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法库县刘宪勇控告首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镇闫荒地村村民刘宪勇,2015年5月30日向最高检察院寄出对前中共头子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导致他和他的家人遭受到“无法形容的巨大伤害”,非常熟悉的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五人被直接迫害致死。

在迫害中度过人生最重要年龄段

刘宪勇在控告状中说:作为控告人,我既是这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又是直接受害者。从1999年七月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至今,我仅仅为了坚持信仰法轮功,被无辜关押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教养院累计四年之久,饱受饥饿、谩骂、羞辱、毒打、电击等酷刑折磨,险些失去生命。

在作恶者的监控、抄家、抢钱、威逼下,我父亲承受不住巨大压力,当时倒在监控我的民兵面前,大面积脑出血,从此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经受十年的病榻煎熬后,于2009年含冤离世。

为了躲避不断的骚扰与迫害,我从2005年至今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叶茂台镇派出所一直扣押我的身份证,使我在外打工、租房都很难。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我才25岁,至今十六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迫害的实质或迫害的阴影中度过,然而这正是一个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段。被告人江泽民亲自操控并实施的这场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精神上、身体上、经济上都造成了无法形容巨大伤害。

修炼法轮功,我戒掉不良嗜好

我于1997年7月有缘结识了《转法轮》这本书,拜读之后使我明白了许许多多人世中百思难解的问题;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好人的道理,经过炼功我久治未愈的腰椎盘突出顽疾不翼而飞,并戒掉了打麻将、喝酒等不良嗜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服务于家庭、社会,时时以平和、宽容的心态为人处世。

父母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然而1999年7月22日开始,叶茂台镇政府便派村干部领着司法助理谢宝昌、周升迁等人几次到我家,在无任何搜查证件的情况下,非法搜走我的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录音带等物品。并且镇里、县里不断有人来村委会找我谈话,用罚款、恐吓等方式,让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王奎发、谢宝昌等人每次都是大吼大叫,并扬言有三人看到我在家炼功就抓我,出闫荒地村得先到村委会打报告。每天花钱雇用陈福仁、张奎艳、张红喜三个民兵看着我的一切行踪,并设有暗线。甚至半夜在我们熟睡之时,摩托车的灯会把我家的窗户照的通亮,并在大门外大喊,监视我是否在家,使我的父母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

面对各种媒体对法轮功的不断栽赃陷害,对法轮功学员打压的不断升级,我于1999年10月20日进京上访。上访这本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却被非法拘留,后来又被送洗脑班长期关押达半年之久。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定量的、九七年的变质的玉米面窝头、稀粥、菜汤,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饿得身体消瘦,有的走路眼前发黑、迷糊。

我上访期间,镇里、村里、派出所不断的给家里施压。我嫂子在家正常卖粮食,村书记王奎发立刻派人连夜看着我嫂子与收粮人刘智勇。第二天派出所所长王静带人来村上,强行在没有任何证据与收据手续的情况下拿走全部粮款4415元,并非法抓走我的嫂子和不满5岁的孩子(后经别人保释),使我的父母精神受到巨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晚上还得去我哥家照看房子。第二天早上当我父亲回家走到大门口时,看到三个民兵正在我家门口守候,加之两天两夜的惊恐,便突然倒地,造成大面积脑溢血,从此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医药费花掉了当年的整年收入,历经十年的病榻煎熬,于2010年含冤离世。

在张士教养院遭受酷刑

2001年5月,我因传递法轮功真相被沈阳市铁西分局和轻工派出所绑架,夜间被关在黑屋子里刑讯逼供,遭到几名警察的电击毒打,后被送铁西看守所。那里环境极其恶劣,晚上睡觉时监号内三十来人被指定在狭小的位置,只穿裤头、一颠一倒、侧卧立在铺板上,每个人的脸都紧挨着另一个人的脚,挤不下时就用脚把人踩在人摞里(这种折磨熟称睡刀鱼)。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我感染上了疥疮,奇痒无比,整夜无法入睡。两个月后被送张士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2001年7月,我在张士教养院新收大队遭到许姓大队长及几名警察毒打电击。

2002年新年刚过,五大队教导宋百顺从普教大队抽调多名劳教犯人打手,对我与郑守君、阎宏伟等十多名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一次恶警宋百顺命令王洪等犹大对我洗脑迫害,没达到目的,宋百顺亲自下令将我送到劳教犯人打手所在的特殊监号内,强制罚蹲,每天十多个小时,有时限定在一块方砖内蹲着,有时让腿弯部位夹象棋棋子,稍不服从或坚持不住便大打出手,并限制上厕所。张士教养院政委程殿坤和一些狱警每天守在院部、队部的监视器旁,监控并暗中指挥犯人、犹大迫害我们。期间大法弟子闫宏伟头部被迫害重伤。

2002年10月前后,警察史凤友伙同另一名警察来到四大队,拿了一张纸让大法弟子胡林按手印,胡林不按,两恶警取来电棍当着全大队一百多人和警察的面,命令犯人将胡林衣服扒光,用绳子绑住按倒,用电棍全身电击,当时胡林满身疥疮流脓淌水。我上前劝他们停止迫害,史凤友上前将我踹倒,命令普教将我绑上,亲自用电棍电我。恶警金良也上来助阵。迫害中我的右小腿被蹭掉一块皮,后来糜烂化脓,四、五个月流脓淌水,至今留有疤痕。

2002年冬天,我和大法弟子陈松绝食反迫害。四大队教导员冯树林命二十多个普教分别把我俩带到两个房内,用一袋精盐和了两大洗脸盆水,把我俩按倒在地上,捏住鼻子用几把钢匙把嘴撬开(口腔内全都被钢匙扎破),用饮料瓶一瓶接一瓶灌盐水,不给任何呼吸时间,险些把我俩灌死。灌后我咳嗽数日痛苦万分。

2002年12月末,在张士洗脑班的小楼内,教养院管理科科长关枫指使4、5个恶人将我两脚按住,强行做“反盘”打坐姿势用床单捆紧,又把我两臂猛背过去,用绳子捆住双手,另一端吊在床栏上,拉至极限,嘴里堵上擦脚布,并用胶带封住,防止叫喊。当腿盘到一两个小时疼痛难忍时,犹大孙卓(女)、曹立明(女)用手使劲按腿,用脚往腿上踩,加剧我的痛苦,还说给你活动活动腿。有时痛的我汗水湿透毛衣。一次犹大王洪、张秋生、陈杰等恶人又对我进行绑腿迫害,我呼喊揭露迫害,犹大陈杰,狠命的将我的头和脖子窝在他的小腹部位,使劲下压,窝的我差点窒息,这时恶警关枫冲进来亲自指挥并大吼:“给我绑、给我收拾。”他走后值班警察李连鹏说:“听到了吧,领导有令,咱也没办法。”以后无论犹大帮凶们怎么行恶,警察们都若无其事,不再进号。一次半夜我被绑的疼痛难忍,将嘴里的擦脚布使劲吐出呼喊,犹大王洪正在床上睡觉,跳下床来,拿鞋底子,在我的脸上使足力气左右抽打十多下,鲜血从我的嘴角流出,随后一脚踢在我的肋骨上(疼的我几个月睡觉不能侧卧),随后一名犹大拿螺丝刀把擦脚布使劲往我嘴里捅,把后鼻腔都压住了,我险些憋死,半天才喘过气来,两眼憋出眼泪。后来绑的我独立行走困难,需人搀扶。这次迫害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只给两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后来没达到目的,就又把我送回普教大队奴役迫害。这期间犹大帮凶们还采取:对女大法弟子,用男犹大折磨,动手动脚;对男大法弟子,用女犹大折磨侮辱,举止、办法下流。

期间被施此酷刑法轮功学员还有夏文(在马三家非法劳教期满劫持至此)、大连商检干部张杰(50岁左右)、大东区的吴艳萍(40多岁)、康平的齐敬茹、法库的李爱莲(30多岁)等。每天各个房间内帮凶们的叫骂声、摔打声不绝于耳。和我一起关在附近一个楼的洗脑班的杜江,遭到了更严重的迫害,被恶警刘宏涛迫害的连夜送医院抢救,头上一个大口子往出流血。

秋收季节一家四人遭绑架

2004年6月9日,我从教养院出狱回家。之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与母亲辛勤劳动,基本扭转家里的经济困境。从2005年庄稼长势看收入,除还完外债,还会小有剩余。然而9月14日,我正在家中收拾场院,准备秋收,法库县“610办公室”主任张洪喜与县国保大队、叶茂台镇派出所等十几人来到我家,进行搜查,派出所的卜玉祥连连追问我是否还炼法轮功?我说“从教养院回来,上至县里下至村里都知道我没有“转化”坚持信仰。时隔一年多,突然来我家问此事是不是又想抓我。你们看到我们家都被你们迫害啥样了,而且马上就秋收了,我父亲就是你们抓人抢钱造成这样的。”这时,派出所的一个人说了一句公道话“他父亲确实是,以前体格可好了。”但是,张洪喜拿着搜出的法轮功书,强行把我带走。

到了叶茂台镇派出所,面对又一次的非法迫害,我不配合他们照相、做笔录。一个警察因此过来狠狠的抽了我两个耳光。后来他们说拘留啥原因呢?一个警察说:“去把书拿来找一条写上。”就这样把我送到拘留所。至今我都不知给他安了一条什么罪名。在拘留所内我绝食、绝水反对非法迫害。17日下午,也就是第四天,张洪喜来到拘留所,拽住我的头发,和拘留所所长等人往我的嘴里灌了一瓶浓盐水。然后把我送到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洗脑班的警察问张:“这人出气都有味儿了,绝食多长时间了?你得说实话。”张洪喜却说:“才两三天,来时喝了点水、吃了点饼干、涉嫌明慧网、家里搜出了传单。”就这样张洪喜撒了一阵谎,把我留下,他们就走了。

9月21日,我的母亲、嫂子、两个姐姐(亲属)到县“610办公室”找张洪喜理论,张洪喜却找来警察将我嫂子与两个姐姐抓走,说怀疑他们是炼法轮功的,后三人都被非法劳教一年。我于25日从洗脑班走脱,流离异乡,有家难归。

我所遭到的迫害仅仅是法轮功受迫害群体中的冰山一角,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迫害。我被非法关押洗脑班、教养院期间与我一起承受过迫害我又非常熟悉的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五人都在后来的不同环境中被直接迫害致死,他们是辽中县的郑守军、邱清华,沈阳的李效元、温英欣(女),新民市的赵寿柱他们留给我的印象都是那样的年轻、健康、善良。

鉴于以上原因: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群体长达十六年的残酷迫害,既违犯国际法,又同时违犯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这场残酷迫害江泽民已构成违法违宪的多项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