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孙建中自述其经历:
我叫孙建中,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说真话办真事,能为他人着想,善待他人,也能忍让,不和人争斗。而这一切都是学了法轮大法才能做到的。然而这么好的功法,中共江泽民集团却不准炼,在九九年七月开始了腥风血雨的镇压,我也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记得九九年六月份,我们在丰润区农行小广场有个炼功点,六月份就有公安局的警车来,下来警察看我们炼功,后来他们就告诉不准在这里炼功了。后来搜走了介绍大法和写着“真善忍”的条幅。一个好端端的炼功点被他们强迫解散了,使我们失去了集体炼功的环境。
七月二十二日,电视广播直接宣布不准修炼法轮功。很多学员被骚扰,不准炼功。我也被丰润县公安局找去,被关在铁笼子里一天一夜,让写不炼法轮功,然后放回。当时参与迫害的有政保科的梁福新和曾祥海等。此后丰润镇塔湾大队多次找我,那时有陆树领等人参与,严重时每天都有人打电话问“在家没有”,也有时有人到家里来看是否在家,这些事都是让我邻居做。
二零零零年底,我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关进天安门派出所、顺义看守所,后被接回关进丰润看守所。接我前,他们到我家勒索一万元钱,后来我们要回五千元。非法关押十八天后,又被转到塔湾大队非法拘禁,不准出去,不准回家,昼夜有人看守,几天后才回家。在丰润看守所,犯人在恶警指使下给我冲凉水澡,让我蹲下,然后一脸盆凉水从头上慢慢浇下来,十冬腊月,浑身颤抖。再浇我就制止了他们。后来于树庭骗我说写个不炼了就回家,再后来他引导成了他们需要的保证书。内心的本性痛苦使我清醒,我告诉他“保证不算数了,我没错”。过了几天他们让烧书,然后马上回家,我决不烧,所长于从瑞指使给我戴上了背铐,还是那种无链小死铐。大概七天。三天后臂膀肿痛,手也肿了,又有犯人说:帮你活动活动,用拳狠捶,疼痛难忍。
酷刑演示:背铐 |
一周后我又被他们强迫关进了小八里洗脑班。抓我那天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五,大年在即。年迈的母亲以泪洗面,那年的传统新年全家都在痛苦和焦虑中度过。在小八里洗脑班,几个人被关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铁门、铁窗栏,门在外面锁着,不准出去。地铺,大小便在屋子便桶里。外面有看守巡视,不准学法炼功。屋里安有小喇叭,不停的播放,不让人安静。强制上洗脑课,练队列,逼迫写不修炼保证。针对个人手铐、吊铐、电击、木棒、绳捆绑、冻、烫、等等酷刑。我记得有一次,那天是下午,大伙都被强制去后面大屋上课洗脑,把我单独留下,是周秋生和公安局一个小个子、黑瘦的,把我叫去到一个“办公室”里。
屋子里烧着“扫地风”炉子,火烧红了的烟筒足有1.5米高。强行给我穿上两个棉大衣,铐在椅子上,又在外面连我带椅子裹了一个棉大衣。然后抬到炉子近旁,打开炉盖开始烤我,一会儿头如雨淋,全身湿透。他们却加煤不断升温。这过程中他们嘴里不断侮辱个人、诽谤大法。约烤了一小时,把我抬到一边,然后在我头上套上了大塑料袋,袋口扎到脖子上,勒紧不透气,一两分钟后,由于缺氧,急促的呼吸呼呼的煽动着塑料袋,他们摸着脉搏,到了极限就放开一点口,人体本能的急促呼吸,刚有一点缓解,又扎上了袋口。那天在生死线上,坚持约一小时。那天下午结束迫害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别跟别人说啊,谁也不要说。作为公安人员,知法犯法可有多么胆虚,敢迫害却又怕人知。
酷刑演示:塑料袋套头 |
记得二零零一年农历正月十六,丰润镇石爱成把我留在一个屋里,以亲朋探望还不转化为由,对我施暴,无数的耳光、拳打脚踢,打得我脸、嘴都是血,一个多小时后打累了,他就把炉钩子烧红,对着我叫:还炼不炼?我说炼。他就用力把炉钩子烫在我脖子上,当时一股烟呼的就起来了,难闻的焦糊味很呛人。第二天早上,他看着烫伤伤口说:转化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二零零九年,迫害的恶报拿去了他可怜的生命,他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四月份,转化无果,就想把我们男法轮功学员转到看守所。我们质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说;“扰乱社会秩序”,我们说“天天把我们锁在屋里,我们怎么扰乱的社会秩序?”真不知道按真善忍做人怎么会扰乱了社会秩序。他们把我们强行抬上车,用脚踩着我的头,按倒在车里,强行送到看守所。开始把我们和行政拘留的人关在一起。普通行政拘留的人最多半个月就必须放人,可我们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我们几次向住检人员反映,未果,一个多月后把我们几个分别关到了不同的刑事拘留监室。大概在五月中旬才重获自由。
酷刑演示: 野蛮灌食 |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我又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这次我没消极承受,开始我就绝食抗议,它们疯狂迫害,管教郑立军让四个犯人把我按在椅子上,想插管灌食,我就不让插,后来他们警犯十多人强按我,捏鼻子、撬嘴灌食。又一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两只脚铐在椅子上,手背铐在椅子背上,恶警用脚踩着手铐子,一人按头两人按肩,有人捏鼻子、撬嘴、抠腮,我就用铐着的脚蹬地,有时蹬翻椅子,就是不让他们得逞。
后来有一次在2号风场,同样椅铐一套,在监室拎出了两大桶水,按住我,捏住鼻子不让喘气,只要一张嘴喘气就是一杯子水,那天真把我迫害急了,今天就是死也不让你们灌,几次水呛进气管,连人带椅子翻趴在地上大咳,最后实在筋疲力尽支撑不住,半昏死中他们灌进了大量凉水,过程中抠腮抠掉了有牙洞的半颗牙。灌后他们也是疲惫逃去,我全身衣服像刚从水池中上来一样,半昏死在汪着水的风场中。这是郑立军主使亲手迫害。后又一次在2号监室内,椅铐一套,郑立军用橡胶警棍从头脸到腿,打遍了我全身,然后强行灌食。以后很多次都是拖我去,折腾无力后强行灌食,然后拖回或抬回。
酷刑演示:毒打 |
又一次郑立军直接“开棍儿”,我被打的臀部黑紫不能坐。后来插管强灌后把管子保留,我就拔掉,为此长期背铐,十几天后食管坏了,吐血,他们还是强灌。有一次把我弄到医院灌食,灌进几秒钟都吐出来了(年轻的叫小张所的)。后来中医院去了大夫助恶,他们相对专业,按在床上,撬开嘴,牙间塞上大号广告笔杆,然后插管灌食。后来怕咬断又塞14圆钢筋、医用开口器,又改鼻饲。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鼻饲) |
一天傍晚灌食后,我胃疼,医院检查后说要送市安康医院,租用的出租车司机对我拳脚相加,一拳打下去我的耳朵大鸣,后听力很差,那天当晚我被送安康医院四楼神经科迫害。第二天我要求检查,医院专科大夫看完后没说啥就走了。后来听同押的犯人告诉我是耳穿孔了。从安康医院回来,从犯人那儿知道是因为胃出血送去的。
野蛮灌食用的开口器 |
回来后我继续绝食,这次他们从医院来了两个大夫参与灌食迫害,几个犯人把我按住,安上开口器从嘴里插胃管,因为食管插坏出血多了,就换了细管从鼻子里插,最后实在插不了管了就输液。记得有一次管2号监室的戴眼镜的张姓恶警,让犯人把我驾到灌食的“医疗室”,抬手就打,并暗下指使孙姓劳动号犯人动手,这犯人巴掌拳头大打出手,恍惚又觉耳鸣,事后很长时间听力很差,又一次被迫害耳穿孔。这时身体已虚弱不支,最后终于闯出了黑窝。
记得一天晚上张姓眼睛警察组织犯人开“批斗会”,让每个人犯人站到我面前批判我,除个别人外,一般都说不让炼了,也有人站出来说,人家没错我不批,最后张让我说几句,我就把《洪吟二》〈下尘〉背给他们听。过几天张把我叫去让犯人按我,扒了裤子“开棍儿”,又一次副所长吴玉良给我“开棍儿”,我臀部黑紫疼痛难忍。
回家十八天,恶警几十人,十多辆车,凿墙、敲掉防盗门,又把刚有些恢复的我劫去。已是二零零三年六月份,非典期间。我绝食,他们依然强暴灌食,灌不了就输液,输液后,我精神恍惚、头脑不清醒,我怀疑他们可能使用了药物。所长于从瑞把我绑在死人床上,手分别绑在两侧床腿上,脚戴跑镣拉开,紧绑下面两床腿,跑镣紧到一条直线,挨不到床。不准睡觉,24小时犯人值班,有良知的犯人一边推拉一边说,千万别睡觉啊,我们全挨整。不明真相的犯人被利用着拳脚相加。其中有一个犯人摆腿劈下,击中我左大腿,当时半昏迷中只知剧痛,结果是左大腿下面全部青紫色,大腿骨打坏了。还有一犯人用饮料瓶接了尿要灌我,我紧闭嘴,他就嘴上脸上倒。七天七夜后,他们忽然闯进几个“劳动号”,把绑带镣子急急解掉,把昏迷中的我抬架出了看守所。这时我神智不清,几乎没了意识。后知道左侧身体不听使唤,知觉很弱,后背巴掌大溃烂褥疮,左大腿后侧大面积紫青黑,嘴两侧深度溃烂(灌食时插钢筋隔在上下牙中,同时插管)。后来半年左右左侧身体才恢复,左大腿长个骨结子。
二零零二年八月,他们又开车来了十来个人,想把我绑架到洗脑班,我妻子阻止他们绑架好人,丰润镇分局的一个人抬手就打了她一个耳光,几个人把我架上车,又非法关进了洗脑班。事后家人质问他们凭什么打我妻子,他们却颠倒黑白说她“袭警”。这个社会中还有没有理可讲啊?绑架我的当天晚上我从洗脑班正念走脱,但只有在外面流离失所,家没人管,有工作不能去做。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丰润公安局政保科姓齐的又带领二三十人,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市里来了两个人,一个中年,高个,一个五十来岁,瘦高个,还有丰润姓齐的、曾祥海,还有一个小个子,较白、年轻,一个年轻黑胖子等人。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开始到二十三日夜里,三天四夜,他们对我施以酷刑,锁在铁椅子上,耳光、拳脚无数;扎血管;干擦皮肤;火烧脸、脚;强暴灌食,灌浓盐水;昼夜不停的断续电话电击,最严重那天四个人摇电话,摇累了就换人,电话机都被摇坏了,又找来一个继续电。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几次神智不清,脑子里、眼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死过去了吧。后来关进看守所才看到十个手指,绑电线部位肉都焦糊了,到今天十几年都过去了,都留下了深深的疤痕。施用酷刑的同时,他们伪善、诱骗、人性的卑鄙尽显。
二零零二年的平安夜,我被他们关进了看守所,因为我不背监规,警察小刘要“开棍”,我就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郑立军、张姓眼镜、小张所、副所长吴玉良等,不同形式多次迫害,强行灌食、背铐、开棍、拳脚耳光。又送安康医院精神科、市第一看守所医院迫害。
二零零三年六月,被迫害的身体实在虚弱,放回了家。十八天后他们又把我从家里抬下楼关进看守所。我继续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输液迫害。所长于从瑞和几个犯人把我绑上死人床。七天七夜的熬鹰、强暴灌食、拳脚迫害后,把只有一口气的我连架带拖的抛出看守所。回家后,左半个身子无力不听使唤,后背两个巴掌大的褥疮溃烂,左大腿黑紫,嘴角严重溃烂,精神恍惚,老听到声音干扰,后知左大腿腿骨被打坏。现在想起来大概半年后才恢复。我被监视居住(总有四个人两辆车堵在我家门口)二十一天后,他们出动很多车、警力,拆掉我家防盗门,把我抬下楼,又送进了市第一看守所。
酷刑演示:铁椅子 |
在唐山一看,我继续绝食反迫害,他们把我每天二十四小时锁在铁椅子上,强行灌食,不准解手,一直长时间憋尿迫害。有一次大便解在裤子里,不给打开铁椅子锁,连人带椅子抬进厕所,扒掉衣服,几个犯人一盆一盆的泼冷水,冻得我直抖。锁在铁椅子上三天后,脚、腿就肿了,五天就要裂开一样,小腿肿的比大腿粗,屁股上长出大疙瘩。狱医看不行了,他们就抬来了死人床。把我抬上死人床,躺下后,下面锁上大镣,上面两个手铐,翻不了身,动不了。每周一到周五锁在铁椅子上,周六、周日锁在死人床上。在死人床上躺两天就消肿,上了铁椅子就又肿,一直这样共迫害七十多天。后来邪恶指着使犯人对我施以拳脚,肋骨被打折。
酷刑演示:泼冷水 |
二零零四年初非法枉判我七年,我绝食抗议,他们又是用铁椅子、死人床来折磨我。二零零四年大概三四月份,他们把我送到冀东监狱继续迫害。在法轮大法好的高呼声中,我们走出看守所。
在冀东监狱的迫害中,开始把我分到二支队,到二支队直接就关禁闭小号,三四平米的小屋,地铺,不通风,黑暗。六个犯人三班倒看着我。因为我一直在绝食反迫害,他们就强暴灌食,有时背铐。半个月后,本来就非常虚弱的身体脱水了,他们把我送到四支队犯人中心医院。开始把我绑在床上,大量灌食灌水,狱警一会儿来一伙儿,一会又来一伙儿,轮番的来摸底,谈些法轮功的话题,问我为何绝食,有什么要求,同时又是六人三班倒着看着。十几天后开始强迫转化,用邪悟的四个人攻击,不同职位的狱警从不同角度转化,有强制、有伪善。一般从傍晚直到深夜,一个月后,邪悟的来参与转化的人中,有人开始真心学法,有人四个整点默默发正念。
后来我被分到四支队直属三中队迫害。两个人昼夜贴身看着,记录着一切行为,不准和别人说话,狱警们用各种办法转化。师父和大法赋予我的正念,让我坚定的走了过来。到二零零五年初,我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他们从河北深州找来四个邪悟后被他们利用专门到处转化学员的人。二人专门转化我,白天、晚上不停的谈,十几天转化无果她们却要清醒过来。又换了两个,这两个被邪恶生命操控的很厉害,歪曲法理、态度蛮横,几天后它们就回去了。
在这强制洗脑转化期间,记得是零五年一月八日,狱警就把我在严管队隔离,不准和任何人说话,接触,几个犯人看着,被布置任务攻击大法、骂师父、开始了下流的流氓行为。后又强制我坐“小板凳”,再后来开始施用拳脚,扇耳光,有一个叫王波的犯人,不断攻击大法骂师父。一个叫高志远的犯人拳脚、耳光、出谋划策迫害。这期间,我的肋骨被他们打折一根。不准我买任何日用品,洗头洗衣服我就过过水,还得被限制时间,长一点儿就踢翻水盆。
大概是零五年六月份,半年来的严管隔离强制转化彻底失败,我被送到冀东监狱五支队迫害。到那儿直接送进严管集训队,和普犯一样严管迫害,坐窄板凳,走队列,不准说话,吐痰、解手儿一概得申请,批准才可以监视着去,吃不饱。吃饭、睡觉、走路都有所谓的规范。不准洗漱、洗衣服,一般犯人半个月就集训完回队去了,而我却长期被关在这里。越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就越坚强。后来我就逐渐一项项破除了一些迫害。期间不断用各种手段转化,一个个都破灭了。
零六年一月九日,把我叫去,被分到化工队迫害。整整一年的严管迫害才告一段落。到了化工队,首先被告知不准和别人说话,我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准我说话?监狱法没这规定”,邪恶的迫害马上就解体。因我不参加奴工劳动,又被狱警吴景友几次严管集训,禁闭迫害。狱警杨彬对我电击一个半小时,电击后都起了水泡。几天后家里去接见,杨彬阻挠未果,接见中他怕自己的迫害行为被曝光,只几分钟就关掉电话,停止了接见。家人久盼的接见就这样被结束,使家人惦记、忧虑的心又蒙上了一层霜。
后些年我和犯人们都处得很好,很融洽,认为我人好,善良,为别人着想,坚强,有人问我,“你出狱的第一句话想说什么?”我发自内心的说,“想说法轮大法好”!我走出监狱大门时,第一句就喊出了“法轮大法好”,宣告邪恶七年的迫害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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