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顽疾消除 遭迫害九死一生
幸运得法走上大法修炼之路
因身体不好，我一直在寻找能祛病健身的方法。我曾炼过气功、剑术、太极拳等，但效果不佳。一九九五年十月我来到美国圣路易斯探亲，一九九八年元月二日，我在圣路易斯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关于祛病健身的问题，还讲了“转法轮是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等。我被吸引住了，连续把文章看了好几遍。
我很想看《转法轮》这本书，就在该文章底下找到了联系人的信息，当天晚上就有人送书来了。我拿着书，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晚上，到天亮时，看完了。我抱着这本书，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一辈子找的就是这个！
后来有同修给我带来其他大法书、炼功音乐带、讲法录音和录像等，并教我炼功。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同年三月，我参加了纽约的第一次法会，有幸见到了师尊，听了师尊的讲法，还有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这次法会我收获很大。
通过炼功，我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日益健康，身心愉快，以前的病症慢慢在消失，很多都没了。最明显的是我的肩周炎好了，感觉一身轻。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知道去做一个法轮大法要求的好人，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见证。
一九九九年元月，我回到了潜江中心医院的家里，和当地的法轮功同修一起学法炼功。医院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五月时，同修告诉我，我们炼功的时候经常有便衣警察来观察摸底。后来，炼功点的电线被卡了，我们转到一河边炼，后来就不让炼了。七月二十日电视、广播、报纸等等所有宣传机构一齐出动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法轮功，我因是从美国回来的，在我们那小城镇里成了重点，我家门前有警察把守，我不理他们，坚信信仰无罪。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同修一行六人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讲法轮功真相。到北京后，整个北京大街小巷都有警察，也到处都有来北京证实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北京信访办早已不接待了，去了就被抓。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个地方住下。当时警察到处在搜查，我们中混進个便衣警察，我们想办法把他甩掉了，但不得不转移，后来在当地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才住下来。准备第二天集体上天安门静坐，但夜晚通知不要去了，说共产党纠集了大量流氓准备搞“打砸抢”并栽赃到大法弟子头上。但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天安门。十一点左右，天安门正门停了辆大警车，上面有个人正在指挥警察抓法轮功学员，很快就抓了一车人。
我们被劫持到一个派出所，派出所里面满屋都是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后来我被湖北办事处的人接走，押送回原籍。我所在单位医院派人将我从当地派出所保释出去，派出所的人拿出一张表要我签字，我不签，医院来的人说：“她不签，我签。”回家后，每天都有警察来家里查看，医院也常来人找我谈话。当时已经有好多当地同修被抓進了看守所，我也随时有被抓的危险。
我不敢在家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来到广东深圳的女儿家。潜江派出所的人经常打电话骚扰。
大法弟子们开始了讲真相的艰辛历程。后来我结识了从美国回来的同修。我们很快开始了做真相材料，而且天天出去寄信，发资料，有时还挂条幅，深圳的许多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前一天，我们在深圳市政府门前的一条街上挂了好多横幅，回来的路上看到横幅在那里飘扬。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都阻止不了我们讲真相的脚步。为了省下钱来做真相资料，我们在外面舍不得买瓶水喝、买点东西充饥。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我的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抓，后被劳教一年，我非常难过。
同修被抓，没人做真相资料了，我就开始面对面地给人讲真相，大巴、中巴、车站人多的地方都讲，讲法轮大法好，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来，我认识了另一位姓刘的同修。他会电脑，这样我们的资料又丰富起来了。
讲真相两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我在一个车站讲真相，乘车的人很多，一批又一批，我被恶人举报，被警察抓進了派出所。他们很快查到我的住处，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和个人用品。半夜，他们把我送回家，听到他们正在向上面要经费。我开始想办法逃脱。我女儿家住在十楼，楼梯和电梯出口有倆警察和一个保安看守。
我试了几种办法都不行，最后在师尊的点化下，想出一个办法。我把一条新床单剪成许多条子，做成一根长绳子，我一直在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到第二天半夜十二点半，我见监控的恶警已很困了，便轻轻出门，从十楼楼梯走下来，到了三楼就不能再这么走了，因下面保安很多。我就用做好的绳子系在窗户上，从窗户爬出去，沿着墙一层一层往下滑。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安全地下到了地面，然后翻过围墙，逃离了小区。我从此流离失所。
一人在外，加上时刻有邪恶追踪，没法讲真相，我很着急。到十一月中旬，我决定回深圳。在深圳郊区租了一间房子，我联系到了同修，同修给我带来了电脑，打印机。我买了光碟复制机和相关器材，这样我们开始了做真相资料。
起初主要是打印《九评》小册子、《天地苍生》等资料。得知湖北老家资料紧缺，我就通过大巴托运资料去。《九评》光碟出来后，我开始做《九评》光碟了。我有一次买回了一千张光碟，在与同修通话中，被网警监听到了。因为当时我把电话卡抽出时，电话又响了，是个男子在问话。我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但我想尽快地把《九评》光碟刻完再转移，同时还有一箱资料没有送出去。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一伙人闯進了我居住的房子，我正在刻最后几张《九评》光碟，他们一進门就说：“你被捕了。”我落入了魔掌。
被恶人注射毒计 身陷绝境
我的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光碟复制机、大法书籍、个人用品，还有同修存在我家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器都被抄走。我再一次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着被非法关進南山区到看守所。恶警以开除我孩子的工作恫吓、威胁我，强迫我转化，还要揭发同修，我绝食抗议。
绝食的第四天，一帮公、检、法的人来了。他们知道我去过美国，又从我住房里搜出了无线电信号发射器，还有最新的《九评》光碟，他们以为我有什么国外背景，可以找出大线索来。这样我的所谓案子被上报到市公安局了，市公安局局长也来了。但他们什么也没捞到。
我继续绝食，后来他们强行把我拉上一辆车，拉到了蛇口人民医院内科一间单人房间里，由倆个警察看守。医生来了，我就跟医生说：“我没有病。我也是医生。我是炼法轮功的。现在在绝食。”進院第三天，有个护士提了两瓶液体来了，说给我补水。这已是我第六天没進食了，当时我警惕性放松了，就没反对。
第一瓶液体快打完时，我突然想：“他们会不会下毒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中共指使注射毒液而至精神失常或死亡的。我就去看输液卡，看到药的名称开头有个“D”，我做医生的经验告诉我这是兴奋剂，我立刻把针拔了。看守把护士找来，护士说：“那个药已经用上了。”当时我知道这下坏了。过了一会，主管医生来了，我说：“我跟你讲过真相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医生说：“这不是我们搞的，是医务科搞的。”这时我明白了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对我下毒手，想从我这儿得到点到什么。
晚上药性发作了，我的脑子高度兴奋，翻江倒海似的就象有什么东西要冲出脑袋。我身体极度虚弱，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此时，四个警察進来了。他们开始问话，我的确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在药物的影响下，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新信息”。有个人整理了些材料，他念了些什么。那时，我也知道他在念什么，但已六天没進食，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念完后，就要我签字。我摇头。他就抓住我的手写了点什么，就把我送回看守所了。以后几天我脑子都是糊糊涂涂的。
到了六月份，我发现我腿上的皮肤象树皮一样粗糙，全身肌肉都开始萎缩了。一天，有个同牢房的人跟我说：“你脸上的皮肤好象垮下来了。”渐渐的我身体支撑不住了。我知道注射大量兴奋剂造成的后遗症非常严重，大脑受刺激产生高度兴奋后，接着大脑中枢神经会出现抑制状态，而这样就会导致心脏衰竭而死，或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我无力地躺着，仿佛死神就在我身边徘徊。我要求见主管警察和所长，将情况告诉他们，并要求见我的家人。我要把情况告诉他们，如果我死了，他们也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因为我知道，中共迫害死法轮功学员后，对外都会说成是什么“心脏衰竭”或者“心肌梗塞”等等谎称是正常死亡的。
后来我已完全不能起床了，也不能進食，死亡向我逼近。一天下午，来了辆救护车，把我又送了蛇口医院。一个护士要给我打针，我极力反对，他们用四个人按着我，强行给我打了。医生来了，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没有再用药。
我是学中医的，知道西瓜可以排毒和补充水份。我就找他们要西瓜。晚上，他们拿来个西瓜，我全吃了。第二天大便排了许多黑水。我吵着还要吃西瓜。他们通知我家人给我带西瓜来。这样，我吃了很多西瓜，又排了几次黑水，感觉好多了，渐渐能進食了。
后来，恶警们又将我关進了看守所，我并没有脱离危险。当时我想，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我一定会好的。当身体好点时，我就开始炼功。到了这一步，看守我的警察也不阻止我炼功。我的身体开始渐渐恢复。
一天，他们把我拖到了一个地方，说是开庭。有四个法轮功学员，后面有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我当时坐不起来，就躺在一个同修的腿上。我不断地呕吐。上面有个人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他们要我们签字，我们四个人谁也没签字。我被送回看守所后，不断有公、检、法的人送材料来，让我签字，我不签。我坚持信仰，因信仰无罪。
一天有警察拿来了判决书，我被判了八年。我不服，要求上诉。但我已经不能写字了，只能请人帮我写，一共写了十五页，上诉材料交上后没有反应。后来我问那个警察，他说他们（指610办公室的人）没有交上去，说是法轮功的人没有上诉的权利。
受尽迫害 逃出魔掌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我被送到了“广东省女子监狱”，由三个经济犯看管我一个法轮功学员。她们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就打我、骂我、不让睡觉、不让洗澡、不让购买日用品。有一次，她们三人把我打在地上，衣服扣子全拉开了，警察進来根本就没制止。她们不让我睡觉，她们三人轮流睡，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看管着我。还常常骂个不停。在监狱，法轮功修炼者受的是警察和犯人的双重迫害，比杀人犯的境况还不如。
我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医生检查说我的眼睛肯定会失明。我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看我已成了一个活死人了，没有利用价值反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怕我死在监狱，想推卸责任，就通知我家人，说可以保外就医。期间，我家人东奔西跑地到有关部门申请保外就医。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历尽磨难的我从魔窟走出来了。
回家后，我眼睛只有一点点光，身体非常虚弱，只剩半条命。但是迫害并没有结束。同年十一月，医院保卫科的人来到我家，要我到“学习班”去报到。“学习班”就是洗脑班，是迫害法轮功的黑窝，我坚持不去。我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赶快收拾一下，又一次被迫离开了家。
这几年，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株连。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六一零的人经常到我女儿公司骚扰，威胁我儿女和女婿，要他们揭发我，不然，要公司将他们辞退。最受打击的是我先生，他知道我是好人，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尤其是当他知道我被判了八年后，他整个精神全崩溃了。八年啊，一个古稀老人能等到我出狱那一天吗？他倒下了，但还是挣扎着艰难地度过了漫长的四年。我回家后，尽管我精心地照顾他，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离开了人世。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被共产恶党迫害得家破人亡。
幸运来到美国这块自由土地
我没地方去，只好回到深圳女儿家，我知道我在哪处境都很危险。因搞保外就医出来后，邪恶的中共还要继续监控我三年。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监控期满，我悄悄的回了老家，办了护照，又迅速到广州签证，于七月十二日来到美国，我脱离了魔掌。
我虽然到了自由的美国，但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同修还在遭受着中共邪党的迫害。我要揭露邪恶的罪行，让全世界所有正义的人们了解真相，制止邪恶的迫害，清除中共的流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