。吃后半小时，我浑身发烧、发热，头晕脑胀、一会儿就头重脚轻，身体站立不稳，又过一会儿，药力很快扩散到肠道，五脏六腑剧烈疼痛。只好到厕所，即使把手攥紧拳头使劲挤压小肚子，也解不出大便来。
五点多钟，在恶警和医生查房时，我大声责问他们说：“你们给我吃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我来时好好的一个人，如果出现意外，这监室十五人做证，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们听后，一声没吭蔫蔫的走了。
对他们用药物迫害我的行径，我表示强烈抗议，六次拒绝吃药。之后，一个方姓狱警对这次我吃有毒药物后的反应，用电脑做了详细记录。
由于一直昼夜失眠，每天只吃半份饭，（为了减少去厕所次数，尽量少吃少喝），身体很快消瘦下来。借此，所长郝龙在提审室对我伪善的说：“你年岁大，身体又弱，吃点软食，病号饭吧！”我说：“我不吃。”我拒绝了他。
六月三十日中午，一个警察伙夫给我送来一盒（塑制饭盒）盛好的面条，上面有二个油炸鸡蛋。我断定下了有毒药物，没吃。次日中午，又给我送来一盒面条，我又没吃。因为我两天中午都没吃所谓病号饭，被他们知道了，（因监室内有监视装置，值班警察都可以看到）。第三天中午，他们为了掩盖罪恶，就特意做了盒没放有毒药的面条，又是那个警察伙夫喊；“某某某，取病号饭！”我说：“我没病，不吃！”他问监室班长：“他为什么不吃？”班长说：“他前二次的面条都没吃，说下毒药了。”恶警伙夫说：“下什么毒药？不知好歹，他不吃，你们吃！”之后，被一个叫张海涛的吸毒人员吃了。这次他们没在面条里放毒药，目的是以此来激发全监室犯人对我的不满，也进一步来掩盖他们的罪恶。
七月二日，所长郝龙在审讯我时，那个在饭中下毒药的女医生（衣服上印有“中国红十字救助会”字样），走进审讯室。无意间，郝龙问她：“老柳吃药了吗？”她说：“我把药放到饭里了，他没吃！”她的回答一下证实了她们在饭里下毒药迫害我的事实。在郝龙第三次审讯我时，我厉声责问他：“为什么用毒药迫害我？”他狡辩说：“用错药了。”他们确实在实施“在对待法轮功不转化时，必要时可以用药物和临床实验来转化”的邪恶指示。
在我拒绝服药后的次日，那个王姓副所长又提审我。他说：“我们动用了十个大小头目，一个整天研究怎么处理你的事。”并让一恶警又给我戴上十多斤重的脚镣和手铐。他吓唬我说：“这回把你送进去（指上次去的那个公安医院），你就甭想象上次再轻易回来了……去不去？”他们还是妄图去公安医院继续迫害我。
六月三十日，我问王姓副所长：“为什么不放我？”他狠狠的说：“都在准备过生日呢，谁还管你的事！”
回家后，从公安内部透露的消息得知：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是邪党建党九十周年。为庆祝，全国各地都秘密下达了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死亡指标。
遵化市洗脑班迫害
七月十一日，北京第三看守所把我移交给我的原籍，由遵化市六一零吴姓科长和国保大队董姓副大队长和一名警察把我押回遵化市洗脑班。随后，家属被勒索了所谓的保证金一万元给国保。
洗脑班在拘留所二楼，他们趁我家属探望我之机，想用亲情感化我。特别是我的大妹妹，看到我被迫害的身体皮包骨，神情呆滞，就放声大哭起来，要我一定照他们的要求做。
历时二十八天的整个被迫害过程中，几乎没睡上几个小时的觉。在洗脑班，闫万江、彭、窦（女）和张（女）四个负责“转化”我的人，每天与我所谓谈话，他们歪曲《转法轮》内容，污蔑大法和师父，逼着写所谓思想认识。在回家的前天晚上，洗脑班闫万江硬逼我签他们打印好的“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说如果不签，就批劳教。
在被迫害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停止向警察、六一零、洗脑班人员讲法轮大法真相，讲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他们根本不听不信。那个北京第三看守所的正所长郝龙在审讯我时说：“我要听你的，我就得换到你的那个位置上。”意思是丢了官、丢了饭碗。那个副所长说：“天安门自焚”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认识那个喝汽油的老婆儿……。可见，他们被“天安门自焚”谎言迷惑的有多深！是江泽民邪恶集团把他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但使法轮大法和大法学员蒙受了这千古奇冤。也坑害了全国十几亿人。
回家后 身体的症状再次印证毒药迫害
七月十九日，家属把我接回家中。当时，我走路迟缓，口吐浓痰（深黄色）并带有血丝、血块儿，一年多时间，身体都很消瘦，脸部、身上都现出大骨头棱子，记忆力衰退，甚至连家里的楼号都记不起来，见到常来往的朋友、同事、都想不出他们的名字，还经常忘事儿。
四年多的时间，一直胸闷、心烦、腋窝、肋骨肿胀疼痛，有时还有针扎般刺痛感和麻木感觉。日常饭量明显减少，时常腹痛、肠道有绞痛感等。这些反应完全证实了恶人确实给我吃了破坏中枢神经和破坏内脏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