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顿学员谈四·二五和平上访
回顾“四·二五”
休士顿法轮功学员海伦（Helen）几年前从中国天津来休士顿攻读学位，现在在某一公司任职。她回忆一九九九年她在天津四·二三发生的一些经历。
一九九九年她正在天津的一个大学念书。她说：“一九九九年，我在天津念大四，即将毕业。一九九九年的春天，被科技界认为是科学痞子的何祚庥，在天津某杂志上发表不负责任的恶意攻击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当时我和学校的一些修炼法轮功的同学看到了这篇文章。依据我们自己修炼的亲身体会，我们都认为这篇文章根本不符合事实。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共同给发表这篇文章的杂志社写了一封信，信中都是事实陈述，没有任何恶意攻击别人的内容，信后附上了我们的签字。”
“后来我们在四月二十三日去了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天津教育学院和平请愿。之所以我们选择去那里，是因为那段时间不只这一个事件，持续的还有其它很多来自媒体的不实报道，以及公安骚扰事件发生。我个人觉得已经非常有必要改变这种不公的现状。我们到达天津教育学院的时候，那里已经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很安静地站着、部份坐在地上。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编辑部内向编辑部澄清事实。傍晚，依然没有结果，我和几位同学回了学校，另外还有几位家在天津的同学继续留了下来，她们想继续在那里等结果。第二天白天，一位一直呆到晚上、家在天津的同学回到学校后，马上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四月二十三日）出事了，晚上来了一批公安警察动用武力，将部份法轮功学员硬送到大卡车上，一些学员甚至是盘着腿被扔到车上。第二天，我们从那位天津当地同学那里了解到，她家里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被车拉走后，在警察局被电棍电击，还有很多学员仍然被非法关押，没被释放。紧接着，就听说了四月二十五日，有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要求释放天津法轮功学员。”
“之后没过多久，系里突然通知我去见学校副校长，后来也了解到，签名的同学也分别被系里找过了，因为我们写给杂志社的信被退回到学校领导那里，杂志社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反而要求学校处理解决这一麻烦。那位姓张的副校长，让我写出我认识的其他法轮功同学的名单，但遭到我的拒绝。最后，校长非常生气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说，‘你知道吗？现在国家指示我们监视调查你们’，之后，他气急败坏地将我撵走。与此同时，一位在学校工作，修炼法轮功并自愿为大家服务的辅导员阿姨被解雇了。那位阿姨临走之前见到了一个家在天津的同学，告诉她，学校让她做出选择，是继续炼功还是保留党员身份保留工作，她说工作也要，功也要继续炼，但学校还是开除了她。”
海伦最后强调：“在此，我再陈述一个观点，在中共谎言的宣传下，很多人都误以为去北京就是反国家，反政府，就是参与政治。我不这么认为，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和平请愿，这是行使中国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人权和生存权，在任何西方国家都司空见惯，只有在中共的宣传下才成为非法。最后，我还有一个真诚的愿望。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能改变观念，了解接受真相。因为只有了解了真相，你们才不会被中共谎言所欺骗。”
休士顿法轮功学员张女士来自中国天津，在美国休士顿工作多年至今。她的母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参加过李洪志师父在天津举办的第二期法轮功讲习班。她回忆了她母亲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向她讲述的“天津非法抓人”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杂志发表了诬蔑、攻击法轮功的文章。该文章在天津发表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部份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当时，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于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也去了天津教育学院，她与部份法轮功学员在外面炼功、学法，非常平和，没想到中共却借此机会非法抓人。”
“由于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法轮功学员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纷纷自发通过上访国务院信访办的途径来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
“一九九七年六月我第二次回天津探亲，母亲告诉我：法轮功在天津的洪传非常广泛，在住家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就有几百人在炼功，整个公园满满的，非常壮观、非常感人。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炼功点，甚至连小巷角也有炼法轮功的。母亲还带我去看了一些炼功点。”临回美前，我母亲讲有一事希望我了解，她说：“老学员都知道中共早晚要镇压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的是‘真、善、忍’。我也非常清楚中共的本质，有发动多次运动的经历，尤其是文革。”
真相破除中共谎言
休士顿法轮功学员李先生在医学中心任职，他于一九九八年在休士顿得法，当年他收到中国大陆亲人寄来的《法轮功》书籍之后开始修炼的。经过半年的修炼，受益非浅，他说：“越学越放不下，法轮功使我看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其它功法不能比拟的。”
他谈到对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简称‘四·二五’）的感想：“我是在美国休士顿听到这一消息，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上访中非常平和，学员静静的站在街旁边，有的静坐，有的在学法，没有口号，没有暴力。当时朱镕基作为总理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顺利的解决了事情。”李先生认为：“如果我当时在中国，我也会这么做。”李先生在中国居住过，非常了解中国的体制，多次的运动，使老百姓精神受到创伤。他继续说：“法轮功学员敢于走出来讲真相，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四·二五’和平上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如果法轮功学员不站出来讲法轮功的真相，老百姓听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就会被误导。”他说：“江氏集团以此为借口来迫害法轮功，这样做是错的。”
李先生虽然没有机会参加‘四·二五’和平上访，但意识到只有讲真相才能破除中共的谎言。他与一些学员在中国城义务讲真相数年。李先生说：“中共媒体歪曲‘四·二五’和平上访的种种谎言，对海外华人，尤其从中国来的华人毒害至深。‘四·二五’上访的事情总是成为华人的焦点话题，揭露江氏集团的谎言成了我讲真相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