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女教师赵晨宇被迫害的经历
然而，不幸的是，那些刚刚在法轮大法中获益的孩子们，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后，都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而他们的老师赵晨宇，不仅被非法拘留、强迫洗脑放弃信仰，还被非法判刑、开除公职。以下是赵晨宇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人生的转折——幸遇法轮大法
我叫赵晨宇，今年50岁，原是昆明市第三十中学中教一级教师。
大学毕业后我就来到昆明市第三十中学教书，同时攻读中文系的在职研究生。1998年在我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已经联系好了到英国一所大学学习交流。在我到北京去办理签证的头一天，我的一位同事向我推荐了《转法轮》这本书，说这本书太好了！她就把书借给了我。我在去北京的路上就看了一半《转法轮》。到北京办理签证时，签证官说我有移民倾向，不给我办，无奈之下我只好又返回学校教书。回到学校后，这个同事问我看完书了没有，我又将剩下的另一半看完，把书还给了同事，当时只觉的这本书是教人做好人的。
半个月后，这个同事约我到一个法轮功炼功点炼功，当时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非常热情，认真的教我炼功动作，我还请回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我就按照录像带里师父的教功动作认真的学炼。
沐浴在大法法光中
有一天，我正在炼功，我五岁的儿子从外面跑回来，问我炼什么功呢，我说我在炼法轮功。儿子问我炼法轮功能不能腾云驾雾，有没有孙悟空厉害，一个跟斗云能翻十万八千里。我说何止是腾云驾雾，翻跟斗云，炼法轮功比孙悟空不知厉害多少万倍都不止。儿子一听，当即表示：“我也要炼！”
从那以后，我就和儿子一起修炼法轮功，大冬天的早上，我把儿子裹的严严实实，背着他到炼功点的花坛旁边让他睡着，我就去炼功。没想到，等我炼第二套法轮桩法做头前抱轮时，突然看见我前边一个穿的圆滚滚的小孩儿也在抱轮呢！我一看，那不是我儿子吗？炼完功后我问儿子：“你怎么也来炼了？”儿子说：“师父叫我来炼的，喊着我的名字叫我炼，我起不来还想睡，师父就用树枝掏我的鼻子，掏的我痒痒的，师父说都炼到第二套功法了，快起来炼，我就起来炼功了！”
那天以后，我可爱的儿子就和我一起到炼功点炼功了。炼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儿子发高烧，烧到40度，已经持续了一天半，我问儿子吃不吃药，儿子说不吃。两天以后烧自然就退了，从那开始至今十多年了，儿子再没吃过一片药。
放寒假的时候，我要带儿子回老家西双版纳过年，我找到炼功点的辅导员，想请她借给我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教功带、大法书等，我想将这么好的大法弘扬给我家乡的父老乡亲。
回到老家后，我迫不及待的告诉母亲法轮功，没想到母亲说：“我们这里早有炼法轮功的了，我们家这儿就有个炼功点。”之后母亲就带我到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得知炼功点有十多个法轮功学员炼功，回老家的这个寒假，我也就到这个炼功点炼功。平时我在家里将师父的讲法录像放给我的姐姐、妹妹、哥哥及他们的女儿看，最后他们也都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加上我和我儿子，我们家就有七个修炼大法。我母亲不识字，修炼后师父给开启了智慧，她能通读师父的大法书了。
寒假结束后，我回到三十中又给我所教的学生们弘法，我教初三语文，一次我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这个作文题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写好后，在班上读给全班学生听，我说，我最尊敬的人是李洪志师父，接下来我引用了《转法轮》书后的李洪志师父小传里的故事，并介绍了师父写的《转法轮》一书，师父如何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听完我的这篇文章，学生们非常感动，纷纷走進大法修炼。
我们年级加上我有四位老师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也像我一样给自己教的学生弘法，我们年级有一百多个学生都开始修炼法轮功。由于学校场地小，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就带着学生们到附近的大学校园里集体炼功。
我教的那个班原先都是差生，纪律不好，任课老师们都害怕上我们班的课，但是通过修炼法轮功，全班的纪律变好了，班上的同学友善互助，学习成绩也提高了，是大法改变了我们班！
迫害的压力没有使我改变
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打压和迫害，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后，5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邪党书记姚晓华将我叫到办公室，当时在场的还有校长文正学、以及五华区教委、五华区公安分局的人，我到办公室后，姚晓华就对我说：“你炼法轮功，要么你放弃，要么你就自动离职，否则我们学校挂的优秀学校的牌子就要被摘了！”我听后平静的说：“我炼法轮功没有违法，我也热爱我这份工作，我不会辞职的！”
1999年7.20开始，到处散布着邪恶的谎言。那时我正在放暑假，我想我不能躲起来，就还是到外面的炼功点炼功。1999年9月份开学的第一天，我才到学校上班，学校邪党书记姚晓华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直接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我炼，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炼，我修炼真善忍，对学生、对工作这一切你们都是看的见的。”同时我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详细的讲给了书记。
几天后，姚晓华通知我说北门街派出所叫我去一趟，我去了后，有一个警察对我非法提审，问我炼不炼法轮功，我依然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之后，昆明市五华公安分局、五华区教委都找过我，还把五华区教委的红头文件拿给我看，说教师不允许炼法轮功，如果坚持就会扣工资、扣奖金，取消晋级，不给评职称。由于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我们学校昆明市第三十中学就依照这个邪恶文件，不给我评高职，扣我的工资和奖金。
1999年11月的一天，五华公安分局一个姓张的科长带着几个警察到我家里，以看望我的名义进家后，当他们看到我家里悬挂的李洪志师父法像、法轮图、论语图等，姓张的这个一点头，其他几个便衣就像土匪一样一拥而上，将悬挂的这些图全部取下，还把家里所有的大法资料、炼功磁带都抢走了，没留下任何凭证。
1999年底，我们学校开了一次教职工大会，校长在会上说，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炼法轮功的，所以每个教职工这一年的奖金都被扣了50元，学校的优秀学校的牌匾也被摘了。散会后我直接找到校长，我对校长说：“如果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造成学校的教职工被扣奖金，学校被取消优秀学校的称号，那么我就要去上访，我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你们要更改这个决定，不能使我处于千夫所指的境地，煽动群众斗群众！”校长听后也没表态。
上访途中遭劫持、关押
2000年2月5日，大年初一的那天，我以及其他几个法轮功学员孙云集、李君萍、王树兰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打算到北京去上访，和平表达我们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深夜，当火车行驶到贵阳时，一个乘警过来，看到我们几个都在看书，就问我们看什么书，我们回答是《转法轮》，乘警就将我们带到列车上的餐厅，又叫来了三个乘警，没出示任何证件，就非法搜我们的包，抢走了我们的身份证，这时又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被带到了餐厅。当火车到达凯里站时，几个乘警就让我们下车，刚下车就看到几个便衣在那里等着我们了，我们被他们带到一间车站堆杂物的黑房子关起来。
第二天，2月6日中午，曾带一些人到我家里抢劫的五华国保大队的张科长带着一个国保人员还有我们学校的书记姚晓华和一个姓杨的老师就跑到凯里来了，其他法轮功学员也是同我一样，叫来单位和所属国保大队的人，共来了二十多人，这些人先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会，之后把我们送上回昆明的火车，一同带回昆明。
在回来的路上，姓张的科长就对我们说，我们这趟回来的费用都由我们自己负担，当时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没有多想，就把钱给他了。
2月8日到了昆明站后，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就被分别带走，我被带到五华国保大队，一个国保警察对我非法提审，问我去干什么，为什么要去。我很坦然地告诉他：“我们上北京上访，讲法轮功真相，我们炼法轮功没错，是被冤枉的！”提审完后诬陷我参与邪教组织直接将我送到五华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
全监室都炼法轮功了！
我刚到看守所，我随身带的衣服和东西就被看守所关着的犯人给抢了，每天从早到晚的干奴工：拣辣椒、咖啡豆、拣花生。我在的监室有13个人，我就给她们讲法轮功真相，教她们背师父的《洪吟》。在我去之前，一个监室里经常打打闹闹，通过我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感化人心，全监室有10个人开始跟我一起炼法轮功，再也不打闹了，环境变好了，连警察都觉的惊讶。其中一个与我一起炼功的老太太，已经60岁了，炼了10几天，六年没来例假的她来例假了，其他三个还没炼功的看到老太太身上的奇迹，也开始炼功了，全监室13个人都修炼法轮功了！
我被关在五华看守所期间，五华国保大队的廖进斌来提审过我，还有另外两个国保大队人员来了两次，这两个国保大队的人员通过我讲真相，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修炼法轮功的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俩最后说：“我们尽跟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太太、妇女（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我们一个大男人，这算什么，我们不干了！”从那以后，这两个人再也没来过。
株连家属配合邪恶的迫害
我大哥当时是西双版纳州管委会的副主任，五华国保大队就把我大哥叫到看守所来逼我转化，让我放弃信仰，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转化，就让我在西双版纳的父母到五华看守所门前长跪不起，我什么时候转化就让他们什么时候起来。我也不为所动，坚持信仰。
3月8日我从看守所出来（昆公五释字（2000）047号释放证），没送我回家，五华国保大队的廖进斌和另两个国保人员将我送到昆明市海埂的鑫安宾馆，安排了一个女保安陪我同吃同住，费用一两千元是从我工资里扣的。我到那之后，鑫安宾馆已经有四、五个法轮功学员了。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到3月17日五华公安分局给了我一个解除监视居住的通知，也就意味着我来鑫安宾馆这一个星期是监视居住。那天上午，五华国保大队的张科长从鑫安宾馆把我带到五华国保大队，下午我在那里又见到了我大哥，张科长让我大哥做担保，给我取保候审。我拿过取保候审的这张单子一看，上面罗列了十一条，前面的我没细看，第十条是这样写的：“如果被担保人即我在担保期间参与法轮功活动，担保人就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罚款一万元。”第十一条声称还要开除担保人的公职。我看后就拒绝在担保书上签字，也不让我大哥签字。张科长无奈，说：“不签，我们也照样做！”我不理会这一套，和大哥一起回家了。
遭非法洗脑迫害 余毒甚深
2001年12月，我当时在西双版纳老家，一天，我大哥对我说五华国保大队的张科长让我回昆明，当天我就坐飞机回到昆明，在昆明机场的时候，五华国保大队的张鸣、廖进斌及另两个国保大队人员已经在机场等着我了。他们直接将我带到“云南省第二届法轮功学员教育转化班”，转化班设在昆明市红山东路的羊仙坡，这个转化班是云南省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主要负责人是时任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王天玺及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同时还有昆明市国保大队高昂以及昆明市各个区的国保人员都在场，当时这个转化班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0多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很多还是从看守所、劳教所送来的。
开班第一天，王天玺就在大会上放毒，让法轮功学员们不要修炼了，回到社会中，当人去！王天玺说完后，第一个就让我发言，我站起来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追求人生真谛，人活着不是为了当人，是为了返本归真，这个理念最符合我的意愿，全世界不炼了，我都要坚持！”
第二天，省610的处长彭国军和姓杨的工作人员及我们学校新上任的书记王中南和一个杨老师也跑到转化班来看我，叫我配合邪恶转化。之后几天，蔡朝东这个学术痞子到转化班来散播歪理邪说，同时还播放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片子。这些都没能动摇我，然而邪恶的是，四五天后，转化班叫来一些邪悟人员散毒，传播邪恶理论，最后逼迫写所谓的悔过书和保证书，我也违心地写了，给自己的修炼抹上了污点。
令我实在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所谓的“转化”了，昆明市国保大队的高昂找到我说：“你怎么转化了呢？那些（指邪悟理论）我也听了，没说什么啊，你怎么就转化了呢？我真是吃惊！”那时的自己不悟，其实就连办洗脑班的这些人，真正从内心佩服的，都是坚定的大法弟子，最佩服的就是那些不转化的、坚定的，从那些大法弟子身上，他们才看到得救的希望。而当法轮功学员因为自己的执着所谓违心转化后，他们反而心情很复杂，他们明白的那面是痛苦的、绝望的。转化班办了七天，2001年12月24日结束。
结束后，学校派人将我接回学校上班，在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还逼迫我做邪恶转化的报告，五华区610的刘主任和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之后五华区610还逼迫我去昆明市第四十三医院（部队医院）做邪恶的转化报告。同时云南省省委宣传部组织邪悟人员在全省各地进行邪悟巡回演讲，到处毒害众生。
转化班结束后，云南省610沈主任委托五华区610的刘主任，在昆明市北仓坡北门街居委会办了一个长期的邪恶转化班，每周周六周日两天开班，这个班是继第二届云南省洗脑转化班之后办的。居委会专门腾出一个大会议室，三个单间，由五华区610主管，省610拨款，指派一个邪悟人员专职管理，每周六、周日两天派两个邪悟人员自愿轮流值班。值班的邪悟人员就负责做所谓的转化工作，洗脑班还从明慧网下载师父的经文，由邪悟人员断章取义的对师父的经文邪悟后散毒。
这个洗脑班从2002年3月到2003年5月份，因为“非典”不得不关门停止，在此期间，邪悟人员还被强迫到云南省各专州县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
大法再一次照亮了我的心
我从2002年开始在学校任教一直到2004年，期间，北仓坡的邪恶洗脑班也关门了，我也一直在思考我所谓的转化到底对不对，我为什么而修炼法轮功？为什么法轮功会遭到迫害？孰对孰错？多少个日夜，我辗转反侧，通过再看师父的讲法，我渐渐意识到了“转化”是错的，师父在等着我们走回来。北仓坡洗脑班曾与我一样邪悟的法轮功学员，也都感觉到了“转化”不对，逐渐地又走回大法修炼中了。
大法再一次照亮了我的心，给了我走回来的希望。2004年下半年，我到学校主动找领导说明，我的“转化”是错误的，我要继续修炼法轮功。学校由此不再让我上讲台，将我安排到实验室，不给我晋级，不给我评高职。这些都没有影响或动摇过我再修炼大法的心。我和其他几个法轮功学员又找到五华区610刘主任，我们向他讲明我们的“转化”是错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教人向善，我们要修炼大法。当我们对刘主任说这些的时候，刘主任开始时吓的头上直冒汗，手也有点抖，最后听明白后，刘主任说：“你们要修炼你们就修炼，那是你们的事，别人也不能说什么。”之后刘主任主动辞去610的职位，自谋职业去了。
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又找到云南省610的沈主任，还有处长彭国军，表示我们的转化是错的，我们要继续修炼大法，并讲明了法轮功的真相。找了610后我们又找五华区国保大队廖进斌，他带了几国保大队的人来跟我们谈，我们依然讲明我们要继续修炼法轮功，转化是错误的。
我和曾经走过弯路的法轮功学员深知自己曾经的邪悟给自己、给世人、给其他法轮功学员造成的巨大伤害，我们都尽自己所能去弥补、挽回。我又专门去曾经去过的省内专县散布过邪恶言论的地方，去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澄清、解释并道歉。在这一过程中，才明白何为佛恩浩荡，大法无边，只有师父、只有大法才能给像我这样曾邪悟的人弥补和改正的机会，给我们走回来的机会。
遭非法抓捕、判刑、开除公职
2005年7月22日，我与朋友相约到西藏旅游，29日途经西藏波密县时，同车一位法轮功学员送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一张法轮大法好护身符，被旁边不明真相的武警举报到波密县公安局，之后我们一行10人都被西藏波密县公安局非法抓捕，将我关到波密县看守所，5天后又将我转押到西藏省八一看守所，四天后又将我转押到云南省迪庆州看守所关押了三天，之后昆明市公安局将我接回昆明。
回到昆明后，五华公安分局的警察对我提审，问我们去西藏干什么，谁邀约的、有几个人、途经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方都做了什么。然后将我送到五华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期间，五华国保警察对我多次非法审讯。8月26日中午后，三个警察把我带到我家非法抄家，他们搜包时没找到钥匙，逼我拿出钥匙，我不拿，他们就叫来了一个开锁的，强行撬开了门，还逼我付了49元的撬锁费。他们在吵架时，我们学校的书记王中南也到我家来了。五华国保警察在我家到处乱翻，每间房子，每个角落都翻过来了，他们抄走了一本手抄《转法轮》、手抄《论语》和七、八张新的五寸软盘。之后却造伪证诬陷从我家抄出大量的书籍和光盘，大约抄了一两个小时，抄家后将我直接带回了看守所。国保警察把我家的钥匙交给了学校书记王中南。
2005年12月19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2005〕昆检刑诉字第1187号起诉书诬陷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对我非法起诉，公诉人是朱立。
2006年2月10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对我及其他八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法院没有通知家属。2006年2月14日昆明市中级法院（2006）昆刑一初字第31号刑事判决书对我非法判刑三年。审判长是后锋，审判员是朱正渝，代理审判员是徐建斌，书记员是段云萍。
针对昆明市中级法院的非法判决，我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3月9日（2006）云高刑终字第516号刑事裁定书依然维持邪恶的原判，审判长是李红亚，审判员赵林，代理审判员郑德志，书记员杨婕。
在五华看守所期间，我每天被强迫干大量的奴工，主要做中小学教材的刮页、小广告的刮页。每天基本要干十四、五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深夜。监室里多是杀人、贩毒、盗窃、色诈等犯罪嫌疑人，每天监室里充满叫骂，甚至打架。我给他们一个一个讲大法教人做人的道理，一个多星期后，一般的人都非常认同大法，监室里叫骂、打架事件少了。
有一天监室牢头对我说你要是能把杀人犯某某某变好，我就服你。我没说话，过了一个多月，牢头找到我说她要下队了，叫我来管这个监室。之后我就成为了监室的牢头。我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化监室的人员，在大法的感召下，整个监室都变的祥和平静，连警察都不得不认可。
2006年4月18日我从五华看守所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一進监狱就被送到第九监区，每天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1点半，整整17个小时被强制坐小板凳迫害，每天专管法轮功的警察丁莹（集训监区的队长，专管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杨欢（集训监区的副队长，专管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还要来逼迫我放弃信仰，还有另外的狱警师晓燕、谢玲、孙凌爽、郑萍、景绒等轮番用各种方法来逼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使我饱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专管我的警察张警官、周莹每天把监视我的犯人叫去问我一天的思想动态。
我才被送到云南省女二监半年后，我们学校书记王中南、校长赵庆平、人事干部以及五华区教委、五华区610共六、七个人到监狱，校长赵庆平当场宣布解除与我的劳动合同，开除我的公职，还逼我在解除劳动合同书上签字。
2008年1月28日我从监狱回家。回家后，我家所属的西山区东陆派出所警察多次打电话叫我去派出所非法审讯，做笔录。他们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还跟不跟法轮功的人联系，直到后来我搬了家。
现在我搬家到教场路附近，又被莲华办事处、教场中路居委会的人员以看望的名义骚扰。前两天，莲华办事处的人把我叫去谈话，在那里我碰到了我所居住的单位保卫科人员，我一问才知，是莲华办事处把他叫来的。
2009年我和其他几位在波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向云南省政法委、云南省检察院、昆明市检察院、西藏林芝地区公安处等部门递交了控告检举书，要求撤销对我们的非法判决，追究所有参与迫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我们造成的精神、经济的损失依法赔偿。
结语
我在监狱期间，我的父亲和我的老公公因思念我相继去世。我的儿子因为无人照管，昔日跟随我一起炼功的他，在我从监狱回家后，已沦为社会上的小混混。看到这一切，我的心碎了，比在监狱受折磨还痛苦。
中共的这场迫害是瓦解式的，是摧毁式的，迫害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还有所有我们的家人、亲朋、单位同事……迫害的是每一个中国人，瓦解的是道德沦丧后每个人心底最后的那一丝良知和正义。
我回家后的这几年，不断的和儿子交流，放师父的讲法给他听，现在的他已经考上了大学，大法让儿子从新做回了好人。只有法轮大法恩泽众生，救度世人，于无声处播洒甘露。愿通过我的经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中共的邪恶，看到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所做的付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