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我于二零零四年六月—二零零六年六月,二零零八年—二零一二年先后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共计四年半的时间。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四大队,有一次全大队的恶警们组织揭批法轮功的大会,当时在会上有人骂法轮大法创始人,我站了起来,向台前走去有两个警察挡在我前面,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代表全队的法轮功学员郑重声明:在劳教所所说的、所写的一切诽谤大法的话全部作废,因为那不是出于我们的本心。恶警们慌了手脚,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推到队部。恶警的一个小头,张首芬威胁我说要把我送往女子劳教所的集训队。我说:我不怕,来劳教所一趟也不容易,我不能白来,劳教所的每个角落我都要去看看,等我出去时,我好把这里的邪恶讲给世人。她们一听,没吓住我,就变了口气说,“集训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那儿没地方放你,你就在四大队集训吧”。
从那时起,我每天都被关在库房里,她们让我坐在墙角不到一米的方砖处,由两个吸毒人员看着我,每天很晚才能睡觉。不准随时大小便。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小便解不出来了,每次小便时疼痒难忍。小腹胀得鼓鼓的。无论我怎么跟她们说是不让我上厕所憋坏的,她们就是不予理睬。
有一天我听说外界有人来参观,我就大声喊:“她们不让我上厕所,把我憋坏了,便血了”。恶警们害怕了,恶警头张首芬说,只要你不喊,我一会带你去医务室。果然她们带我去了医务室,大夫摸摸我的肚子,说是我的肚子长瘤了,就叫了救护车,要给我做手术。我说,我没长瘤,是她们不让我上厕所憋得,只要让我上厕所就好了。送我去的恶警说:“别听她胡说,我们四大队的厕所总开着,谁想去谁去,没人管”。这时我非要去厕所,恶警们不让。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说要带我上医院,往外走时,趁她们不注意,我撒腿跑进旁边的厕所,插上门就在厕所小便,这时恶警们过来踢门,让我快点出去,二十分钟后,我解出了尿,出来后坚决要求再次检查,从新检查后,医生说,“她的肚子软多了,你们别再限制她大小便了,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见这种方法不见效,就改用其它手段迫害我。后来她们逼我去参加劳动,冬天恶警们让我一个人去挖菜畦,冬天土冻的有三寸厚,只给我一把铁锹,我不会挖,就挖了几个洞子畦,我连续干了几个小时,累的大汗淋漓,我稍微喘口气,她们就喊,“谁让你休息啦?”我就不停的干,虽然我年岁已大,但因为我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好,我一点也没感觉累。寒冷的冬天,警察们都穿棉衣还套一件大衣,还感觉很冷似的。我只穿一件秋衣和一件单衣服,却不觉的冷,恶警们也很奇怪,她们不知道这是学大法才使我显示出的超常。后来我逐渐明白了,这样强制的劳动也是迫害,因为我没犯法,我信仰“真、善、忍”有什么错呢?因此我拒绝劳动。
二零零六年三月,在劳教所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一个“攻坚班”,当时对付我的恶警有三个人:李子平、张然、另一个不知姓名。她们派吸毒犯整天折磨我,而且饭给的比一个小孩子的饭量还少,我抗议,恶警恶狠狠地说:嫌少还不给你了。从那天起,我每天只许吃一小块馒头,不允许吃菜喝水了,而且吃馒头时,也要做标准的板凳姿势。每天晚上二点允许我上一次厕所,在吸毒人员的看管下,有时没解完,就被她们强制回屋了。屋子很冷,盖的也很少,本来就很少时间的休息,没睡多长时间,就被冻醒了。恶警李子平,她为了让我“转化”,对我实施了很残酷的刑罚:她让我坐在小椅子上,两手放在膝盖上,两脚跟相对成横一状,再把两个膝盖相对,我对不上,李子平就叫吸毒人员用脚使劲顶着我的脚,手用力把我的两个膝盖往中间挤,那种疼痛好象坐老虎凳一样。至今我的腿仍行动不便。
恶警们变着方法折磨我,后来换坐方凳子,只坐一个角儿,时间长了,就感觉自己坐在悬崖边上,稍一动就会落入万丈深渊似的,这种恐惧的折磨使我身心备受煎熬,从那时起,我的腰部到脚,都变得麻木疼痛,大小便不顺利。
劳教期满回家后,我原是北京第二毛纺厂的职工,北京第二毛纺厂的李新慧,和其他两名恶人,扣发我两年的退休工资,该涨级时也没给我涨。我找到他们要我的工资时,他们互相推卸责任,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补给我工资还有该涨的两级工资他们也没兑现。
我所遭受的迫害在中国大陆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中共邪党还在继续抓捕信仰法轮功的修炼者。我们向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及国际相关组织呼吁,请伸张正义,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让真正的和平充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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