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则;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孔孟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崇义尚道、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道义至上
“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君子是有着崇高的信念,集仁、义、礼、智、信各种高尚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孔子谈“义”就紧扣“君子”,这在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多有阐述。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指出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所谓行,无所谓不行,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指出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他对安贫乐道的学生颜回称赞有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即使在陈、蔡绝粮,处于困境,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对于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于融于道的心灵深处的快乐。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指出如果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孔子强调“仁”、“义”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品德。颜回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如果你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那么天下人都会称赞你是个仁人。”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无私”,君子学道就有了仁爱之心,只有能真正节制自己才能以仁德的胸怀面对世事,而成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仁爱。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有承担重任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是道义的实践者和克己的典范。孔子率学生弘道时曾几次被困,一次,他询问学生们的想法,有的学生说:“夫子之道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天下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夫子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些标准呢?”孔子说:“君子修养正道,并使一切能够归于正道,如今你不坚持自己的理想修道、并偕同他人一起向道使道德回升,反而降低标准以求别人所容纳,你的志向不够远大呀。”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这在儒家经典《孟子》一书中多有阐述。孟子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由此可见,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喻之为“人路”,人之正路。同时,孟子还把“义”看作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君子实践道义、维护道义,任何时候都要保全自己的德性,都不能丧失气节,这就是大节的体现。
孟子认为人们遵守道德,就能正确的、合乎礼义的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他说:“唯有仁人才能够无敌于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国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义,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触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只是由于侥幸罢了。所以说,城墙不够厚,军队不够多,不是国家的灾难;土地没有扩大,财富没有积聚,不是国家的祸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国家的祸患。……《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将拥有众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仁人之所为。”
孟子周游列国,所述乃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齐宣王等的礼遇,使其行仁政,民心归附,多次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当别人问他为何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时,他回答:“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