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使她一个健康的人一度走向了死亡的边缘。现在,孟昭红控告迫害元凶,要求法办江泽民。
修大法 获新生
孟昭红在控告书中说:“一九九六年七月,我丈夫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硬把我拖到学法点。我感到师父的讲法我一句都没听进去,但似睡非睡中,身体有种从未有过的舒服,原来分分秒秒都很难过,听师父讲法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就这样每天参加听法、炼功,九天很快过去了,我也精神了。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炼功,两个多月后,我身体所有的痛苦全都消失了。医院治不好的病,通过炼功神奇的好了,就这样李洪志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可是,病好了我就不看书了,但大法“真善忍”的种子却扎在了我的心中。我是一个处置室的护士,纱布、绷带、棉花、酒精、器械经常往家拿一些,学功后,不拿了,都交给了领导。在单位里,我抢着干活,早来晚走,从不计较得失。在家庭中,也不再与丈夫吵架,也打消了过去想离婚的念头,向丈夫道歉。也与婆家处理好了原来紧张的关系。特别是一九九八年丈夫得了绝症,欠账十多万元,药费报销不了,我每月四百元工资,同事看我们母女太可怜,帮我给丈夫办理了大额保险,一旦丈夫去世,就可领到四万元,但用大法衡量,这不是骗保吗?后来我坚决办理了退保。不久,给丈夫报销的四千多元药费,又被大姑姐拿走(因借了她钱),但我想到师父讲的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感到轻松了许多。虽然我当时只学了两个月法轮功,但此后的两年多在时间,我一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人也变的年轻了,是大法给了我健康和全新的生活。”
做好人 遭迫害
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心向善,道德回升,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却因江泽民的个人妒嫉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迫害。孟昭红也遭到了惨烈的迫害,九死一生。下面是她在控告书中叙述的情况:
迫害发生没几天,派出所就上家骚扰,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由于我身心受益,回答他们说,我已两年没炼了,但真善忍已经深深扎在我的心里。法轮功是佛法,教人向善,这么好的功法我以后一定会炼的。没想到当天晚上就遭人二十四小时监控。上班同事看着,下班到家里看着,走哪跟哪,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伤害了孩子的幼小心灵。
为争取一个合理的炼功环境,还大法和师父清白,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躲过监控,去北京找政府反映真实情况。我刚到天安门就被武警截住,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被送到丰台体育馆,几天后国保警察把我劫持到塔河看守所,住的是没有暖气的监房,喝的是漂着菜虫和灰尘的冰白菜汤,我绝食抗议,被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才回家。
我回家后,国保威胁单位书记,如果我再去北京,一切费用由他出。第九天,姚光向公安局诬告,谎称我想串联去北京,在单位遭公安绑架,关押在看守所里一个没有玻璃,没有暖气的房间三天,还不通知家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通知家属。十岁的女儿一个人在家,又饿又怕,挨到半夜求邻居送到姥姥家。八十五岁的老父亲半夜到看守所送行李,看守所不让送。就这样被非法关押三个月。
回家后社区、派出所不断骚扰。我想这个家呆不下去了,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我和一同修结伴去北京上访。我们到秦皇岛时被绑架,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送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到劳教所被队长王岩铐在铁管子上站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又遭悬空背吊二十四小时,放下后又双手高举被铐在双层床上,遭所长洪××用电棍电脸,打耳光,搥胸;每天早上五点站到半夜十二点多,放下后双手背靠在床头上,铁丝编制的网(没有床板),坐上后下陷导致双肩和手臂都被抻到极限,无法入睡,非常痛苦。每天早、晚只给两块玉米发糕,不给汤喝。十月末,夜里已经是零下二十多度,我们还只是穿着单衣服,就这样不能洗脸、不能洗手、不能刷牙,连续迫害了二十多天。随后被转到黑龙江省戒毒所,遭关小号,坐铁椅子,灌食,拳打脚踢,并遭洗脑,强制观看天安门自焚诬陷片。
二零零一年八月初,十几个警察包围我家,试图强行绑架我,我被迫流离失所到加格达奇,十一月在贴真相粘贴时遭国保警察绑架,抢走三星手机一部,现金一千元,至今未还。当天午夜,被劫持到加区看守所。因拒绝穿囚服、做奴工,被拖到小号,强行往铁椅子上铐,我不配合,遭打耳光,左手第四指被掰断,后被恶警用绳子绑到铁椅子迫害。
有一次被强行绑在床上,国保大队彭科长等四人,强行给我灌浓盐水,有的捏鼻子,有的按四肢,所长董德军体重二百多斤,坐在我身上,压的我喘不过气来,十分钟后都喷了出来,国保彭科长说,完了,胃粘膜脱落了。出现了胃出血、便血等症状。每二小时给我灌一次止血药,插管时连续四次没插进去,董得军说,把管子剪下一段,这样做的后果是,插管顶端较锋利,容易伤到食道。第五次强行插入,食道和胃都被划伤。还把我的头发扎成立天锥形,侮辱我。看守所给我们吃的是发霉的鸡饲料。犯人有不同程度的食物中毒,头痛、恶心、呕吐。反映上去,所长说库存吃完了,再买新的。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日,早五点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送我到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因我遭灌盐水时,胃出血,食道损伤,头晕,血压高,呼吸困难,公安医院检查身体时说不能收。加区法制科王××给劳教所管理科长郭力送了土特产,郭力不看诊断书就收人了。同我一起来的刘金玉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四壁挂满了冰霜,冬天很冷,几天没有被褥。后来是两个同修给我俩凑出一套被褥,刘金玉抱着我冰冷的双脚,借着她的体温,我才度过了两年。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黑龙江省塔河县公安局局长许峰、国保大队长李军等五人,闯入我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我卖房子,准备给孩子上大学的存折、一千元现金和电视、DVD机、手机等物品,并让邻居签字。为了构陷我,李军到外面找了两个三轮车司机做伪证,两个人不看就签了字,在李军找印泥要按手印时,这两个司机就跑了。然后李军又到街上找了两个人,强迫其做伪证,又去找我家附近的超市和饭店老板做伪证,构陷我说我给他们发传单和《转法轮》。
《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一九九六年就不让出版发行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发生后,又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抢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法轮功学员自己都没书看,又怎么会给不明白真相的世人呢?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被冤判四年,双脚带着铁镣,五花大绑,被绑架到黑龙江女子监狱。
到监狱严管队,我不穿囚服,队长王小琪就打我,并把我胳膊拧到背后,押到四楼。让我面壁而站。一个刑事犯拽住我的头发用力撞墙,额头当时就起来一个五~六公分的大包。然后拉我到卫生间,几个犯人强行扒光我的衣服,提腿向上,看阴道里有什么东西,进行人格侮辱,把我较为贵重的棉裤、羊绒衫据为己有。只让我穿单衣服,从早到晚开着窗户冻我。晚上点名我不配合,几个凶犯就拳打脚踢,双腿青一块紫一块。半个月后又将我送到强制转化隔离区。每天早上五点到晚十二点强制坐小塑料凳,不许说话,不许闭眼,晚上睡觉时手不让放到身上。用过的卫生纸要放进垃圾桶都要报告。每天强迫观看诋毁大法和污蔑大法师父的录像。我拒绝看,警察就指示犯人赵晓红等人殴打我。每天坐凳十八个小时,双手还要放到腿上,时间一长屁股都坐烂了。我不背监规,队长董立华就指使犯人让我两脚并拢站着,站不直就被犯人踢打。因长期站立两脚浮肿非常严重,腿也不能弯曲。每天下午四点和半夜十二点允许上厕所两次,差五分钟都不让去。上厕所时间稍微长一点,包夹犯人就大喊大叫,说我拖延时间不想站立。其实我当时双腿肿痛,上厕所时蹲着比站着更痛苦。晚饭后包夹犯人在房间里走圈,锻炼身体时,让我在中间站着,当时外面零下三十多度,我穿着单衣服,他们还把窗户打开,我被冻的一直咳嗽,咳嗽时还要遭包夹犯人辱骂。
由于长期心情压抑,于二零零九年三月,我颈部长了一个三公分左右的瘤子,不久后溃烂,医生说是淋巴结核。整个左颈部流脓淌水,左侧腋下、后背出现包块,硬硬的;大约十公分左右。胳膊上也有一个鸭蛋大的包块溃烂,非常的痛苦。
我进看守所时体重五十三公斤,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刑满离开监狱时只剩三十五公斤,满头白发。因身体伤口多,起床时需要人帮助,否则需要将近三十分钟才能下床;走路失去平衡,下楼时需要两脚站在一个台阶上,再迈下一个台阶;手臂由于长时间上大挂、吊铐(一种酷刑)以及腋下有伤口,造成左胳膊残疾,犯人说看到我就担心,恐怕我死在监狱里。
“上大挂”酷刑 |
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使孟昭红一个普通的护士深受其害,生命一度走向了死亡的边缘。回家后她坚持学法炼功,除左臂不能上举到位外,其他症状已经全部消失,再一次证实了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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