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师父的给予，我都活不到今天

活着

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全身是病，四十六岁被确诊为皮肤癌：全身奇痒无比，恨不能再多长一双手帮我挠，直到把全身的皮肤抓出血了，才能缓解一点，特别是腋下、大腿的胯部等处没有一点好皮肤，得用沸水湿透的毛巾热敷，能减轻点痒痛。从腰部到颈部的脊椎全部是骨质增生；颈部有拳头大的包；抬不起腰，几乎到九十度的大弯腰。脸部长满了蝴蝶斑、偏头疼、酒精肝、腱鞘囊肿、鼻塞、风流眼等等许多病。

妻子在单位得了职业病——肝硬化；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母亲和四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不能干活，家里没有一分钱，反而还欠生产队八十元钱的外债，这八十元钱啊！那时的八十元钱可不是现在的钱，因为那时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每天只能挣两角钱，还有七口人等着吃饭，所以有病也没有钱治疗，我疼的时候，真的是不想活了。

得法

为了治病，我接触了好多种气功，九四年秋天，亲戚借给我一本《法轮功》，对我说：“这本书挺好的。”我一夜就看完了。第二天就问亲戚这书到哪儿能买到？他说：“可能书店就有吧。”我急奔书店，到那儿一问说是卖完了，我就叫他给進几本，第二天，我就从书店请回两本书，送给亲戚一本。当时有很多练气功的人来找我，我当时就定下了这一念——只炼法轮功。可惜没有马上就学法，只是把买回书放起来了。

直到九五年，有人告诉我，医药公司的人有师父的讲法录像，我才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就觉得身体轻松，时刻有要跳起来的感觉，心情很好，我当时被病折磨的，一米八几的个头，身体不足一百斤，我已经七年多没干过农活了，连拿捆苞米秆都拿不动，今天不知怎么，就想干活，我就跟老伴说：“我要去挑粪。”老伴笑着没有吱声。

我家的菜地，在房后面的一个山坡上，坡度大约在三十多度，我一口气就挑了二十五担粪。老伴觉得非常惊讶。

修炼一个月后，我白天晚上咳嗽，晚上几乎不能躺下，只有端坐着，持续二十天后，从此咳嗽病不翼而飞。

我偏头疼很重，一疼起来就得喝酒，才能减轻一点，就这样肝脏被伤害，便成了酒精肝。修炼大法二个月后，头痛好了，肝脏恢复正常；有一天早上起来，一个鼻孔往外冒血，用棉花把其堵上，可血又从另一鼻孔冒出来，我马上悟到：“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一下把鼻子上的棉花团拿掉，让它随便流，直到流够为止。

我胃肠功能不好，不能受凉，学法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净化，共拉了四夜五天，都来不及躺下，又去厕所。我也不喝水，也不知道这五天四夜的水是哪来的。

我颈椎那个拳头大小的包，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就这样，两个月时间，我的体重反而增加了四十多斤。

学法

我从得法开始，除了雨天之外，从九六年到九九年每天在我家七百平米的院里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放了三年，每天晚上集体学法，从未间断，每天早上三点，我骑车带着老伴，到县城里参加集体炼功。

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和老伴每天学《转法轮》三讲，早上三点起来炼五套功法，也未间断过。我每天早上，到点自动起床，不用任何闹钟等。有时再参加小组学法，就不只是三讲了。我悟到：“《转法轮》，法轮转。就是多学、多看《转法轮》”。

洪法

学法后两个月的时间，我的身体和精神面貌几乎就是换了一个人，家人、亲戚、朋友、邻居都看在眼里，我就召集这些人，组织大家白天在我家的院子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教他们炼功，晚上在我家学法，白天人多时有一百多人。

我只要听说县里哪个地方有学法的人，我就骑摩托车找到这个人，与他交流在他那儿组织学法点，无论县里的哪个角落，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去过。

我家就是炼功点，远的就在我家里吃、住，多时有五、六人，少时一两人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我老伴就是厨师长，每天负责做饭，并把院子里的座位安排好，一排排的砖头当成板凳。

在我这儿，只要能学法，我就帮助解决一切困难，没有书我给买，没有资料我给拿，没有路费我有，缺什么，我给解决什么。

负责

当时我们的辅导站的人员多而杂：有当时的县长、副县长、卫生局的干部等等，辅导员就有五十多个，受党文化的影响，每次辅导站开会，象做常人报告似的这个头讲话、那个领导总结，轮完一遍就是一上午时间，我就觉得他们讲的不在法上。我非常珍惜每次的辅导站组织的同修交流会，就想利用这个会把大家组织好，对大家的提高有帮助，也就是怎样更好的把路走正，多学法，学好法。

我就极力的缩短这些站长、辅导员讲话的时间，让各地的同修多讲他们当地的实际情况，以便更好的解决。这样就引起其他辅导员的不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我放弃站长的职位，推荐了学法基础好、走的正的人当辅导站站长。

为了对大法负责，有时我也会提些建议，在我的心里，是不是辅导站站长不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怎样能在法上提高，路怎样能够走正。后来我又被大家推荐为辅导站的站长。

法会

在“七二零”之前，我们组织开了一次一千多人参加的法会，当时的阻力很大，就连找场地就困难重重，找一个不行，再找一个还不行，不是这个领导不同意，就是那个领导不批，找了四、五个都不行，最后定在一块空地上。就是在这块空地上不知还有没有干扰？

我当即通知所有的辅导员，早上七点五十准时开会。当时我想：“你公安局是八点上班，我七点五十宣布开会，你就干扰不了了。”等到开法会当天八点十分左右，真的来了四个警察，准备把進入的通道堵上，可是到地方一看，所有的人都到齐了，会议已经开始了，一招不行，他们就想干扰。我就极力的和这四个警察周旋。法会在那边继续开。开始他们告诉我说：“法轮功不让集会，你们还聚集这么多人开会”。我就说“你看台上讲话的那个人，都近八十岁了，你听听她们讲的是什么，她们讲的都是自己受益的体会。”就这样我主动找话题和他们唠，引导着他们听学员的交流体会，竭力的稳住他们。最后法会开到中午十二点结束。散会后，当时年轻的辅导站站长，抱着我就哭了，他知道这次法会开的有多么不易。

抢书

二零零零年“七二零”，所谓的敏感日，我和老伴在家看书，派出所所长和大队长来到我家，把我手中的书《转法轮》抢过去，并说：“我要拿走。”我一下子从炕上蹦下地，把书从他的手中夺回来，说：“这是我的命！你拿我的书，就是要我的命。”他说：“不拿，我就得拘留你。”他又把书抢过去，我又一下子把书抢回来，双手捧着我的书，就去穿鞋，开开门就往外面走，心想：“拘留就拘留，拘留我也不能把书给你们。”

这两个人又把我叫回来，说：“老王，你回来，你回来，我这个所长的帽子是给你戴的，你再别走了，你走了，我这套衣服就穿不了了。”同时双手合十给我俩作揖。

捎信

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派出所警察和村书记，把我和一个辅导员、一个学员绑架到宾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想到家里还有许多的大法资料，就和其他两个人商量，准备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们在窗边看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捎信的人。我灵机一动，告诉看门的警察说：“我家养猪，家的钥匙在后窗台上，我得出去打个电话告诉家里人一声。”他说：“不用出去，我这有电话。”他随手就把电话递给我，我边拨号码一边想：“我该怎么说呢？”

电话通了，我就对老伴说：“咱家的钥匙在后窗台上，你把它收好。”家里老伴说：“我知道了。”在师父的点化下，老伴一下子就明白了，把家里所有的大法资料都转移走了。

下午三点，六、七个警察带着我，到我家抄家，家里什么也没有，后来老伴说“我一生从来没有那么聪明过，可那天你给我一打电话，我马上就明白了，是叫我转移大法资料的事。”

要回录像碟

九九年七月初的一天，我们在俱乐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被公安局政保科的两个人强行把录像带拿走，第二天，我和一百八十多名同修去政保科要录像带，通过两天的努力，才把录像带要回来。在同修中，却在传我这个辅导站长做的不好，还有的人说：“录像带被拿走，他没去要。”等等，后来辅导站总站长了解情况后，对大家说：“你们都给老王修了，你们都没过去关。”

没有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我都活不到今天，我又在师父不断的讲法和加持下，才能化险为夷、平稳的走到今天，虽然我已不在那里居住，但我家就是一朵小花，在证实法的洪流中尽我的全力。

我把大法看的比我的生命还珍贵，没有什么话能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只有在最后的时间里，更加精進，与同修共同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