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军官被中共迫害的切身经历
一、修大法获新生 道德回升
我叫刘会民，一九八六年参军，九七年五月十三日住院时通过一部队军官喜得法轮大法。我在十四岁时曾得了一种头痛病，痛起来两眼摸黑，什么也看不见，当能看见时头就剧烈的痛，在得病的十六年中，中药、西药、就连最高级的药都用了，都不管用。九七年五月六日那时我正在部队任军需助理，因剧烈的头痛使我连帐都记不了了，部队领导连夜用车将我送到当地二五一医院。医生给我脖子上静脉注射“杜冷丁”都不管用，剧烈的疼痛疼的我睡不着觉，医生只好又给我打了一针，但我头部还是剧烈的痛，痛的我几乎虚脱。同病房的部队一军官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当我坚定的要修炼法轮大法时，十六年的头痛病瞬间全无，就连坐骨神经痛、胸膜炎、神经衰弱等疾病也好的无影无踪。连着睡了几天（睡觉时我心里非常的清醒）， 我感觉到大法师父一直在给我清理净化身体，六天以后，我脱胎换骨的变了一个人，头脑清醒，心情愉悦，一身的轻松。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珍贵，我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以前，为了提干，我曾经费尽了心机，由于家里没钱，为了拉关系、走后门我想尽办法给当官的送礼，就连部队给的五十元的津贴费我都攒了起来，费尽心机想提干， 当时几万个人中只有四个提干指标，其中就有我。提干后我在部队教导大队任军需助理，部队的军粮、服装、伙食、招待、就连当官的报账都经我的手，这份工作在当时的人们可以说是份肥差 ，我尽力捞钱，存了一万多元，就连家中的锅、碗、瓢、勺，吃、喝一切用品，都是部队的。尤其是家属来，一切费用更是用部队的，当时部队就是这个风气。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从道德品质上我脱胎换骨的变了样，我不再虚报发票。生活上，吃、喝、锅、碗、瓢、勺我不但不拿部队的，连筷子我都退了回去，就连家里的一针一线连一张纸都不用单位的。还有家中的一万二千元存款我全给部队退了回去（一万元在当时可是很可观的）。退回后，就靠我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三口人，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得从新购置。那时孩子刚刚六岁，一天，他想吃冰糕，说：“妈，别买一元的了，我爸爸一人挣钱养活我们娘俩，多不容易呀，就给我买五毛的吧。”
虽然我们的生活清贫了点，但是学大法道德回升后的心理是踏实、平静、充实的。从此后，我不但不拿部队的，还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给家乡的人请大法书。我深知自己的生命是师父给的，知道法轮大法的珍贵、伟大。有时我还早早的起床，穿着军装到马路边炼功点炼功后再去上班，我心里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走进法轮大法修炼中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我的妻子、儿子、亲朋好友十多人都先后走进大法修炼中来。
二、上访说真话被部队关押威胁、强制转业
万万没想到，在九九年四月份天津却发生了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当时我想这么好的能使人道德回升、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怎么会遭到迫害？ 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想：说什么我也得向国家领导人反映反映实际情况。
想到八九年的六四学生、想到这次去北京的后果，在去之前我就对我的妻子说“这次去北京上访，可能我会被贬官为民，你跟我回家种地，后悔不？”她说：“不后悔。”我告诉她：“我们去上访是自愿的，是为了维护大法的声誉，我们炼功是为了做好人，没有别的目的，到任何时候，在任何压力下，我们都不能说师父不好，都不能背叛大法，过去我的病、你的病不都是炼法轮功炼好了的吗？我们虽然穷，可我们给孩子留下的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大法的教导下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坏孩子……”。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既然我是军人，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向中央领导反映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这法是让人们修心向善，道德回升的，做一个完全为别人着想的好人的，这么伟大的佛法我们有责任维护他、证实他。所以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来到了北京。我穿军装的心意，就是告诉人们：各行各业包括部队都有修大法的，就是因为法轮大法太好了。
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在府右街的南口我碰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背着“背背佳”问：我是北大的，也是炼法轮功的，你是哪来的，你们来干嘛来了？凭我的军人敏锐警觉，一看他就是个特务，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的。为了让他明白法轮大法好，我就堂堂正正的告诉他：“天津抓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我是张家口部队的，来北京上访来了。法轮功教人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对社会、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应该被迫害，应该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没想到，他对我们的谈话却做了录音。后来听部队领导讲：4-25上访当天我所站立位置对面的中南海大楼里有两台录像机对着我照了一天。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全军散发我的像片和录像带，寻找穿军装4-25上北京上访的军人，依据录音把张家口部队作为重点。当天，六十五军在司令部作战室召集所有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播放他们针对我本人偷拍的上访录音、录像。同时六十五军政治部保卫处向所属各单位下发通知，内容：“你单位有无四月二十五日进京的一名中尉军衔的干部，各单位把调查结果立即向政治部值班室上报。”当时我正好在大队值班室值班，记录完通知后，我预感到事态严重，为了不牵连别人，证实大法，我如实的把我上访的目的、想法向本单位领导做了真实反映。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部队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并让我上交军衔、领花，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三个部队干部同时看着我，与世隔绝，不让见本单位任何人，白天黑夜不让回家。当时还将我妻子与儿子从家中骗到部队监管起来。同时部队还和当地公安组成联合调查组，将我隔离审查，一个多月后，又将我秘密转押当地赤城县一个炮团非法关押迫害。那时部队三个警车已将我妻子与儿子劫持到炮团，部队还派人将我妻子与儿子的房前屋后派哨兵把守。把我单独关押在连队里，每天将我送政治处保卫股进行洗脑迫害，逼迫看诬蔑大法的录像，软硬兼施，恐吓、威逼、拍桌子瞪眼，保卫股长逼迫威胁说：“你必须脱离法轮功，放弃修炼……。”每天迫害最长达十六个小时。
那种红色恐怖的高压，给我精神上造成一种极大的摧残。他们每天用电话指令看守我的连队，将我带到政治处用各种手段进行洗脑迫害，致使我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有一种恐惧感。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每天迈着沉重的脚步，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他们对我采用洗脑迫害，给我精神上的压力折磨，使我与妻子、儿子及亲朋好友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从九九年7-20，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部队工作组召开诋毁法轮功的批判会，让我表态，我用我得法后的切身经历和体会，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带着微笑对他们说：“法轮功怎么样？你们不知道，但绝不是象刚才央视电视中造谣、诬蔑的那样，我每天工作表现怎么样？你们是知道的，是电视中的那样吗？我作为部队干部，我家吃的、用的，都是自己买的，就连我刚到你们团时团里所配发的粮、油、液化气，我都如实的向连队按原价交钱，我就是一个真实的法轮功修炼者。是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使我做到了无私、无我，完全为别人着想，我不占用士兵一分钱的伙食费，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信，司务长就在这里，你们可以问他。”我的一席话，说的在场的所有人哑口无言，主持的团里干部宣布散会，所谓的批判会彻底破产。
九九年7-20后，他们加重对我的迫害，不让回家，就连上厕所，都派人看着，政治处主任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诱供、诱骗、逼迫我放弃修炼，一直到夜间近十二点，不让我回家，威胁我：“如果不放弃修炼，就回去种地，”我说：“种地就种地。”他说：“你说种地就回家种地了，还要判你刑呢？你往中南海那一站，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威胁说：“咱们骑着驴看账本，走着瞧，我当不成团政委，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怎么样？现在还有你选择的余地。你写还是不写？”我说：“我什么也不放弃。”
他们见我不放弃修炼，怕受牵连迫害，采用诱骗手段，让我写修炼心得体会。再把我写的心得体会进行篡改、剪接、造假，在上报的文章中用我的名字，把他们篡改的东西粘上，将迎合上级口味的材料复印后逐级上报。实际上他们造假，各级领导心知肚明，一级骗一级，蒙混过关。九九年十月，他们目的达到后，假意送我回老家联系工作。我刚走，部队就带着我妻子开着大卡车到张家口部队家属院 ，名为搬家、实为抄家，从我妻子手里抢走大法书籍、师父的法像等，并将我家里的家具抄的七零八落，将我与家属强行遣送回老家。
三、一封上访信 遭五年冤狱迫害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我写了一封上访信，和同修一百多人到县政府信访办上访，县公安局政保科刘长河利用上访信对我进行迫害，从我上衣兜中抄走上访信，并说：“你作为干部还上访？我非得处理你。”他说完后，先把我们关押县所谓““法制教育中心”“（实质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强迫法轮功学员在酷暑中曝晒，其中有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有五、六岁的孩童，从早九点多一直曝晒到下午五点，老天下起暴雨，他们才将人们弄到教室。在这过程中，五、六个恶警还将一长板凳使劲压在一女法轮功学员肩上，逼她蹲马步……
晚上六点多，他们将我非法关押到县看守所。第二天，县政府招待所所长张廷龙去看守所看望我，他说“你这事，其实也不是个事，你写个东西，现在我就把你领出去，任职你当招待所所长的报告我早就上报了，不会因这事作废的。” 我说：“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上访也没错，这是我的权利。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能得到您器重我非常荣幸。 其实我能做好一切工作，不图名，不求利就是因为我炼了法轮功，处处用真、善、忍要求自己才得到了您的赏识。我不会因为求得名利而去作违背良心的事，法轮功没有错，是政府听信了某些坏人的一面之词。您是经历过文革的，其实这是一场良心的选择，就看你选哪边。历史会见证一切的……”他见说服不了我，就走了。
时隔不久，县政府还专门为我下发了红头文件，开除了我的公职、党籍。二零零零年十月份，县里开公判大会，他们还将我拉到现场陪绑侮辱。
在县看守所，我与三个同修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武警拉到看守所值班室。县公安副局长张喜、看守所所长王金把我们拖到院中，让我下跪，我不跪，王金气急败坏，脱下鞋，用鞋底左右开弓，使劲扇我耳光。张喜指使两个五大三粗的武警，一人站一边，用里边是钢条，外边是塑料横纹的皮条狠命的抽我，打累了他们又给我戴手铐、脚镣，并将手铐、脚镣连在一起，弓身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不能躺，酷刑折磨达十二个多小时，我的脊椎骨就象断裂一样，痛的我精神简直快要崩溃了。 在这期间，法轮功学员陈国显在院中被犯人李利用十八斤重的带环的脚镣抡起来连砸带打，另一法轮功学员李晓民被强行灌食折磨。
我被非法关押半年后，二零零一年一月份，他们又将我非法判刑五年，二零零一年二月份将我强行关押到河北省第四监狱（也叫石家庄北郊监狱）。一天，狱警对犯人说：我找刘会民谈话，问他每天都在想什么？他说，我一块白布进来，能不能一块白布出去？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把我无辜抓进来，我现在接触的不是杀人犯，就是抢劫犯、强奸犯、诈骗犯、盗窃犯……他们每天说的都是如何干坏事等作案手段及出去后怎么报复，你们是要把我变成好人还是坏人？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在入监队，因为他们逼迫录像，我不配合邪恶，被五监区罪犯苑东阳搧耳光，拳打脚踢。四月份的一天，我因身上长满疥疮，早上到洗漱间搽洗身体，罪犯王海明咬着牙、瞪着眼狠煽我耳光，致使我耳膜破裂，听力下降。王海明并说“我宁愿不减刑，我也要打你。”
二零零二年二月份，河北省第四监狱在犯人家属接见旅馆办洗脑班。一天晚上，他们把我弄到洗脑班，第四监狱教育处的四、五个警察轮番恐吓、围攻我一个人，逼迫我放弃修炼，见我不动心，恶警张中林说：“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我说：“把南墙撞破我就过去了，还回头干什么？”他们见“转化”不了我，到外监狱学习迫害手段后，其中警察张中林说，“你知道我们这些天干什么去了？我说：“不知道”， 他说：“嘿嘿，我们是到外地学习专门对付法轮功的手段去了。对不‘转化’的学员：一是不让睡觉；二是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三是不让上厕所……我们的招儿多了。怎么样？咱们试试？……”
二零零二年三月初，他们将我关押监狱演播室，这个屋子，没有窗户，墙壁和屋顶全是吸音材料，地面刷的是红油漆，听犯人说：这里是河北省刑警队专门用来用审大案的地方，一旦来到这，基本就定案了，如果嫌疑犯被打死，就抛尸荒野。一天，教育处恶警张中林带着五、六个犯人强行将我架到二楼演播室，软硬兼施、不让睡觉、 恐吓利诱无效后，凶相毕露，开始毒打我，教育处恶警张中林大打出手，将我打倒在地，用脚狠命的踢我，肋骨被张中林用脚踹断一根，打的我口鼻流血，鲜血浸透了衣服。其中一个犯人王某用两手抓住我的肩膀，用膝盖狠命的猛顶我的心口窝，当时我痛苦的喘不过气来，瘫软在地，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吓的恶警张中林赶紧摆手。第二天早上，为掩盖他们的罪行，还强行扒去我的血衣。
 酷刑演示：暴打 |
在痛苦的煎熬中，残忍的折磨我几乎失去了记忆，直到三月十七日后，我才恢复了思维能力，但那段记忆始终是空白。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恶警中队长姚勇（外号姚流氓）、与中队指导员董会民强迫我出奴工，他们带十多个犯人到监号绑架我，当把我拖到二楼楼梯口，我挣脱他们，跑到二楼与一楼的平台，我被逼无奈扶栏杆跳到一楼地面，头顶撞到水泥门框上，当时头被撞起两寸长的大包。我晕倒在地，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才将我送到医院抢救。
在刑期快满期间，他们还将我送禁闭室迫害，在监狱受尽煎熬和折磨，于二零零五年八月才把我放出。
四、学大法，犯人改邪归正、脱胎换骨
我在狱中被非法关押期间，犯人甲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给他背了一首师父的《洪吟》中的〈做人〉，犯人甲说：“这么好的诗，你能不能给我写下来？”几天后，他说：“师父讲的真好，能不能给我再写点？”我把我会背的都给他写了下来，他看后，又将我给他抄写的师父的法又传给他的好朋友犯人乙、丙看了，他们一致认同大法好。
犯人甲是结婚那天被抓，因抢劫摩托车杀人被判死缓，二十多岁被关进来，已坐监十多年。一天犯人甲说：“我过去的想法都错了，过去我是混日子过对前途没有一点希望。我看了师父的法，我过去做了许多错事，我要从新做人，我感到我能修炼，师父能要我做弟子，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事，现在我没有任何烦恼，连睡觉都是笑着的。我有一个小本子，记的全是名单，上了我这个黑名单，我如果活着出去，都是我杀死的对象，因为我受的苦太多了，出去后，我一定报复他们！我已是判了死刑的人，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出去都要杀了他们，杀一个都是赚的。学了师父的法，我要从新做个好人，不能一错再错。”
一次，他给别的大队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传经文，被那个大队犯人举报到监狱，中队长叫他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了结此事，如果不写就关禁闭、二年内不给减刑。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已经住了十几年监狱了，减刑后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不给减刑你承受的了吗？你跟我不一样……。他说：刘哥，你为了维护师父和大法失去了那么好的工作，嫂子和小侄在家受苦，我就独身一人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我从得法那天开始，师父就已经给我减了刑，如果我不修炼，即使回家还得做坏事关进监狱。修炼后我知道怎么做人了，再也不做坏事了。以前都是因为打架、赌钱、做小锅饭被监狱关禁闭，今天如果因为我炼法轮功做好人、给同修传师父经文被监狱关禁闭是我的最大荣幸，我不会去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只会写好好做好人、坚定修炼的保证书，刘哥你放心吧，作为法轮功学员我知道该怎么做。就这样，他被监狱关了十五天的禁闭，出来后中队罚他三个月站，站的他腿都肿了。他每天站那乐呵呵的，三个月后，他说：我坐监狱这么多年，谁拿我也没办法，我为什么站那乐呵呵的？我因为做好人被罚站，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不是犯人了，因为我是法轮功学员了，我感到师父能要我这个弟子，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他得法后，再也不赌钱了，每天还把生产车间打扫一遍，他被关禁闭室期间，犯人们说：“法轮功被关禁闭室，生产车间没人打扫了。”
犯人乙也是因杀人被判死刑，曾用铁棒打架，铁棒上满是血，他没事就去舔那铁棒上的血，说是很有刺激；学大法后再也不打架了，还把每月给犯人的仅有的五元钱攒起来，一次他捡了一百元钱，主动交给了失主，他说：“我如果不修炼法轮功，绝不会这样。不偷就不错了，还还给人家。”得法前，他用锋钢磨了把匕首，准备出狱后报复、行凶，得法后主动把匕首毁了。
犯人丙因抢劫罪被判十五年，过去，他每天练拳击、跑步、打沙袋，一拳能把人打出十多米远，目的也是为了出狱后报复；得法后，再也不打沙袋、不再炼拳击了，没事就打坐，一次他炼功，被举报到警察那里，警察问他：“听说你炼法轮功了，炼法轮功了就不能减刑，”他说：我炼法轮功怎么样？不减就不减，以后我就炼，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从那以后，他公开炼功，警察就没办法，说是不减刑，结果减刑提前一年半回家。
还有一石家庄犯人，因诈骗罪入狱。一天，他对我说：“我就一个儿子，有些神智不清走失一年多了，我很不放心，你能不能求求你师父帮帮忙？”我说，“我求我师父帮帮看，孩子能回来你也别高兴，回不来，你也别埋怨……”没几天监狱接见日，他回来高兴的眉开眼笑说：“李大师太了不起了，我儿子真的回来了。前几天我们村的司机去山西省送货，发现路上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在前边走，司机脑子一闪，好象是老张的儿子，停下车，一看真是我儿子，就用车把他接回来了。”他高兴的一个劲儿的说“我出狱后，一定给你师父建庙、建佛像……”还有一次，他说他患哮喘病几十年了，过去每天都得吃药，现在已经两个多月没吃药了，也没上不来气。我问他：怎么好的？他说他也奇怪，他又说：“一天你们在走廊里说：念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保护。”我无意中听到了，从那天后，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尤其出、收工，我走一步，念一句，现在我还在念呢！我告诉他：你是念“法轮大法好”受益了。
在监狱同一中队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杀人犯，平时身体很壮实，因迫害法轮功学员，突然得了“尿毒症”。这个石家庄犯人对他说：我这么多年的哮喘病，念‘法轮大法好’念好了，我已五十多岁，你才三十多岁，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你也念念，他说：“我才不信呢，我就相信科学……”结果得病没到两个月，此人就命丧九泉。
五、一家人被迫远走他乡
在我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同时，我妻子和儿子也遭受了迫害。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妻子潘素云和儿子因到县政府上访，被县公安局政保科绑架到县“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在酷暑中罚站曝晒八个多小时，不让吃饭，不让喝水，身上仅有的一百元钱也被派出所警察抢走。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妻子与同修因到北京上访，被绑架到房山区看守所。恶警用拳击她头部，后转押当地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拉出去强行灌食迫害。其中一女法轮功学员长期强行灌食灌不进去，警察指使犯人、狱医，摁头的摁头、摁脚的摁脚、强行扒下她的裤子与裤头，从肛门强行灌入，恶警狱医称为肛门灌食。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我妻子还被看守所所长王金拉出去搧耳光，戴手铐、脚镣，并将手铐、脚链铐在一块。酷刑折磨多日，致使我妻子连腰直不起来。同年大年初一早上，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几十名女法轮功学员因齐声喊：“师父过年好，法轮大法好”，看守所调动大批武警将她们拉出去摁在雪地上用胶皮带毒打。
二零零一年五月清晨五点左右，镇派出所所长刘艳军开车带多名警察翻墙入室，强行将我妻子潘素云和孩子的叔叔绑架到县看守所，预谋将二人劳教，敲诈勒索后才将人放回。
因为我被非法判刑，家中无有任何经济来源，一同修看他娘俩可怜，送点钱来，结果被不明真相人举报，派出所警察派人来家中非法搜捕未果，但致使亲朋好友受牵连，惊吓的不敢与我们多接触。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养活儿子，维持生活，我妻子被迫出海打鱼、挖树坑、锄地、拾棉花什么活都干。孩子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
二零零一年秋天，我妻子为了到狱中看望我，到乡派出所开证明，证明没开成，却被警察关押铐到暖气片上，不让睡觉，第二天又被送洗脑班迫害逼迫放弃修炼，非法关押一个多月才放回。
二零零五年八月，出狱回家时我站都站不住，很长时间身体都是软的。身体稍好点，我找原单位要求继续上班，单位不给解决，把我推到人事局；人事局又推县委六一零办公室；县委六一零办公室又推县委办公室；县委办公室当时假惺惺的向民政局下了一个红头文件，要求民政局给我解决生活问题，结果民政局局长说今年的低保指标已用完，没办法解决。他们互相推诿，一圈一圈的骗我，多次找他们，也没给解决任何问题。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我在家中再次无端被青龙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海龙、国保大队长张树军、政保科佟秀民带领恶警非法入室绑架，家中师父的法像、户口本、录音机、复读机、一袋苹果就连在我家存放的房东在超市卖的一编织袋鞭炮（二踢脚）等全被抢走。孩子放学回家见不到父亲，心想：凭什么你们抓我爸爸？……写了个牌子“还我爸爸”到县公安局要人，那时我已被关押到县看守所。晚上孩子和我妻子到公安局副局长王海龙家要人，王海龙用脚踹我妻子，并威胁说“再不走，连你俩也关起来。”
半个月我释放回来后，为不再被迫害，一家人被迫远走他乡，从此流离失所。在流离失所期间，我岳母突然病故。我岳母叫马玉连、原患有心脏病、心绞痛等多种疾病，尤其是心情不好时，每天能抽一包烟，谁劝都劝不住，导致身体越来越坏，一九九七年喜得大法后，一身疾病与烟瘾全部去掉。但好景不长，九九年7-20，由于江氏集团的残酷迫害，吓的不敢炼了。在巨大的压力红色恐怖中，一身疾病又返上身，特别是由于我妻子与我多次被邪党人员非法关押遭残酷迫害，老人整日提心吊胆、泪水涟涟，夜不能眠，又患脑血栓，于二零零八年正月初一去世，终年73岁。在我岳母离世时，眼睛多日不闭，盼我们回去，由于我们被迫害流离失所，最终老人没能见到我们一眼就走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青龙县610办公室及公安局恶首韩敏以“奥运”为借口，指使五名便衣警察，预谋到外地秘密绑架我一家回青龙县继续迫害。我拒绝配合，使其阴谋没有得逞。之后，我一家被迫离开了住地，再次流落他乡。
二零一一年，我儿子到考大学的时间，孩子平时学习挺好（初一、初三在学校是班长，读高中时，美术专业曾四次年级第一），但考虑到家庭的经济条件，考一门就需一千元费用，还有吃、住、路费等，如考上还需一大笔的学费等，由于打工的收入仅够我们生活，没钱供孩子参加高考。孩子忍痛放弃了考大学的机缘，被迫去打工。这场由江泽民挑起利用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对全人类的犯罪，给孩子造成巨大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灵上无法抚平的创伤……
我家被邪党迫害的真实情况，只是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邪党迫害的一个缩影，更惨无人道的是受这个中共邪党公、检、法、司人员参与活活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所犯罪恶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薄熙来、王立军等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官已经被入狱。
天理昭彰，善恶有报。天灭中共在即，大审判即将到来。希望所有受中共谎言迷惑而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快快退出，以免遭到上天的严惩和淘汰的下场。希望每位父老乡亲清醒的认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选择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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