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怕心与排除干扰传真相的体会

去除怕心反迫害

怕心，对正法时期肩负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说，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魔难和障碍，也是旧势力为阻挠大法弟子救人而最常利用的干扰因素。九九年“七二零”后，怕心让我错失了很多修炼提高与救度众生的机会，在被关押迫害时，因为有怕心而假“转化”，旧势力看到了我这方面的问题，就不断的给我制造各种事端和假相来强化那个“怕”。迫害最疯狂的时期，他们经常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進行骚扰，深更半夜也会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来确认行踪；并且两次在机场安检处把我无端拦截下来并借此升级迫害；在所谓的重大日期里骚扰更是防不胜防。

多年下来，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国保，多重人员交叉监控，而自己一开始时因正念不强对迫害有姑息和无奈的思想因素，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1]而是用人的观念来对待，虽然也对非法的监控与限制進行抵制，但偏离了大法的要求后，正念的消沉使自己做三件事没有突破。怕心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牢笼，把自己围困其中，耽误了很多宝贵的救人时光。

零八年，我面临工作上的变动，公司要把我从办事处调到南方的总部负责新的工作，地点在另一个省的省会城市，整个家庭面临搬迁。因此，在修炼的路上，在当时看来，我必须要做一个似乎是生死般的抉择：邪党出于邪恶和恐惧，对大法弟子進行严密监控，按我以前的遭遇，要离开某地，他们必须向新居住地進行责任与监控移交。我将要去的是南方迫害大法最严重的城市，我的举家搬迁可能造成的震动与麻烦是难于预料的。心放不下，怕的物质就越聚越多，表面上看是工作调动面临选择，实质上却是多年来怕心不去造成了一个严峻的生死关。是放下怕心，坦坦荡荡的冲破牢笼从新做好，还是再次无奈的受困于邪恶？到底何去何从？

师父一再告诫我们修炼是极其严肃的。这么多年来，自己还时不时在人心的带动下，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其实相关的法理师父早就给我们讲清了：“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2]经过大量学法，我的顾虑心和怕心被消掉了很多。从人的这一层理，公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邪党所有的监控都是在违法犯法，正直的常人对这种行为也都会坚决给予谴责和抵制；从修炼的层面上说，我不能再放任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修炼進行干扰，也不能让迫害实施人员继续跟随迫害从而在无知中断送自己的未来。师父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所有，都在法中，包括我们面对巨难的力量与智慧，只要我们把心溶入法中，理智和坚定的一念就会从我们的本性上产生，这是大法的威力。法坚定了我的正念，我要按法的要求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这次自己一定要做好。

虽然居委会离我家就隔几幢楼，而且在同一个小区里就有监控我的人居住，但那天搬家非常的顺利，没受到任何干扰，我们全家就这样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

人虽然搬走了，但心性的考验和提升却是持续和长久的，不好的人心时不时还是出现：担心自己搬家最终被发现，担心手机被定位与监听，每当又来骚扰电话时，总是下意识的冒出“是否已经被发现？”这样的念头。其实这时就在看自己信师信法的成度了。法理上认识到后，坚决否定，坚定正念，心态逐渐越来越正。不久之后，我将搬出的房子出租了出去。

转眼两年过去了，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全国搞人口普查，具体做法就是家家入户，人人登记。邪党不知又借机对全国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做了多少坏事，个别的迫害案例在明慧网上也有曝光。就这次，他们在入户進行登记时，发现我的房子已出租他人，我已不住在原住址。

一场正邪较量，就这样开始了。先是以普查为由，电话中向我追问新住址，我提供了公司办公室的地址作为新住址。他们发现了后，各路监控人马先后打电话来一再追问地址，新任片警更是要求必须与我见面。一时间黑云滚滚，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邪恶时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努力压制不好的想法，清除怕心，我决对不会再滋养自己的怕心，放任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了。

不论谁来电话说什么，问什么，我都直言相告，我就是为了终止他们对我及家人多年来的非法骚扰才搬家的，而这种监控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看我态度很坚决，他们于是变换说法：了解地址只是普查程序要求，保证不会到新地址打扰，还举例说某某也是如此，大家需要相互配合。接着又开始标榜他们多年来对我是如何信任与放松，一直把我当朋友看待，我的不配合会给他们个人带来什么后果。最后，街道综治负责人又以“善意提醒私下交底”的方式，“提醒”我下午之前告知新的地址，避免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不久，从公司办事处那边的反馈也来了，他们无理要求公司的同事告知我的新地址，在被婉拒后，又以街道和派出所的名誉要求找公司负责人。邪恶就是要毁人，它们要触动你的怕心，要利用你常人中的情，削弱你的正念，以各种方式来找你的漏洞，要你走它们安排的路。

师父说，“一个不动能制万动”[3]，我第一次看清了貌似强大的旧势力的慌乱与虚弱，这是法给我的真真实实的一次展示：修炼的路上，看似关难重重，迷雾深锁，其实师父早给了我们万能的钥匙，那就是向内找，借一次次的魔炼机会洗去人心，修出正念，提高心性，这就是师父给我们铺好的能成就我们的修炼之路。

两天的正邪较量，我只用了一个法宝那就是守住正念，邪恶败退了。我没有高兴与后顾之忧，我内心突然产生了对监控我的人的一种怜悯，这些给我带来麻烦的气急败坏的人，他们为何与我结下这种缘份？为何至今我没能让他们明白真相？这种感觉，就是“慈悲”吗？我想是师父又把我推上去了，让我明白了自己根上的大漏：因为还有怕心，所以我否定迫害动的还是人心，抵制迫害的努力也是常人式的，行动上虽然符合了法的要求，但出发点却不在法理上，没有法的力量，所以邪恶能长期施加干扰与迫害。师父是给了我们正念清除邪恶、否定迫害的神通法力，但这是对无可救要的旧势力生命与因素，对于那些被操纵的人，他们也为这一世听真相不知吃了多少苦。不久之后，我返回了原先的城市，做了件他们希望的事情：与他们见面。地点在派出所，时间是在晚上，到达之后新任的片警让我在房间一直等待，我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念头，我是要来讲真相的，我能带来的是他们生生轮回在等待的希望，我不停的发正念。

终于，国保的人与片警一起来了，我努力保持自己好的心态，用善念对待他们。虽然谈话没能直指真相去开展，但我还是全面的讲述了多年来对我实施监控的非法性，及因此对我及家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在这样的迫害中要有自己的清醒判断，才不会让自己立于危墙之下。他们没有再追问住址，却大谈如何一直在给我宽松的环境，并提出他们可以申请帮我解除监控，但是思想汇报会对这件事情起很大作用。遭到拒绝是必然的，但最后他们还是向我保证，只要我没有出去“宣传和串联”，没有人能动我。不论他们这么说出于何种目地，但我把这看成师父对我的鼓励，我只是正念走出第一步，提高了一点点，师父就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信师信法。

后来了解到，他们在市里各个辖区追查我的新住址，也到人才服务公司那里追查我是否还在原公司工作，我的心没有再波动。我在新城市申办了新手机号作为日常使用，而旧号码虽还保留但我不常带在身边，这样，也不再顾虑讲真相时手机会成为隐患。我也不再考虑他们是否已查到我已离开原居住城市。

接着，我把居委会及国保人员的手机发送到了明慧，请海外的同修给他们讲真相進一步救度他们。

去年八月初，在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前，在居委会和片警的一再要求下，我借出差机会又与他们见了一面，这次的见面，我和片警和综治办新负责人有了更多的交流，讲了更多的真相，看得出来，其实他们也有不少疑惑，也想了解大法究竟是什么，我跟他们讲了大法能广泛传播的原因，大法在国外的洪传情况和中共迫害正信给自己带来的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启发他们不要为工作和生计而随波逐流追随迫害，从他们专注的神态我相信他们受益了。

到九月时，居委会按规定确认适龄儿童是否都获得入学机会，要求每个适龄儿童家长必须提供学校盖章的入学证明，我堂堂正正的把儿子在新居住城市的学校证明发送到了居委会。

几个月后过新年，整个新年假期期间，我没有收到任何骚扰电话，这是十年来第一次。

排除干扰传真相

通过大法弟子们的努力，众生得救的故事有千千万万，在这里我也讲一个作为开始：

我的一个朋友，是个医学博士，在一个大医院里做骨科医生。我们有多年未见面了，很早以前我给他发送过真相资料，内容是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没给他讲过三退，所以一直放心不下。二零一零年去找他，他刚从汶川地震灾区救援回来，在介绍救灾情况时，说他是他们这一批援助医生中唯一不愿火线入党的，他可能会因此面临非难与排斥。我真的为他的明智选择而高兴，也许是当年那一份真相资料，也许还有别的同修以别的方式让他明白了真相，他顶住了压力，作出了选择，一个生命及背后庞大无比的更多生命得救了！

多年来，讲真相的事情我主要以网络群发真相邮件为主，而面对面讲真相则一直做的不好，近两三年，随着正法形势的進展和救人的紧迫，我在努力的去突破和改变。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提高心性去除人心的机会，收获了很多，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

在常人中我做的是企业管理工作，管理着一个一百多人的公司有两年时间。今年四月，我被调到总部负责新的工作，为期要一年。由于原公司仍然有相当的员工没听到和明白真相，所以在我走之前，我准备了真相光盘送给每一位直接下属和工作关系较密切之人，而更多的员工则利用公司的公共文件盘，将一些传统文化电子书和大法真相资料短期存放在那里并通知他们去下载和阅读，所以除了个别员工外，办公室人员几乎全部都得到了了解真相的机会。之后我调任总部。

对于这次较为仓促的调任，不论出自何种原因，但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都是好事，因为公司总部那里也有几十个等待真相的众生，所以我打算把这一年时间利用好，尽快把真相传给这里的同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让我深刻领悟到师父开示过的，作为修炼人，我们的常人工作与修炼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时刻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才能把修炼与救人的事做好。

首先，我原先负责的分公司承担的一个重要工程，在中标后的合同评审中，有一笔上百万的资金的使用受到质疑，若不能很好理清，合同将无法签订，公司会面临最高可达数百万的违约损失。问题出在竞标前，业务人员为了降低准入和审批难度，没有完全按照标准程序来报备和审核，将该部份报价用其它科目代替了，虽然总价不变，但这在流程上是严重违规的。所以随着调查的深入和风险的升级，批准过该项目的几个部门经理开始为了自保而相互推卸责任，加大了调查的难度，最终问题被推向了“工程被人联合安装商操作”这样的结论。而我，作为分公司负责人，在该工程的业务联络与投标阶段，给了该项目很大的关注与支持，并做了最关键的投标决策。所以，在调查的这一个多月里，流言蜚语逐渐升级和扩散并指向了我。

当我被总裁叫去谈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除了我，所有人都在说你有问题”。我终于一下惊醒旧势力在做什么样的安排与打算！面对它们，决不能走常人式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的隐忍或是接受“流言止于智者”的被动，它们试图彻底破坏我讲真相的环境与条件，对于这种以毁灭众生为目地的干扰，只有正念全盘否定并坚决清除参与其中的旧势力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我对这件事情的法理领悟一下从个人修炼阶段的“不动心”提高到了正法阶段的“否定与清除”，我感觉到了得意洋洋的旧势力的失落与无奈。

洞穿了它们的阴谋，师父自然会给我智慧来解决剩下来的问题，我针对疑问平和的做了澄清，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核实方法，随即我与财务副总裁一起，按这一方法与工程各参与方逐一進行确认，我的澄清得到了逐一印证，项目的资金疑问被圆满解开。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我原来的两个下属向总裁和人事副总裁投诉了一些问题。说我在原任时，让司机代为报销私人开销；说我放任下属的工作冲突不管，造成公司业绩下滑；更大的一件事是，说我把个人信仰强加给下属，造成员工的压力，并宣称打算报警，以避免被牵连——那些我送的真相材料。投诉这个问题的人还教别的员工上网搜索，查看当年邪党对我绑架时，当地及国内一些报纸和网站对这件事的实名报导，这件事在一些同事中造成了更多的议论，具体负责投诉的人事副总裁也因此感到了一定的压力。

总裁再次找我谈话，他是个外国人，我没有给他详细讲过大法的真相，但他知道我的修炼情况，平时也很尊重我的信仰，并不会要求我做工作中他认为重要的一些事情：与客户喝酒，特殊应酬，寺院烧香等。但这次，他却很明确的要求我：停止在公司内宣扬我信仰的一切做法，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我没有再做过多的解释或尝试要他改变主意。他有这个权利要求，但他以前从未这样要求，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事后，当我深入查找并反省这种连续的干扰的原因时，我吃惊的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在公私款项的分离上我做的确实不够严谨，才招来这些非议；而在工作中处理人的问题时，我还有顾及自己和他人面子的心在，这是常人的情，是要修去的不好的东西；而做三件事的懈怠，特别是讲真相没有紧迫感与责任感，觉得自己网络讲真相做得不错，把数十万真相邮件作为个人获得威德的筹码，不能以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的身份给所有人讲真相，对人还有好恶心、分别心、抱怨心及维护自己常人中领导形象的面子心等，这都给了旧势力最好的理由来阻挠我讲真相，既然我没有紧迫感，那它们就把环境推向最坏，是我的松懈给了他们理由和借口！

这样的教训已经足够了，我必须立即开始弥补自己修炼上的漏洞，决不能再被旧势力所干扰。

很快师父开始给我安排补救机会，人事总监热衷于瑜伽，我们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探讨，从瑜伽与修炼的关系开始，我谈了我修炼大法的经历，从大法中的获益，邪党迫害大法的原因，大法的真相及大法弟子的责任，我相信她看到了大法带给弟子的正直与善良，我们必须要帮助别人，从向身边同事讲真相开始。

随后，工作变化又来了，我比预计时间要提早七个月调回原来的城市，我必须抓紧剩下这不多的时间，让总部这边的众生尽可能都得到真相。回去后，不再是回到原来负责的分公司，而是到另一个不同的分公司工作，那里又有四百多众生在等着我。

回顾近期的这些经历，我再次愧疚于自己的不精進，世上每个人都是师父的亲人，师父在等待着每一个人的归来，而我，还有多少时间与机会来兑现久远以前对师父发出的“助师正法”[4]的誓约？大法弟子只为众生而来，我再也不留新的遗憾！

向师父与同修们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