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生孩子的妈妈被中共劳教的遭遇

当殷艳娟刚生下孩子还不满两个月时，就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劳教所里；后来上访又遭受野蛮灌食、电击、暴打、背铐等酷刑折磨。

殷艳娟女士，生于一九七三年，是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殷艳娟曾患过扁桃体炎，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身体康复，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无论在单位、在家庭、在社会上都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下面是殷艳娟自述她的遭遇：

一. 生孩子“扰乱社会秩序” 遭劳教迫害一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时年二十六岁的我，正沉浸在法轮功带给我与我的家庭幸福之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了，我也没能幸免。一九九九年十月，抚顺市望花区建设派出所姓万的所长及街道一群人闯入我的娘家，因为我在娘家坐月子，尽管当时我刚生孩子还不满两个月，他们不顾我家小孩还在哺乳期，也不顾丈夫与老人的焦虑与痛心，强行将我带走。我承受着与婴儿分离的痛苦，也承受着与丈夫及父母离别的心酸。

在建设派出所非法关押我一天一宿后，他们将我转到抚顺市劳动教养院（也叫吴家堡教养院）继续迫害。不几天，就下来一张教养票让我签字，上面写着“扰乱社会秩序”，劳教三年。 我拒绝签字，找到当时任教养院院长的黄伟，我说：“这教养票上写着扰乱社会秩序罪，请问您，我在家刚生完小孩，坐月子扰乱着谁了？”黄伟说：“你不是炼法轮功吗？”“是，我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在家炼功了，身体恢复得特别快，我受益了，这不好吗？这妨碍到谁了吗？难道让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了吗？中国的法律有规定：哺乳期和怀孕期的妇女有死罪也不许在这期间执行，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执法犯法。”黄伟理屈词穷地回答：“你们法轮功特殊。”我追述：“你把特殊的条文拿来。”“没有。”

就这样非法劳教关押我，期间我年迈的父亲不断地辗转政法委与劳教所之间，将近一年了，我才被“保外回家”，监视居住了。

二.依法上访去北京 在朝阳看守所遭暴打

回到家，我照顾了家人一段时间后，于二零零一年冬天去北京依法上访，要为我的师父喊冤，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上告当地警察在幼儿哺乳期非法关押、劳教我。可到了北京还没走到信访办的大门，就被北京街道与派出所的警察送入朝阳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搜身时，只准穿内衣内裤，人格侮辱，而且强行把我和吸毒犯、盗窃犯等关在一起。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遭到毒打。十七、八个女犯打手，在女警察的唆使下，一个人抓着我的头发，其他人把我围起来拳打脚踢。然后，将我绑在地上高低不平拼在一起的大块木板上，将我的双手双脚，还有嘴都用胶带缠得结结实实的，动弹不得，也发不了声音。直到我的腰硌得感觉要折了，手脚也麻木的失去了知觉，打手们才将我的捆绑解下来。其中一个打手拿着剪刀比划着刺向我，到我眼前时，她见我不怕便停了下来。

时隔一个月左右，我被当地抚顺新抚钢保卫科科长和人事员将我接回抚顺，送到了抚顺将军十字楼看守所继续迫害。

看守所里除了关押犯人外，还非法关押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房间，睡觉时厕所就在头部上方。因为人多睡觉时翻不了身，只好“立板”（俗称）睡觉。牢房里阴暗，潮湿，通风不好，所以很多人身上都起了疥疮，流脓流水，奇痒无比。吃的白菜汤上面飘着许多小虫子，碗底一层沙子……不久，又将我转到武家堡劳教所。

三.劳教所酷刑：野蛮灌食、电击、背铐、暴打

这时的武家堡劳教所非法关押了众多法轮功学员，那里的邪悟人员诽谤攻击师父与大法，协同警察天天谩骂，殴打、体罚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站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许动，否则就打。

我抵制非法关押迫害，期间绝食了好几次，遭到数次野蛮灌食。大队长吴伟没有从医职称，也没有从医经验，每天拎着一个胶皮管子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我被吴伟和男刑事犯按着，他们将管子从嘴插到胃里，强行灌苞米面稀汤加咸盐。有一回，将我双手背铐，然后被狱医拿着一条长胶皮管子，从我的鼻子插到胃里，一个多星期也不拔出来，我的食道及胃里每天都象刀绞一样的疼痛难忍，有时被折磨得手脚麻木。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除了灌食折磨，电棍电击和暴打也时常发生。一次，将我们法轮功学员关进了劳教所一楼密不透风的房间，窗户挡得严严实实。身高一米八多的吴伟和一个叫史青云的女警队长，两人一起上来打我，想把我铐在一个床栏杆上，可无论他俩怎么劈头盖脸的打，我却始终用我弱小的身躯抵抗着，最终也没有铐上。他们又拿来了大电棍，朝我的脸上，脖子上电去。

酷刑演示：电击

另有一个叫果倩的年轻女警，她将我骗到办公室，说是找我谈话，结果打了我足有四、五十个耳光，又找来一把扫帚抽打我，扫帚打飞了，还不解气，又将拴在大铁门上的长条粗铁链子解下来，狠狠地抽打在我的身上；一个叫曾燕的女队长，此女人心狠手辣，拿着她的一串长链钥匙，重重地抽打在我的脸上，留下血迹斑斑。又抓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脑袋使劲往墙上撞，撞的我眼冒金星。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那里有个最狠毒的打手大队长李宝才，住在劳教所后院的儿科住院部三楼。地点显然经过了精心部署。后院东面的好多房间被墙和大铁门围着。上厕所需经过大铁门出去，来回都有警察看守，又有警察前后带队。房间的窗户上也焊上了铁栅栏，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当时，和我一起被非法关押的有邹桂荣（已被迫害致死）和李丽。李丽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遭到李宝才暴打，从床上拽到地上，门牙被卡掉了满嘴是血，然后又用凉水一盆一盆地泼在她身上。正当数九寒冬，衣服湿了不许任何人给她换；李宝才又将邹桂荣的胳膊和腿绑在床上，用穿着大皮鞋的一只脚踩在邹桂荣的头上，由二院的小护士强行灌食，灌食的胶皮管头是三菱形的、刀头样的。小护士一次一次地插，邹桂荣抵抗着折磨，小护士插不进去就一次一次地拔，不知插破了哪儿，血喷溅在邹桂荣的毛衣上。

四.逃出黑窝 又被劫回

看到黑窝里没有人性的酷刑折磨，我再也不想承受下去了。晚上我从窗户铁栅栏的空隙钻了出去，顾不得屋里屋外的监控，也顾不得数九寒冬邦邦硬的地面。本来以为撕绑了一个床单能顺下去，可到了窗外手抓不住栏杆和床单，只好两眼一闭直接从三楼跳了下去……醒来后我站了起来，腿没问题，左臂一点不敢动，头抬不起来，我怀疑左臂和颈椎已骨折。我便耷拉着脑袋，踉踉跄跄向二院大门走去，逃离了黑窝。

我担心追捕不敢回家，辗转了好多住处。没过多久，就听说警察发疯了一样到处找我。沈阳、北京都部署了警察监视我。

几个月后，我再也忍受不住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回到了自己的家。只住了一个晚上，才给丈夫做了一顿饭，连小孩都没见到，因为小孩在姥姥家。第二天一早，就被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警察给抄了家。事发的早上，丈夫去上班，刚一开门，警察破门而入，将我丈夫推倒在地。两个警察将穿着睡衣的我，押到楼下（后来才知将我丈夫也带走了，调查后放回）。我又一次被带到了武家堡劳教所，将我关到笼子里。三番五次地提审我，让我说出都与谁联系了，我始终不回答，一个姓鲁的科长拿来了大电棍电在我的身上……

长达三年两个月的牢狱迫害，终在二零零三年过年的前夕结束了。中共的酷刑折磨让我深深地感到：生在中国的人，想做个好人是多么的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