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枝萍遭劳教、判刑、强制堕胎 老母亲控告江泽民
刘枝萍的母亲、现年七十五岁的刘益芬女士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向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求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了解法轮功真相。
以下是刘益芬女士在控告状中的陈述：
我叫刘益芬，于一九九七年底，我和女儿刘枝萍同时有幸得大法，我已退休，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修炼前我患高血压、心脏病，甘油三酯高胆固醇等多种疾病，随着修炼，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脸色白里透红，在家里了不和丈夫争吵了能宽容别人，和邻居相处好。
女儿坚修大法，被非法劳教、判刑三次，冤刑共计八年半。我要照顾孙子，又要照管家庭，经济迫害，精神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我女儿刘枝萍至今还在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遭受迫害，下面是她在此次被非法判刑之前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叫刘枝萍，是云南省楚雄州交通集团交通宾馆员工。 我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在高快公司工作，来往于昆明、大理、丽江、楚雄之间，并熟知了各地的一些大法弟子。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和当地的大法弟子交流切磋。大家同修一部宇宙大法，追求并实践着最根本的宇宙特性“真、善、忍”。看到的是多年疾病缠身的叔叔阿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如楚雄的张国芬，曾得过癌症，修炼后身体完全健康，有权威医院检查作证）道德升华了；探讨的是修炼提高自己的心性，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原因，不和别人计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那就是人间的净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的到来冲击着中华大地每个人的心，电视报导的内容、媒体发表的文章是我闻所未闻的。同时，单位领导多次找我谈心，要我放弃修炼，并且要求揭批法轮功。我诧异了，对一个社会、国家、民族来说，应该是好人越多越好啊！如今怎么想做个好人都会遇到那么的麻烦呢？在多次谈话未果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九年八月我被停止跟车服务，到总公司团委报到接受1个多月的教育学习。我善意的向他们表明我的心迹，并告诉他们我的所见所闻与亲身实践，后来我又恢复正常工作，我以为是大法弟子的善良感动了他们。十一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我先生的衬衣口袋里看到了一份揭批材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非常的难过，他们怎么能这么不求实际呢？
到了二零零零年新年前一个多星期，我与楚雄法轮功学员一行十多人踏上了进京上访的道路。目的：说句公道话。把我们多年的亲身实修和所见所闻告诉政府，我们只是一个修炼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做一个好人，一个不求名，不求利，不计得失的一个好老百姓。要求政府释放上访被抓、被劳教、被判刑的同修。
在进京途中，因列车员播音说有一位列车员生病需要找医生，同行的一位同修是医生，本着医生最高尚的职责，救死扶伤的愿望去给列车员看病。这位列车员的病与我们这位医生同修修法轮功前所得的疾病一样，以前同修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见好转；修法轮功后就好了。同修就善意的告诉乘务员法轮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结果因当时各地政府接到密令，凡拦截举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和个人有奖金。在列车工作人员欢呼有奖金拿的喧闹声中，我们一行十余人全部滞留长沙看守所。后又转回楚雄州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后，有一名同修被判刑，另两名同修被判劳教，其余转到收容所关押，共计五十八天，并对部分学员家庭和单位罚款，高的一人近万元。我们在向上反映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绝食抗议，五天后释放回家并监视居住。
到了“四二五”这个敏感的日子，我写好了一块“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条幅准备拿给不许我们说心里话的领导看，刚出门，政保科人员马学武就带着一批警察把我强行拉上警车，带到公安局并用手铐铐在过道的栏杆上。稍后又有三位同修被抓来，其中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不允许我们说真话，就这样在栏杆上铐了一天一夜后，把我们再次投入看守所，那位老人回家。二零零零年五月二日，在无人知情的情况下，我被劫持至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就在我被抓的这个月，我怀孕了（当时劳教所并不知道）。在我入所第二天因炼功被一大队队长马某毒打一顿，其后罚站三天黑板，追着太阳晒，太阳晒哪儿她们就叫我站哪儿，并有两名犯人杜艳芳、杨某包夹我，不允许我与犯人交谈和接触其他法轮功学员。并到大田组超强体力劳动—摘豆、挖土、挑大粪、抬竹竿。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在每天的强体力劳动后，每晚临睡前她们都派人来问我“还炼法轮功吗？”我说“炼。”她们就把同监舍的犯人连同我一起罚站，不让睡觉，让那些犯人受株连后对我辱骂。后来又改为绕四合院跑步，每晚监舍关灯后，我就被罚开始跑步到第二天凌晨，如果说“不炼”就可以睡一个好觉。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尽管当时我有三个月的身孕，但我白天劳动，晚上跑步。这样被折磨了一个星期。她们更加邪恶与嚣张。我被她们毫无人性的行为震惊了。在一天深夜跑步到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炼功抗议。值班的尹姓警察指使两名吸毒犯毒打我，其后怕其他法轮功学员和犯人知道她们的恶行，又把我单独关押在一个监舍里，两只手铐在两张上下床的栏杆上，那时看我就象一个十字。我再次绝食抗议，其后的时间里，她们减少了对我身体的迫害。
当时，我姐就关押在二大队劳教，听到一些吸毒犯提到我被迫害的情况，她落泪了，把我怀孕的事告诉了劳教所。不几天，她们通知我家人到劳教所把我强制送去医院强行打胎。我用坚定的信念闯了过来，药物失效。到了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已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当时很多普教对我说：按所里规定，我的情况达到保外就医的标准。后来我听说某头目叫嚣：不转化就在里面！我再次被强行送去打催产素。胎儿被打下来了，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二零零四年，我因拿真相资料给同事看，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并被延期半年。从劳教所出来后，“610”要单位开除我的工作，就连失业救济金也不让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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