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程师自述遭受的迫害

文: 刘永生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从开始到现在，转眼间将近十三年过去了。如果没有中共发动的这场迫害，我现在拥有幸福的家庭，成功的事业。但这一切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迫害，在一次次绑架中，在亲人的一次次担忧和恐惧中，在亲人们承受的压力、在自己遭受的摧残中被全部破坏掉了。想到亲人所受到的压力和伤害，那种痛心是难以形容的……但这一切，仅仅因为自己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仅仅因为维护良心的清白与做人的尊严，不放弃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一切谎言被历史淘去而显出事实的真相时，当暂时遮挡住太阳的乌云散尽、光明重现拨乱反正之时，所有守住自己道德良知的人们，所有在黑暗中依然能明辨善恶、坚守善良的人们，一定会得到最美好的回报！

我叫刘永生，男，四十六岁，一九八七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在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任可靠性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六月底，得遇法轮大法。修炼前由于对名利的强烈追逐，苦苦拼搏却又总是感觉不得志，心理极度的压抑，在工作和生活中老是不平衡，活得很累，怨天尤人；修炼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遇事尽量为别人着想，逐渐的看淡了得失名利，心胸开阔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坦然和轻松；心情的开朗，随之带来身体也发生了好的变化，以前由于时常情绪不好，导致胃肠功能紊乱，修炼后，这一切不适的症状都没有了，一身轻的感觉真的很好。原来由于不懂传统道德，经常和父母吵闹斥责，修炼后慢慢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和责任，也努力的一点点的改变着自己，一点点的做得更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之后，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非法抄家、绑架、被非法治安拘留和刑事拘留；被取消已分的住房、被非法开除公职；后来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又被非法延期三个月；被迫流离失所。遭受过体罚、龙抱柱、熬鹰、捆警绳、电棍电击、高温“烘烤”等酷刑迫害。以下为近十三年来我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

一、带儿子游览公园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日，我和四岁多的儿子在成都市南郊公园游览，在公园某处听法轮功学员谈自己的体会时，一大帮警察上来把我们团团包围，儿子吓得紧紧抓住我的手。警察用大客车把我们拉到戒毒所，站了半天。警察逼法轮功学员说出住址后，就通知分局或派出所带走，后来得知大多数被非法拘留。我和儿子，还有一同修，先被带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又站了半天，后被浆洗街派出所的警察带到所里，直到晚上家人才把儿子接走。刑警对我和同修进行非法审讯、笔录，晚上都被非法关在留置室。

第二天，警察强行给我戴上手铐，逼我带路，进行非法抄家，搜走《转法轮》及炼功音乐带等，我爸、妈及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和场面给恐吓住了。那个同修的家也被抄了。下午，我和同修都被浆洗街派出所劫持到原成都市九茹村拘留所非法治安拘留十五天。当时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上百人，有部份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无理关押，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被治安拘留完全无理而且违法的。

我回到单位，已经正式分配给我的住房被取消了。

二、上访　被暴打、欺骗与非法除名

二零零零年六月底，我和其他三个同修乘飞机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虽然宪法赋予了公民上访的权利，但当时的信访办对于来访的法轮功学员，不仅不听他们的反映，而且直接绑架。由于没有说话的地方，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广场，打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来表达我们的心声！

警察扑上来，对我们拳打脚踢，强行拖拉上了已准备好的警车上，我拿回被警察抢走的宝书《转法轮》，被恶警用电棍电击，把太阳穴靠近眼角处电伤，疤痕有一个多月还没消去。随后被绑架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三、四百人。到了下午，法轮功学员被许多辆公共汽车载走，很多都不知道被邪恶带到什么地方去秘密迫害，我们四位同修也被分开了，我和其他部份法轮功学员被带到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我们被强行搜身、照相，最后被分开扔到不同的监室去。为了不牵连当地，我不说姓名和地址，警察对我拳打脚踢，然后把我带到审讯室，从不同角度打我的身体，用拳头暴打胸口有十几拳，有很多次把我打倒，站起来又被打倒在地……，最凶残的是用一种木棍，向我身体直刺很多次，一个晚上都没让睡觉，

我还是没有说出，看守所又表现出格外的关心，找我谈心，生活上对我照顾，并对我讲，你说出姓名和住址，就把你放了。三天后我一讲，看守所立即通知了当地，我真没有想到，一个堂堂的看守所竟会使用如此的暴力和欺骗伎俩对待一个诚心向政府表达心声、正常行使自己上访权利的合法公民。接我的是单位保卫处、浆洗街派出所及街道办事处的，把我带到单位驻京办，一同修也从北京看守所接到此地。同修被迫害的身体虚弱，第二天我把同修背上火车的，到成都被劫持到武侯分局浆洗街派出所。后我被劫持到原成都市莲花村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所谓“办案警察”有温晓波等。

从看守所出来后，单位把我非法开除，并强行扣下了我的购房款来报销他们去北京的费用（约伍仟元人民币）。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我被浆洗街派出所警察温晓波电话叫去，被非法关押到留置室整整一个大白天后，到晚上十点以后才出来。

二零零一年元旦节前，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而且还很严重。我和其他五名同修依法再次去北京表达我们的愿望，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六个人手拉着手，一起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肺腑之音。

便衣警察把我们冲散，打翻在地，拳打脚踢。被警察绑架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随后被带到客车上，把我们拉到河北省廊坊市。在廊坊，被警察非法审讯，为了不牵累单位、家人等，我们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到了晚上，都被放了出来。

第二天，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挂在天安门门洞的门上了。

三、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一年过年前，我被骗到成都武侯公安分局浆洗街派出所，以惧怕我再次到北京去上访为由，将我再次非法治安拘留十五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原成都市九茹村拘留所。

这是第二次被非法治安拘留，拘留所里卫生差，当时我身上全身发痒，手上长了水泡，被磨破后，沾水感染，过两天后手上肉裂开、流水，双手都肿起来了。监室有个拘留人员，用鞋底板打我手上肉烂开的地方，使我痛的直叫，还有个犯人罚我面壁站着。当时我写了申诉，抗议无理非法关押。最后，拘留所警察看我的双手肿的“象馒头一样大”，叫派出所把我接走，浆洗街派出所一个姓谢的副所长急忙推卸责任。回家后，我在床上躺了两天，才有所缓解。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因为中共武侯区政法委、“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类似于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非法组织）要非法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我当时由于在被非法拘留时染上的疥疮全身发痒，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屁股长疮，痒的坐不住，特别是手上溃烂，以及随后长的脓疱疮没有全好，生活都难以自理。那个时候正值栽赃陷害、嫁祸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年除夕）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煽动起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迫害包括劳教、劳改、洗脑班等更是肆无忌惮。为了避免这种非法的迫害，我强忍着悲痛，告别了妻儿，第一次踏上了流离失所的路。

四、被绑架、在看守所遭酷刑“龙抱柱”和群殴毒打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我带着真相资料到医院去看望一位同修时，被原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合江亭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第二天被非法劫持至位于郫县安靖镇的成都市看守所。后被非法刑事拘留二个月零八天，计六十八天，这是第二次被非法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门口，被强行照相，非法搜身，非法检查。一进监室，还被强迫洗冷水澡，当时正值十二月份，寒冷刺骨。在看守所里，吃的是水煮菜，被非法关押的一年时间里，晚上基本上都是饿着肚子睡觉的。睡觉时睡在木板上，人多时就“打刀片”，侧着身象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睡，不能翻身。白天就被强迫坐在木板上学习。

酷刑演示：手铐脚镣

有一次，我和同修汪海波（四川大学数学博士副教授）一起抗议对另一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迫害，我们都被施以“龙抱柱”酷刑长达二、三天。我们脚上被戴上几十斤重的脚镣，中间有几个拳头大的铁砣，然后以双手搂抱过一条大腿后再铐上（将其中一只手从胯下伸过来与另一只手铐在一起），无法站立，只能一直弯着腰，保持佝偻的姿势，吃饭艰难，上厕所很困难，睡觉腿脚不能伸直，难于入睡。

在看守所里，为抗议被非法劳教，我绝食二十六天，滴水未进。为抵制超期关押，我不穿看守所的衣服，一个犯人用拳头对着我的胸口打了几拳，叫吃“穿心莲”，差一点没站稳倒下，随后监室的招集（牢头）和几个带黑社会性质暴力犯一起上，对我进行一阵群殴，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上，躺在那里，全身都痛，特别是腰部被打伤了，痛得钻心，直不起来，不能用力，当用力时腰部绷的痛，晚上更是难以入睡，痛了有个把多月。

跟我一起被非法关押过的同修有：汪海波，贺真跃，刘伟，高永才（研究生）等。我看见有一个至今不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狱医、狱警隔一两天强迫对他进行“迫害性鼻饲灌食”：几个在押人员一起上，按手按脚，按住后，狱医用力强行从法轮功学员鼻孔插入插管，把塑料管子从鼻子插入到胃里，虽同修身体极力反抗，但被几个犯人压住动不了，一阵阵呕吐、剧烈咳嗽，极其疼痛……

由于迫害中失去了工作，而且长期有家不能回，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长期承受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尤其被非法劳教后，家人面临着中共制造的难以承受的迫害压力和恐惧，为了孩子的前途，妻子在高压下与当时正在看守所承受着魔难的我离婚。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在中共的迫害下破裂了。

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在成都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一年。

五、强制洗脑迫害

原锦江区分局合江亭派出所徐姓所长及警察把我从看守所劫持到锦江区洗脑班。在车上，警察用塑料袋把我的头套起来，看不见外面。在洗脑班，我见到了两名被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年龄有五、六十岁了。

锦江区分局法制科李科长和一名警察，把我双手铐在木凳上，通过“熬鹰”（即长时间不许睡觉）来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他们用强光直射我的双眼，不准我睡觉，只要稍有睡意，就把我弄醒，警察指派一名“包夹”专门盯着我，一闭眼，就使劲摇动我。这样下来有三至四天的时间，双手和双脚都肿起来了。他们威胁我说，这是上面督办，有的是时间陪你，看你“熬”到什么时候。李科长还以所谓的“立功减刑”为诱饵，妄图利诱我出卖良知，他们不断的恐吓、辱骂我，其间那名警察还打过我，扇了我耳光。

原成都市国安局一处的廖处长、一名警察和一名社科院教师专门把我从看守所劫持到臭名昭著的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隔了两天，国安一处的胡处长来了，他们强制我看造谣诬蔑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的书籍，里面全是攻击大法和师父的恶毒谣言，还强迫、逼着我读出来。劳教所所长、教育科科长李志强还向我灌输了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的邪恶谎言。国安和劳教所的警察逼迫我承认是劳教人员，还妄图利用友情来让我放弃信仰，放弃修炼。这种高压封闭洗脑，给我的心理造成强烈的刺激和伤害。

近一个星期，就又将我劫持回了看守所。

六、在绵阳市新华劳教所遭受的种种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左右，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后，被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非法劳教，和同修尹思荣一起被劫持到绵阳新华劳教所。刚进这个黑窝的大门时，听有人喊“打死”、“打死”、“打死”，感到一种暴力、恐怖气氛。警察让我们在操场上跑圈圈，尹思荣跑了一会儿就倒在地上，我们都被劫持到六大队三中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中队之一）。在那里我被非法迫害一年半，又被非法延长教期三个月，总共一年九个月，受到各种人格上的歧视、侮辱、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暴力、虐待。

劳教制度本身是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非法制度，而且我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近年来很多律师纷纷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抗辩和呼吁，他们指出，法轮功学员信仰法轮功和讲清法轮功真相，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丝毫违法），对我的劳教决定就是完全违法的。

精神上迫害

（一）歧视和侮辱对待

作为一名合法公民，在劳教所那个非法机构里，却受到了被作为“劳教人员”所受到的一切歧视和侮辱：强迫穿劳教服、强迫自称“劳教人员”，强迫背有关劳教人员的管理规定，被强迫奴役劳动。被剥夺一切个人基本自由和权利，事事被要求打报告，包括上厕所等都要打报告请示“我是劳教人员×××，……”，没有起码的尊严可言。

（二）“包夹”夹控

由于“减期”的诱饵和劳教所警察煽动的仇恨，“包夹”卖力甚至不择手段的“转化”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开始给我安排两名包夹（劳教人员），后来有时有四、五名。他们密切的非法监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准炼功学法，见我嘴动，就以“怀疑我学法”为借口，大打出手。不让接触其他人，不准与别人交谈，不准私自活动，连上厕所都要紧跟。

（三）威逼利诱灌输谎言强制洗脑转化

每天从早到晚，强制我读、看各种恶毒诽谤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的文章、宣传资料和音像（甚至包括早已被揭穿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强迫参加栽赃陷害、污蔑大法的“邪恶会”，同时将法轮功的书籍及大法师父的话断章取义的歪曲，指鹿为马，还编造不实消息和捏造事实来蒙蔽我，妄图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善恶，煽动仇恨，逼迫我接受各种邪恶的欺世谎言和中共假、恶、斗的歪理邪说，妄图强行洗脑改变我的思想，以迫使我写所谓“三书”表示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从而向上邀功请赏。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有时对我很“和善”的谈心，但一旦我不接受他们的谎言和欺骗，他们就会凶相毕露地威胁、恐吓，要把我整疯，整死，关我一辈子，送我到无人区去……造成强大的高压和恐惧。

为了控制我的思想，每周强制我写一次思想汇报。

肉体上折磨

（一）被逼长时间坐小板凳

我被强制性要求坐在小板凳上，以“坐军姿”的姿势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包夹还在旁边看着监视，不准讲话，不准打瞌睡，不准随便动。长时间坐着，屁股都坐烂了，屁股上长了两块明显的黑斑。

（二）长时间单脚蹲

几个包夹逼迫我，只用一只脚蹲着，蹲很长时间。

（三）长时间面壁而站

罚我面壁长时间站着，腿要站直，不准动，不准说话。

（四）烟熏

几个包夹一起用烟熏我的眼睛，熏得眼睛直流泪。

（五）不许睡觉

以所谓“学习”的名义剥夺我正常睡眠，有时晚上到一、两点还不让睡觉，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几个包夹用车轮战不准闭眼，一闭眼就围攻、谩骂、呵斥，摇动我的身体，对我进行拍、掐、揪、踢等，有时扯我的眉毛。

（六）高温砖窑“烘烤”

在劳教所里，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送到周边环境温度达四、五十度的砖窑里去“烘烤”。有一天管教、民管会、包夹等人员把我带到烧砖的砖窑旁边，只见砖窑里红红的，强行把我推进窑里边去，当时高温热流向我全身扑来，呼吸困难；火红的砖头，直刺我的眼睛；人在里面感觉瞬间头发都在燃烧，头部如刀尖刺进去一样难受；整个身体难以忍受，全身站立不稳。他们站在外面，把砖窑口堵住，不准我出来，并威胁我说：你不写“三书”，就一直“烤”下去……，妄图硬逼我“转化”。

（七）扎警绳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劳教所六大队二中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中队之一）搞的一次栽赃诽谤大法的“邪恶会”。二中队所有的管教在会场的四周，护卫队在会场外提着电棍巡逻，空气异常的紧张，以此制造出恐惧来吓唬法轮功学员，让我们心理害怕，迫使我们屈服。当法轮功学员李永宏、郑方军、魏浪、王仁伟、黄昌东等高喊“法轮大法好”时，被包夹按倒打翻在地，一阵乱踢乱打。

我和吕同修（乐山市沐川县司法局副局长）站起来制止劳教所行恶，随即被包夹摁翻在地，包夹用手使劲捂着我的嘴，怕发出正义的呼声来。我们都被拖出会场去了。管教张小刚叫我进会场，我表态不去，中队长付卫东过来对我拳打脚踢。管教和护卫队用警绳捆绑我们这几个法轮功修炼者，先剥去上衣，按倒在地，用绳子死劲扎进手臂皮肉里，反剪双手死劲上提，使受刑者剧烈疼痛难忍……，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警绳捆的痕迹一年半载都未消掉；同时还使用高压警棍电击，有的法轮功学员嘴被电击烂了，吃饭无法张口。

法轮功学员郑方军、李永宏、王仁伟和黄昌东还被管教戴上钢盔、外面穿棉大衣，这样“示众”来进行人格侮辱。管教朴静（音）虚伪的找我谈话，关心我，目的是转化我，让我妥协，我不配合时，他原形毕露，用拳头打过我好几拳。随后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都被严管，被非法延长教期三个月。

（八）高压电棍电击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四日晨六点过，我用手快速地撕掉了监室走廊上贴的诽谤大法师父的邪恶宣传画。管教、“包夹”把我拖到中队办公室，还捂着我的嘴。管教让我站着，两个包夹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把我整个身体架起来，中队指导员何学宁用高压警棍电击我的头部、脸部、脖子、前胸和手背等部位，我在被电流击打中，浑身抽动，肌肉收紧，痛苦不堪。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过了几天，遇到中队长付卫东、管教沈锐值班，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再次对我施以电刑，用高压电棍电击我的身体各个部位，电击我的脸、颈、脖子、耳根、嘴唇；电击我的胳膊、手心、胸腹处、肩、腰、后背、大腿、脚心，就这样到处乱电，电击一个多小时，电的我在地上打滚……。电棍放出蓝色的弧光，啪啪作响，电在我的身上就象火烧一样。最后他们不停的电我的嘴部，电警棍把我的嘴唇烧的肿大变形，以至整个脸变形了，付卫东嘲笑说“象个熊猫一样”，晚上付卫东又对我拳打脚踢，重重的打了我腹部一拳。还用四个人包夹，不分昼夜的监视；还逼我穿大棉衣，又戴大头盔，这样侮辱我有个把星期。好几天张嘴吃饭都很困难、一张嘴就痛，后来起了厚厚的一层黄壳。

七、被迫流离失所近五年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单位保卫处一名工作人员在路上碰到我，并对我说，物管有事找我，让我到保卫处去一趟。我到保卫处时，发现包括成都浆洗街派出所时任户籍警察在内的五、六名警察及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中共武侯区六一零及武侯区公安分局及国保大队的等）已经在那等候了。他们对我强行搜身，强行照相，扣压钥匙。一名警察联系要车到新津，想将我绑架到新津洗脑班（中共四川和成都的政法委、“六一零”非法设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黑监狱”）迫害。

在此前的一个半月中，成都有二、三十名法轮功学员被从家中或单位绑架至各洗脑班，尤其是新津洗脑班，受到各种酷刑折磨。我借机离开了保卫处，迅速地走出了单位大院，被迫流离失所，这是第二次了。我的住所被警察伙同保卫处人员非法闯入抄家，并被抄走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佳能4500打印机以及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真相币、现金等，同时我的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书都被非法抄走。

走脱后，一自称姓万的警察（武侯区公安分局的）找到我父母家的邻居，并留给其一电话号码，要求一旦见到我回来，立即拨打此号码通知。还有一次，我父母（都已七十多岁了）晚上都睡觉了，武侯区公安分局警察及我原单位保卫处等人员，敲门把我父母吵醒起来开门，看我是否住在家里。为避免再次无端遭迫害，我不得不减少与父母等亲人的接触，甚至传统节日也难以与父母亲人团聚……

二零一零年九月，年届七旬的母亲得知我当时的工作必须得要身份证时，带着我的妹妹亲自到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保卫处问情况，后又到浆洗街派出所，找到副所长苏心旺及凉水井社区民警乔志炳，要求要回我的证件，被拒绝。由于没有身份证、学历证等，给我找工作和生活等带来诸多不便，使我长期承受着经济等方面的迫害和压力。

我真的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能听到我的心声，去真正了解这一切事情的真相，在善与恶面前，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拥有真正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