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劣行：假借寻人启示抓捕好人

“郝丽霞，女，四十岁，身高一点五十八米，体态中等，方脸，肤色黑，大眼，双眼皮，双唇突，扎一马尾辫，唐山口音，上身穿烟色夹克，内穿毛衣（上部为白色，下部为绿色），下身穿深色裤子，脚穿棕色皮鞋。该人于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晚七点十五出走，有发现者与13832982713或2816395联系（联系人：许先生），必有重谢（奖励人民币二千元），附郝丽霞的近照。”

这是二零零三年六月在河北省唐山市广泛散发的一则寻人启事。人们想不到的是，被寻找的郝丽霞女士，是一个被迫害得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启事上的联系人并不是她的什么亲人，而是正在图谋抓捕她的唐山市路北公安分局一科科长许伯军。

这就怪了，公安抓捕人怎么用起寻人启事来了？不是有通缉令吗？

其实利用寻人启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事可不止这一例，单就唐山而言，利用这种方式通缉过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原河北省廊坊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研信息中心职工郭晓慧，与廊坊法轮功学员聂春玲。而北京市房山区在二零零二年四、五月份对绑架不到的法轮功学员，为绑架他们就直接在房山电视台登载这样的寻人启事。

上述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被通缉还只是用寻人启事的方式，而有的地方通缉起法轮功学员来，则是“通缉”与“寻人启事”两种方式同时使用。例如，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河北沧州当局为了绑架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刘淑贞、徐艳辉和杨月亮，不但由公安局下了通缉令，还在电视台、电台、报纸发寻人启事，并到处张贴，称有发现或提供线索者赏金一万。

这样的事情可不只是发生在迫害最初的那几年，最近这几年也有。例如：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九运街乡法轮功学员白万珍，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后，在二零零一年秋，中共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晨报》上悬赏五千元通缉她。到了二零一二年七月，阜康市公安局又下了一个通缉令，也是以五千元人民币“悬赏”举报者。同时还在乌鲁木齐媒体上发布寻人启事，公布白万珍的身份证号及个人信息、特征，以五千元奖金“悬赏”提供线索者。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疑问：通缉就是通缉，寻人就是寻人，这两者怎能混为一谈？为什么对待犯罪分子一律用通缉，而对法轮功学员却这样既在内部发“通缉令”，又在公众媒体上登“寻人启事”呢？

通缉令具有法律强制性，只能由公安机关发布，除写上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外，还要写上案情。法轮功学员本来就没有犯罪，怎么发通缉令？即使对法轮功学员发通缉令，对于案情也都是牵强附会的一笔带过，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犯罪情节，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犯罪嘛。从这个角度讲，发出通缉令，也只能在其内部，而不可能把这种东西拿到社会上到处张贴，自然也就引不起民众的注意。可是寻人启事却能引起民众的注意。因此，中共恶徒为了绑架法轮功学员，就想出了如此卑鄙的伎俩。

中共借助寻人启事绑架法轮功学员，正是利用民众帮助他人的善良心愿而达到他们迫害好人的目的，非常无耻。中共貌似关心失踪人员的温情语言的下面，掩盖的正是非常卑鄙的用心。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蓉蓉，被龙山教养院的恶警电击毁容后，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时，被法轮功学员成功营救出来。关于她的视频和照片传到海外，对国际社会的震动非常大，中共感到万分的惊恐，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罗干极为恼火。中共司法系统内的人说：“罗干有指示，这事国际影响太大，让我们‘处理好’。”

中共将法轮功学员营救高蓉蓉一事定为“公安部26号大案”，成立专案组。为抓捕高蓉蓉，辽宁省政法委、610、检察院、司法、公安等部门利用一切手段，监听、侦查、跟踪当地法轮功学员。专案组还让交通广播电台在“司机您好”栏目中广播“寻人启事”，内容大概是：“一叫高蓉蓉的女子，在沈阳医大骨科病房住院期间，被三、四名男子劫持，其家属很着急，并重金寻找知情者，以找到其下落。”同时沈阳周边各市、地区的公安局和铁路、民航、油田的公安部门、市区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先后接到抓捕高蓉蓉的指令，并收到一份落款为沈阳市司法局的“协查通报”。“协查通报”上说，高蓉蓉“体态偏瘦，体重八十斤左右，左侧面部有明显疤痕，不能独立行走”。

看到没，中共为绑架高蓉蓉，说得多么动听！多么温馨！而这温情脉脉的背后，隐藏的正是中共毒辣阴险的心。

中共利用寻人启事绑架法轮功学员，是对民众善良心愿的亵渎，是对社会公德的践踏，也是对它自己依法治国的嘲讽。古今中外，只有中共才能做出如此滑稽，而又卑鄙无耻的丑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