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非法劳教、克扣工资 长春优秀教师控告江泽民
修炼法轮功摆脱常年疾病的痛苦
在一九九五年年底，我因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修炼的。
修炼大法前，我心动过速每分钟一百三十～一百四十次，使我浑身无力，心悸、烦躁。左膝关节积水肿大、变形，经常半夜疼醒熬到天亮。蹲不下、跪不了、也伸不直，上下阶梯得用一条腿倒着走。秋天，加了毛皮的厚棉裤早早穿上，春天不到五月一日绝不敢换下；夏天穿着纱裙，里面必须套着戴毡子的护膝。药物、理疗、按摩、针灸，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最后还不行，就吃强力镇痛药顶着，那时满脑子里就是将来得拄拐棍了。鼻窦炎，憋得头胀痛，记忆力减退，做过穿刺。因为常靠嘴呼吸，所以气管、咽喉都不好，时常打点滴，我成了医院的常客。各种中成药、西药得错开吃，没进家门就能闻到中草药味儿。那些年老人、丈夫、孩子也常常生病住院，三十岁的我心情可想而知。
炼功不久，各种病状都逐渐的消失了，真是一身的轻松啊！
我从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开始，真诚善待所有和我有缘的人，逐渐的淡泊名利，心态也变的纯净、自然，心情愉悦。放下对婆家潜藏心底的不满，我的家庭关系更加和睦了。在单位面对不公时，我学着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宽容忍让，平和处理。我不计个人得失，也不收学生、家长的礼金。我工作尽职尽责，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市优秀教师。我带的班级，高考班升学率和就业反馈都是学校最好的。最让我欣慰的是学生毕业前说：无论将来走到哪儿我都知道怎么做人啦。当领导得知我以校为先主动让荣誉时，赞许道：你能做到这些完全源于你的信仰。我觉的真心为别人着想、礼让是快乐的。修炼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
正当我和同修们沉浸在修炼法轮功的幸福时刻，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功诬陷、定罪，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悍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最邪恶的、最残酷的迫害。
遭受的江氏集团和中共的迫害的事实
1、迫害之初，派出所、学校、街道办事处胁迫家人限制我的自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姐姐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苇子沟戒毒所。一天，我被警察带到凯旋路派出所。他们象审犯人一样记录我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问我去吉林省政府一事，并让我在诬蔑法轮功、保证不炼的单子上签字。过几天，校长祖长录、书记杜丽娟找我谈话，放弃修炼，下班了还不让我走，并和我的家人配合全天监控。后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教育局都向书记刘桂琴了解我的思想动向。就这样每天在领导、同事的监视、歧视、不解、嘲笑与冷漠中“工作”，那种心里的苦真是难以言表，深深的压在我心底。
2、绑架、关押、审讯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中午，我与同修们在饭店吃饭时，长春市国保大队警察穿着便装，有两个男警把黑塑料袋强行套在我的头上，抓着胳膊把我架上车，紧紧夹在他们中间。我们被关押在净月附近一个近乎废弃的楼房里（一个秘密审讯室），被非法审讯。
一个被称作主任的人（男，五十来岁）说话粗俗，把师父的法像扔到炕洞里烧，又牵来一条大狼犬恐吓我。桂林路派出所王姓所长把我的胳膊反拧背后，用力往上提，顿时我感觉非常疼痛。他又把我单手铐在椅子上，手铐勒得很紧。“六一零”一年轻男警虚情假意的诱骗我，要我说出资料来源，都做了什么，和谁联系。还有一个头目（男，五十多岁），让我说出前些天和我联系的同修是谁，此时我才知道手机已被监听。他看我不出声，就说人已经抓了，一会儿就到（其实是在诈我）。另一年轻男警气的扔矿泉水瓶打在我头上。非法审讯到半夜，我们被押送到桂林路派出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留我三十天。
警察是拿着我包里的钥匙，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私闯民宅，非法搜查的。回家后发现，我新买的包和孩子的牛仔裤都没了。我和同事同修是被学校上报到市教育局，学校和教育局串通市国保大队，蓄意对我们迫害的，还连累了姐姐同修和另一同修。
3、非法拘留人格遭到侮辱，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六月二日，我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
在这里，我们被迫留指纹，遭强行脱衣搜身。不许我们穿鞋，光着脚走过长长的走廊，被隔离关押。一进号房，就有人“照顾”，洗冰冷水浴；浴后，你会发现发卡、腰带卡、衣扣、拉链、腰链所有的金属类硬物统统剪下；高墙两侧相对的监控器能监察到每一个角落；吃的是不熟发粘的玉米发糕；喝的是无油、没洗净的稀菜汤；两边木板大通铺上，挤着四十五人；白天坐板、做工（一次性筷子、牙签），晚上“立刀鱼”式睡眠（两人一颠一倒，脸对着另一人的脚，身体侧卧紧贴，没有空隙无法翻身）。
我被戴着手铐非法提审。男警察态度蛮横，让我们排队靠墙边走，保持距离，不许说话。第一次提审，国保大队对我非法劳教一年，我拒绝签字，要求无罪释放。第二次提审又对我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仅仅因为我合法修炼法轮功的行为，我就被绑架到市国保大队、“六一零”、桂林路派出所和第三看守所的警察当作“罪犯”看待。在这里，我的人格遭到侮辱，精神和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与伤害。
4、非法劳教，洗脑、奴工、加期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
这里的一切都是被强制的：按手印、照相、剪短发、穿号服、戴胸卡、背监规；狱警点名要起立喊“到”；进门先报告，狱警允许才能进；严格的作息时间，所有动作要快、静、齐；上厕所也只能上下午各一次；没有热水洗漱，在寒风刺骨的严冬，只能洗深井冷水澡。
这里的一切都是受监控的：行走坐卧，洗漱打扫、吃饭睡觉、劳工学习，甚至是上厕所、洗澡都是在狱警、包夹（邪悟帮教、惯偷、卖淫）的监视中；法轮功人员相互间不许说话、不能眼神对视、不可传递东西；三、四人为一个监管包，距离不可超过一步半，稍有疏忽就被处罚，实行连禁制。
除了身体被监管，劳教所用伪善、强迫、体罚、酷刑、不许家属探视等多种强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来达到转化的目的。被迫的妥协，令我深夜难眠，食不甘味，我愧疚至极。我的心在流泪、在滴血，就这样在内心焦灼的痛苦中煎熬着，胃部开始发胀，经常打嗝，一直到现在没有恢复。
在生产小队，我被强迫劳动，每天十几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加点赶任务，而生产登记本上只记载不过六小时的工时。出口工艺品蝴蝶的羽毛、粘胶、气味对身体、皮肤都有损害，手被磨出泡、变的粗糙。晚上收工还被继续灌输邪恶的谎言，思想汇报等。
解除非法劳教前，街道办事处的王丹主任要我再写五书，我不从。指导员李影说：不写就是思想没彻底转化，不许家人来接，直接送洗脑班。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我在解除劳教单上签字时，看到与日期不符，我被多关了八、九天。街道又派人来接送我回家，目的是继续监控我的行踪。
5、江氏集团迫害给家人带来的痛苦
姐姐修炼大法后，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境界，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直肠癌前兆（便脓血）等疾病很快都不翼而飞了。大法给她身心带来的变化及她的工作态度与品行，赢得了校领导、同事、家长和学生的赞赏与尊重。可是，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姐姐却多次被绑架、骚扰、关押、拘留、劳教，这给她的家庭都造成了太多的苦难。
二零零三年大年初三，姐姐又遭到朝阳公安分局绑架，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被拘留三十多天，被迫害的血压高达二百二十，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下，仍被送往劳教所，遭拒收后，回到家中。自此她被停止工作、扣发工资。
姐姐的孩子正在读初中，一次次经历着与母亲分离的痛苦；为要回妈妈，和爸爸一次次走进戒毒所、派出所、公安分局，面对蛮横、无理的警察。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儿来说得克服怎样的艰难？要有多大的勇气啊！？她流着泪、踮着脚给被铐在铁椅子里的母亲喂饭。后又被迫停学。我的姐夫也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
我的母亲修炼大法前，年年是大半年住院，修炼后各种病症逐渐消失，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二零零三年过年时，眼睁睁的看着女儿被警察强行绑架、抄家，由于受到惊吓，猝死。由于这场迫害，母亲就这样走了。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零零六年九月，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学校办公室主任王福盛多次威逼我丈夫上交了我的工资储蓄折。面临经济的窘困，丈夫不得不想尽办法赚钱供孩子上学。他承受着精神上的压力，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那时，孩子刚上初一，给我写信说：“妈妈，你打我骂我、让我干活都行，只要妈妈能在我身边。”孩子来过一次，见到我，他强忍泪水，说他学习生活都快乐，让妈妈放心。我一直笑着和孩子说话，可离开后，再也抑制不住心酸的泪水。
仅因为我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想有个健康的身体，就被迫使我们母子两分离，这让孩子如何能够理解和承受？他将怎样面对人生？孩子的班主任说：孩子上课时经常走神，心事重重，学习成绩下降。对我的迫害使我的家人承受着无辜的伤害，给未成年的孩子心里蒙上阴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和学习，严重的影响了我丈夫的工作和生活。
从劳教所回来后，敏感日之前，警察打电话骚扰丈夫，学校领导也找过他。接到电话，丈夫就心慌、头晕，手都在颤抖。四十刚出头，头发几乎都白了。二零零八年四月，凯旋派出所警察大李子多次打电话，以我丈夫的工作要挟他，让我去派出所或一定来家见我。说要开奥运会了，要人人核查过关。丈夫怕我再被迫害，让我躲过奥运再回来，我无奈的离开了家。我们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庭平添痛苦，陷入极度的恐惧和痛苦生活之中。导致他身体病痛不断，八十四岁高龄的婆婆也常为我们担心。
6、被非法剥夺工作的权利、扣发工资十年
从劳教所回来后，学校不允许我上班，也扣了我的工资储蓄折。我多次回学校要求上班。两任校长、书记与办公室主任、人事、会计配合串通、互相推诿、百般刁难。
二零零七年初我写了书面申请要求上班，后又拿着吉林省省委的文件去学校找校长祖长录和书记刘桂琴，要求恢复我的工作和一切待遇。他们说考虑一下。没几天，我丈夫听说学校、教育局要送我去洗脑班，就去找校长祖长录。他蛮横的说：“为她自己也要单办洗脑班（那时长春市洗脑班已解体）”。丈夫只好无奈的和祖长录商量只要不送洗脑班，就同意不来上班，保留档案，退休再说。丈夫回来要我别再去学校找了，他的承受已到了极限。
二零一四年上学期，我又去学校找下任校长贾慧秋和书记潘占宏，要求恢复工作。他们又是伪善推脱，并说要尽校长、书记的职责，潘占宏又去市“六一零”恶意举报我。
我被非法剥夺工作权利、停发工资、扣押工资储蓄折至今。这十年多，给我和家人在名誉、精神、经济上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严重的破坏了我们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