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省政府上访
在1999年7月21日晚坐火车来到哈尔滨,那天暴雨倾盆而下,我们在哈尔滨省政府天桥底下呆了一宿,第二天起早去省政府上访,我们整整齐齐的站在路边(让出了人行道)静静的等待省政府领导接见。但等来的却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警,他们把我架到省公安厅的办公楼。播放邪党关于“取缔法轮功的通告”电视一遍一遍的反复放,强迫我们看。强迫大家报出各自姓名和地址,遭到大家的抵制。7月23日我们被劫持回双城,在公安局上了黑名单后才允许回家。
二、去北京上访
我和5位炼功人于1999年7月25日上北京和平上访,可是一到北京站出站口,警察就把其中两位拦截带走了,那时北京天气很炎热,每天都接近40度,我们找亲属家去住,亲属不敢留我们,无奈我们就睡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人行道上。
那时,警察就开始抓人,我们又挪到北京市政府公园去睡,有时睡着,睡着的时候就被早上浇花的水车浇在身上,浇醒了,可是又过2天,在公园警察把我们绑架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由当地驻北京办事处接走,送到双城看守所关押近半个月,还被交了所谓饭钱350元。
11月份,我又去北京和平上访,因没报姓名,住址,关押在北京昌平监狱迫害8天才被放回。
2000年4月份我再一次上北京上访,也没报姓名,住址,关押在北京怀柔县派出所,我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12天后我被放出来回到家中。
2000年11月10日,我在我姐家,车站街道有个姓白的,来到我姐家,问我们还炼不炼了,说国家不让炼。我们跟他讲,为什么要炼功。他不听报告了派出所,下午3点钟派出所来人把我和我姐都绑架到车站派出所,分别关在两个房间。把我的手用手铐铐在屋里暖气管上一宿,第2天就把我们送到双城第二看守所关押。看守所的警察没有素质,值班时喝得醉醺醺的,满口都是低级下流的脏话,还辱骂师父和大法。
2001年1月21日,我们要求无条件放人,大家高声背诵大法经文、《洪吟》等。往日凶神恶煞的狱警都无影无踪了,他们怕声音传到外面就开大引风机来掩盖。下午冲进来大批武警手持器械和警棍,一个个监号点名提人,然后两个武警挟持一个炼功人推到大客车上。就这样我们80多人被张国富亲自领武警押车,用3台大客2台中巴送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到万家劳教所才每人发给一张劳教票子,给我时我就把它撕了。
三、万家劳教所对我的迫害
劳教所的迫害方法是精神、肉体双重的如:洗脑、奴役、关小号、酷刑折磨等。
1、洗脑迫害
强迫看诽谤大法的电视,每天给你灌输诬蔑大法的东西。社会上的文艺团体的演出、什么书画展,变着法的洗脑。
2、强迫做奴工,榨取我们的血汗,为劳教所创造财富。我在劳教所就被强制的做过编麻。就是用麻编成辫子,然后再缝在一起,盘成汽车靠背垫和座垫;手都勒肿了,吃饭时筷子都拿不住。拼粘胶合板(据说是出口日本);记得那胶的毒性很大,我曾被熏的头昏脑胀,呕吐不止。还挑牙签(据说是出口朝鲜的,小盒上边都是朝鲜文字)拧牙签(就是将彩色的塑料纸拧成花状,用胶粘到牙签的一端,再装成盒,都是高级宾馆用来做果签、食签用的)可是食客们怎么知道这些牙签是在什么情况下生产出来的,长期的迫害,不让洗澡、衣服也不能及时换洗,恶劣的环境使我们都染上了疥疮,流脓淌血的,运来牙签,与灰土、杂物混在一起。大家也不洗手就挑起来,没有经过任何消毒就打包拉走。
各种活都有定额,完不成就不许睡觉,不许休息。早上5点起床,每顿饭只有15分钟,晚上到9点,都在工作。
3、酷刑折磨
酷刑包括:长时间练军姿,走正步、跑步,长时间罚站、罚蹲、不许睡觉、坐铁椅子、坐小塑料凳、封嘴、上大挂、蹲小号、毒打、冷冻、曝晒、用手铐铐上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电棍电等。
下面把我依稀记得的万家劳教所几次迫害曝光出来,让世人看清邪党鼓吹的“春风化雨”的实况是什么。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我被绑架到12大队,张波任队长。12大队是一座仓库临时改装的,室内寒气袭人龇牙咧嘴的窗户结满冰。因为哈尔滨的冬天很冷。木板床上铺着单薄的军用被,两三个人在一张床上,合盖一条军用被,冻得发抖。每天吃的是发酸的玉米面板糕、一碗萝卜汤、还有老鼠在床上跑来跑去。狱警们都假惺惺的关怀你和你拉家常,对你的遭遇深表同情,并为你鸣不平。(很多人被她们的假相所迷惑,误认为她们有素质,不象本地的警察那样不可理喻)其实她们更邪恶,是披着羊皮的狼。几天后就证明了这一点。她们经过此番伪装,找出了她们认为的“顽固分子”,加以迫害。
2001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八”我与林秀茹分别、先后被霍书萍(十二大队副队长)叫出去谎说:找谈话。我们看到院里黑压压的站满了男女警察,我们又被带到一个屋里,一伙一伙的警察对我们轮番轰炸,洗脑,看我们不为其所动,又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房间,霍书萍对着一个歪躺在床上的一个丑恶的男警察淫笑的说:快看看,这么多美女都来陪你来了。此警察淫邪的呲着满口黄板牙笑了笑说:不行了,老了,没那能力了。后来副所长史英白对我们进行了”文革”谩骂式的训话后,我与林秀茹、被送到一班(严管班)。等待我们的是新一轮的迫害。
晚上九点多钟,史英白带着一伙男警,手里拿着电棍悄悄的闯进十二大队。从各个监号往外拽人,住在上铺的林秀茹、机智的一把扯断了电灯线,顿时一片漆黑,邪恶也乱了营。后来他们找来电工,接好了电线。恶徒们冲进一监号,把我们都拖到走廊里,我没来得及穿外衣和鞋子就被从上铺拖下来,摔在地上,后又被拖到外面,强迫光着脚站在雪地里。许多人被打伤、打坏,怕人看见,不让她们去食堂吃饭。方正的刘凤珍被从上铺拽下来时摔在地上,内衣被扯碎,胸部袒露在外面、宾县的谭广慧牙被打掉了、双城的史贵芝腰被打坏、还有被打的乌眼青。
恶徒们对我们大打出手,一恶徒薅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的额头被撞破了,火辣辣的疼。恶徒们逼迫我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不写,被一恶徒一脚踹倒在地,我刚爬起来,后面又是一脚,将我踢一溜滚。
2001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一),我因要炼功被包监恶警王敏拽到走廊里,后又和几名同修一起被教导员齐凤芝、副队长武培花等挟持到走廊的东尽头,强迫蹲着地上,后来又被守卫队的男恶警将双臂拧到后背用束缚带捆上,嘴用胶带缠上,强迫蹲在地上。一天一宿零半宿,期间不许动、不许上厕所、不许吃喝,恶警们两人一伙,两小时一换班。邪恶干坏事是怕曝光的,在起床前把我圈到库房里,库房四处透风,墙上都是厚厚的白霜,趁大家吃饭时又把我们推到外面风口处,冷冻。我们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棉,被反绑着双手,站在雪地里。冻的瑟瑟发抖,手象被猫咬一样疼,寒风吹在脸上象刀刮的一样。双腿双脚肿的紫黑色,棒棒硬,鞋子穿不上,依兰的李桂月几次都将小便便在裤子里,棉裤呱呱湿,也不能换。后来又把我们弄回库房,强迫蹲在地上,这时就剩下我们四人。大家都承受到了极限,大多数人都是在无法承受下违心的写了什么。我想我们决不能向邪恶妥协,我没有错,不能写什么保证。劳教所的邪恶很害怕大法弟子抱成团,隔一段时间就重新调班,后来我被调到四班(坚定班)我们全大队坚定的大法弟子集体联名给各级政府部门写信揭露劳教所的恶行。
同时。一起绝食声援小号的同修,要求放出小号的同修,同修不出来,我们绝不吃饭。几天后劳教所一看我们(十二大队全体)绝食,史英白所长,张波队长和几个恶警来到四班假惺惺的劝我们吃饭,并说:小号比你们这好,她们不愿回来,我们不为其所动,这时张波凶相毕露,瞪着三角眼恶狠狠的说:别不知好歹,你们死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2001年5月24日,劳教所又在预谋着一场新的迫害。中午吃饭时不让我们坐在以往的地方而是强迫我们坐在靠近七大队的一侧,大家就觉得不对劲,邪恶一定又是在干什么坏事,有同修跑到另一侧一看,院子里站满了邪恶的男警,正在将我们上次绝食要出来的小号同修连拖带打的往男队拽。大家立刻从食堂冲向操场,迫害我们的同修绝不允许!在门口我们被劳教所的男刑事犯和少年犯堵住,不许我们出去。就和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助纣为虐,后来我们就到了操场上,抗议邪恶无辜迫害好人。当时马玉敏(双城)就被恶警刘伦打倒在地(上次为营救我们出小号,被强行绑在铁椅子上灌食,手被掰坏了,肿的像个馒头,手上有个洞,流着脓血,顺着洞可以看到白花花的骨头。)脓血流了一地。有同修高声喊警察打人了,刘伦立刻一副流氓相,两手一张说:谁看见我打人了。一边踢马玉敏,一边说谁看见我打你了。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恶警我们把挟持到男队的会议室。说等所长来讲话。在挟持的过程中马忠波(阿城)被恶警拖的鞋子都丢了,两个脚象血葫芦一样。史英白来了之后,指使恶警把我们七、八个人分成一伙分别绑架到各个男队。就这样全十二大队坚定的几十名女学员,一个不落的都在男队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当时我和李淑华绑到关押男犯的四大队,白天男犯到车间干活,就把我们手反绑在男队的床上长达几小时。晚上男犯回来休息。狱警又把我们关到他们屋里,强迫我坐铁椅子,不让睡觉,四队队长拿电棍电我手指尖,几秒中胳膊麻木,心里特别难受。白天不让去食堂吃饭,不让上厕所。当时我在男队被迫害7天,看我们不写。又把我们转到楼边的一个大房间,里面的窗户用纸全糊上,看不见外面。
有三个女狱警拿着绳子,把我的手绑在后面,用绳子吊起来脚尖离地。顿时眼前一片漆黑,大小便都出来了,我要求上厕所她们才把我放下来。还让我签遵守所规所纪,我不签因为我不是罪犯,我做好人被关在这里,她们就把住我的手按了手印,把我送回12大队。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14年中,我期盼所有正义的善良人,伸出你们的手,发出你们的正义声音,停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