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检”“抽血”，是关爱还是阴谋？

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将这群因修炼“真、善、忍”而健康、善良的公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却强制体检，包括大量抽血，获得法轮功学员各项身体指标，而法轮功学员本人却无权知道任何“体检”、“抽血”的检查结果，他们面临的却是强制关押、暴力、酷刑、强制放弃信仰，这不令人疑惑吗？那些“体检”、“抽血”的化验结果哪里去了？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组成独立调查组，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从三十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共在系统地活摘法轮功人员器官。报告称，“中共政权及其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从一九九九年以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生存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非自愿的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

让我们看看那些亲历看守所、劳教所、监狱“体检”、“抽血”的法轮功学员的叙述。

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抽血

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一篇曝光二零零四年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抽血的文章，让我记起了我被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被抽血的往事。

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迁至原址东侧一座新建的高墙大院内，在正对着大铁门的宽阔的操场后面，是一座四层楼，在一楼的西侧靠近医务室有一个一个大房间。

在二零零四年，有一天，我被“包夹”（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我的犯人）带到那里，看到房间里有很多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给每一位法轮功学员抽血。我记得，给我抽血的人在我的左臂上扎了好几针，好半天也没找到血管。

这时，那个姓刘的戴眼镜的管教科长（她原在建新女子劳教所担任大队长）走到我的身后，伪善的摸摸我的头，故作安慰姿态，最终，我被他们抽走了一针管血液。

我曾先后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被迫害长达四年多，期间多次被“体检”，包括量血压、心电图、透视等等。当时不明白迫害我的警察为什么单单对法轮功学员如此“关爱”，只把此事看成是中共混淆视听、欺骗世人的手段，如是说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所谓“春风化雨的感化”。

当看到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我才如梦方醒，庆幸自己能从黑窝里逃生。

辽宁省女子监狱的奇怪抽血

我叫陈丽艳，是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五月至二零一零年十月，我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由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遭受过严重的迫害，导致后期我的双腿不能正常行走，加上辽宁省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使我的双腿逐渐的彻底不能行走，后发展到两只胳膊也经常抬不起来，全身器官衰竭，我被迫长期坐轮椅。

在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老残监区期间，我曾多次要求去外诊检查身体，都被恶警拒绝。然而，她们却以“检查我的身体是否缺钾”为由，经常莫名其妙的带我去监狱的医院里大量的抽血化验，每次都要抽出一针管，而且还所谓“关心的”检查我妇科有没有病。

我当时感觉这是一种奇怪的检查，平时他们对我们的迫害不管我们死活，怎么可能“关心”与我的生命毫不相关的检查呢？而且对我来说，妇科检查是一种人格侮辱，我就严厉拒绝，可是却遭到强迫检查，根本体验不到真正的关心。

当我二零一零年，我被释放回家后，惊闻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的器官被活摘，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回想起了自己所经历的可能与中共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有关。

黑龙江省花园劳教所的“抽血样检查”

黑龙江省花园劳教所位于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劳教所。从九九年十二月开始，这里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迫害手段极为残酷（见《黑龙江省花园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每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进去之后，都要接受至少三次“抽血样检查”，而普教人员没有。每次抽血量都在十毫升以上，而其检验结果从来都不通知本人。当初都没有人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

现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也是当年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活体器官供体的铁证。这种情况在其他劳教所也同样普遍存在。

哈尔滨第二看守所一年中强迫抽血三次

二零零八年八月，哈尔滨公安局南岗国保大队与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十九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张忠被迫害致死，其余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当时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数十名法轮功学员，每天该所的医生或护士都要到看守所的监栏前问有无新来的，如有，就被强制抽血。新关进来的十八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强迫抽血一次；十一月份，被非法劳教十八个月，劫持到万家劳教所。

万家劳教所有两个大队非法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即七大队、十二大队，约有七十名左右法轮功学员（不完全统计）。二零零九年初的一天上午，警察将两大队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中还有刑事犯）都集中到一个会议室，强行抽血，每人强行抽血一针管，大约五毫升，放到一个试管内，上面标有姓名，万家劳教所人员没有说抽血的意图。

二零零九年四月，万家劳教所女性大队解体，将女性法轮功学员和犯人转到前进劳教所，该劳教所共有两个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即一大队、二大队，共计关押约有四、五十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九年夏季，又强迫抽法轮功学员的血，抽血的是该所的刘姓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当时法轮功学员说在万家劳教所已抽过了，刘姓医生说：“这次抽血是查艾滋病”。法轮功学员说：“我们炼法轮功的不会得艾滋病的。”他说：“那也得抽。”又强迫法轮功学员抽了一管血。

武警医院广州总院多次无名抽血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我在去上班时，被守在我家楼下的由当地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主任亲自带领的国保、及所在辖区派出所的警察，一行十几人，强行将我绑架。

在当地看守所，我因抗议他们强迫我照相和按手指模后，看守所刘姓女警，指挥几个男在押人员，把我双手双脚用铁镣锁着，并固定在水泥平铺的铁环上。因此，我被迫再次以绝食的方式来抗议他们对我的暴力迫害。三天后，即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他们把我带到武警医院广州总院。

在武警医院广州总院正门第一栋楼的六楼里，专门用了一层来关押广东各地看守所、劳教所有病的在押人员。去那治病的所有人，几乎都是二十四小时戴着脚镣吃、睡、治病的。那里的看守人员（称：班长）和护士经常打人和骂人，医生多数都是三、两天来一次，隔着铁门“看病”。

每周一次的搜仓，男的要脱光衣裤，女的也要敞开衣裤，给护士看，而那些男看守也站在那里看着。在那里，人格受尽了侮辱。每个在那看病的人心理压力都很大。

我在那里被非法关押半年，期间多次被抽血，但从不跟我说抽血干什么，也不告诉我化验结果。有一次，我觉得奇怪，就问护士，为什么老要抽血呢？她说是医生开的单，听后，我没再问下去，因为我知道即使问，她们也不会说的，还可能招来一顿痛骂，我不想因此让她们对大法弟子犯罪。而我每次都在想，抽走的都是最不好的血。

我现在回想在武警医院广州总院被多次抽血的经历，实在太不正常了，难道他们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看守所里军医给我体检　哈尔滨女子监狱暴力抽血

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我和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发放真相光盘时，由于恶人诬告，被市直属110巡警队警察绑架。当晚有一名警察问我：“你身上有没有刀口，做过什么手术没有？”我反问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他没能吱声。然后，我说做过小手术。

当晚十一点左右，警察把我们四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看守所关押，后来将我枉判四年。

二零零二年的冬天的一个下午，看守所的赵春曼叫我出去，说是给我体检，她把我领到一个办公室，有三个军医在那等着给我体检。

他们给我查心脏，量血压，扒下眼皮，说我贫血很厉害，心律一百二十，还问我得过什么病没有？我说从小身体就有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吐血等各种疾病，因我在看守所反迫害，绝食、绝水挺多天，身体很虚弱，他们说：“你先回去吧。”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我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监狱警察经常给大法弟子体检，打预防针，我们不配合，就由刑事犯按着，强行打针，然后给大法弟子抽血化验，我当时不配合，由犯人将我按倒，并骑在身上，强行抽血。

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在二零零六年回家后，听说很多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并焚尸，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摘器官找供体。我才如梦方醒，出了一身冷汗，真的很后怕。每当看到听到大法弟子还在被活摘器官，我的泪禁不住地流淌，心都在流血……

哈尔滨戒毒所抽血暴行

我是大庆法轮功学员。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初，我因证实大法好，去北京讲真相，被中共警察把我从北京押回大庆，关进了看守所，期间，又被送往哈尔滨戒毒所迫害。

刚一进哈尔滨戒毒所的门，女警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六岁了。”她说：“站住！不用进屋了，在外边（门卫处）呆着。”接着，她又说：“五十六岁都不要了？（言外之意是没价值了）”

尽管这样，我被关进哈尔滨戒毒所后，还是几次强制抽我的血。开始没抽出来，最后还是被强行抽了约有200cc的一管子血，就好象是抢走了我的血，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后来，我被退回了大庆。

上海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不正常体检

大约在二零零三年的上半年，监狱警察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要进行全身体检。当时看到有四辆大巴停在监区的大门口，里面都是很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

每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挨个排队，一个一个的上车去检查，要上下四辆车，检查人体各部位。排队时，有许多恶警看着，车上也有恶警看着。从头到脚都要检查，眼科、身高、验血、验尿、妇科、B超、心、肝、肾脏都要检查。恶警还说：“看对你们法轮功多好，给你们全面检查身体。我们警察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只有你们法轮功有这个‘待遇’。”

因当时上海女子监狱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那里，这样的“体检”行动进行了好几天。

医生都是跟车一起来的，不知道是哪个医院的，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医生是哪来的。检查中，有什么问题，医生就跟警察讲。我们的行动都受到限制的，互相之间都不可以讲话的。

这样的检查身体是不正常的行为，很有可能是为活摘器官做准备。有些外省市被关在上海的法轮功学员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上海女子监狱对我的眼睛感兴趣

从看守所刚被转押到上海女子监狱没多久，有天上午，突然警察叫我出去，说带我去检查眼睛。我很纳闷，为什么带我去检查眼睛？我眼睛很好啊。

他们就诬陷我说：“不是你说要检查眼睛的吗？”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检查眼睛？我的眼睛好好的，干嘛要检查？我跟谁说过要检查眼睛？”他们不吭声了。

后来，他们还是把我带到监狱的门房等他们的车子，但车子就是迟迟不来。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车还没来。在这期间，我一直重复说：“为什么要给我检查眼睛？”他们一直不吭声。无果，他们就又把我送回监房了。

在被关押期间，我们都不知道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这事真够悬的。

湖北武汉何湾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做“千元体检”　为何？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劳教所把我和几个吸毒人员一起叫去抽血、检查身体，当时我身边的“包夹”说：“法轮功不应该检查，她们不会吃药打针的。”后来，在我们每人身上抽了一针管血检查，一直也没有把结果告诉我们。我身边包夹说：“法轮功这么瘦，抽人家那么多血，真缺德。不知他们抽人家血，什么意思？”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十月份下旬一天上午十点多钟，劳教所所有人都上车间劳动，警察刘雁突然笑嘻嘻的到我房间说：“你说你炼功没有病，我带你检查，如果你真没病，那我们真相信这神功，我们放你出去。如果你有病，你就是说假话，那你必须写‘转化’书。”我说：“我没病。”

她下去一会，上来把我带到院子里，她和三楼三分队生产队，也姓刘，两人把我夹着上了一辆黑面包车，把我带到武汉一个大医院。因我几个月没有出门，眼睛见阳光看东西模糊，我又是农村人，对城市不熟，她们两人搀着我下车到医院找凳坐着，刘雁去找医生办手续，三分队长看着我。

不一会儿，手续办好，给我做了全面检查，那医生还用听诊器给我听，并问我炼功多长时间，原来有过什么病。我说：“我原来有遗传性的气管炎。我母亲肺病死的，我有肺炎，得过肝炎，我父亲是肝病死的。”后来，刘雁很快就拿到了结果，和那医生谈了一下，刘雁脸色很难看，她和刘队长在外面打电话，叫了一辆车，把我送回劳教所。在路上，刘雁一直很生气。那个检查结果，她们一直没讲。

我原来想，她们想钻空子“转化”迫害我。前年，我的儿子病了，在医院检查时，有一项检查和我当时做的是一样，得几百元钱，我那全身检查最少得一千多元钱。我联想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她们是不是想提供我的“器官”？不然她们怎么白白花那么多钱给我做检查，并且后来一直不提此事？刘雁去、回的表情反差很大，现在回想起来，真可怕！

中共在这十几年迫害法轮功中，通过一种全球性的大规模高度专业化的器官移植谋利的商业运营模式，进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犯下的反人类罪被麦塔斯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而干这杀人害命的又多数是劳教所、监狱、卫生局、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军队医院、武警系统等等一整套中共的暴力机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经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