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市教师遭十三年惨烈迫害经历
王金范，今年五十八岁，家住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南纺织街。一九九六年四月份，王金范的女儿在六岁时，不慎从火车上铺摔下来，造成大脑密度质改变，得了严重脑震荡。王金范走入大法修炼后，静静细细拜读《转法轮》时，一种强烈无法按捺的激动从她的心底喷发出来：“我一生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要找的。”王金范的女儿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严重脑震荡奇迹般的好了。王金范先前在文工团工作时，落下的严重胃病也不治而愈。
十三年来，王金范遭非法关押迫害的时间简表如下：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被非法关进加格达奇铁路党校洗脑班。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至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被非法关押在齐铁看守所；二月二日至二月十九日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铁路局高头精神病院；二月二十日至三月被非法关押在火车站前个体旅店；三月二日至五月十一日被非法关进加格达奇铁路党校洗脑班；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八日被非法关押在齐铁看守所；七月十六日至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被非法关押在齐市第二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至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四日，被非法劳教在齐市双合劳教所，期间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一年八月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用“迷魂药物”进行“转化”迫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关押在齐市第一看守所。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九年，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
下面是王金范自述十三年来遭中共不法人员迫害的惨烈经历和法轮大法指导她走过磨难的过程。
一、洗脑班、看守所、精神病院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我刚一上班，党总支书记王德敏就通知我去加格达奇“转化”（洗脑）班，工资也停发。我一听急了，女儿才十三岁，母女相依为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是修炼人最基本的道义。可王德敏说是“六一零”的决定，不去不行。
在“转化”班的期间，恶人为了让我尽快“转化”，竟二十天没给我饭吃。十二月八日，我被带回齐市。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七日，我和几位同修到市政府信访办上访，随之被送进齐铁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十五天。我也是第一次尝到了非人的待遇：令人难以下咽的“猪狗食”；发了霉的苞米面和掺着沙子蒸出来的窝头，土豆汤黢黑，没两块土豆，没有一滴油，碗底一层沙子。开始咽不下，看着都想吐，屋里奇冷。我想起法轮大法师父的教诲，想起了密勒日巴佛吃的是什么？荨麻。就这样，吃了吐，吐了吃，闯过了吃饭这一关。
从看守所回来，当天我又被关进高头铁路精神病院，医生给我作假病历，对外宣扬我炼法轮功炼疯了。一天，亲属来探望，我告诉女儿转告同修我一切正常，快救我。
精神病院医生办公室的黑板上黄粉笔写着：“严禁王金范外逃！”这说明大夫知道我根本没有精神病。每天三顿强迫我吃药，我偷偷跑去厕所抠嗓子，也被打过针。他们给我安排在重症室，形态各异的精神病人很吓人的。而且这里的病房都没安门，精神病患者想上哪屋，就上哪屋。
一天夜里，一个精神病突然把手伸进被子里，在我的身上摸来摸去的，我猛的惊醒，不敢动弹，我胆突突的问：“你干啥？”她平静的说：“找孩子。”我说：“我没拿你孩子，你走吧。”她又摸了一会，才怏怏地走开。我提到嗓子的这颗心半天也平静不下来。我决定搬到别的屋去住。
大夫发现我私自换位，命令我搬回去，我不干。他们就找来几个男精神病人抬胳膊抬腿的，我奋力大喊：“放开我。”这些人毫无反应。大夫说了一句：“放下吧！”他们动作倒很一致，很听话，齐刷刷在空中就撒手了，结果，我被仰面朝天抛了下来。
在那里，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几次到我跟前欲言又止，看人的眼神是善的，反应不象是一个精神病人，我跟她搭起话来，她说她也是炼法轮功的，叫某某，由于性格内向，与同修交流很少，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丈夫与她离了婚，自己带着儿子生活。
有一天，护士悄悄告诉我，明早八点，本院将外请专家对你从新鉴定。
会议室坐着近百人，各方面的人都到齐了。院长特别强调，对法轮功有不明白问题的，请王金范来解答。我非常祥和理性的回答着每一个人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很和谐，看来我的回答大家都很满意。最后，院长摆手示意休会。他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说，你可真行，那么多提问都没难住你。我心里说：哪是我行啊，是我师父行。第二天，他们用车把我送回家。这也证明了破坏神经的药物在我身上没起作用，显示了大法超常的力量。
二、“转化”班迫害
刚到家，公安和学校领导就上来了，把我强行绑架到站前不挂牌的小旅店包间，监视我，让我写“转化”书，我坚决不写，他们就第二次把我关进加格达奇洗脑班。师父生日那天，我和另外两名同修在大道边上炼功，我又二度被关进齐铁看守所，三十七天后，无条件释放。
三、齐市第二看守所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十一点左右，一个穿便衣男警察来到我家说：“派出所有事要你去一趟。”我没有丝毫防范，就随他去了，这一去就入了虎口。刑警队的人早就在那等着我了，确认我是王金范后，就开始抡胳膊，几十个耳光过后，我眼冒金星，他们用手铐成背剑形把我拖到地中央，一脚把我踹到对面的墙上，嘴里还说：“看你还硬不硬了？”见我一声不吭，就将悬起来“背铐”，我疼的大叫，汗珠顺着发丝滴落到地上。他的嘴也一直不干净。这就是我见到的警察。难怪有人说：警察是党的一条狗，站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夜很深了，我被关进齐市第二看守所，那里人满为患，都是新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很多人都挨了打。睡不开就轮班睡，我是十天后被劫持到齐市双合劳教所的。
四、齐市双合劳教所的药物迫害
双合劳教所距市中心约二十里路，住的非常简陋，都是已经废弃的砖土结构的破房子，门窗多是坏的，下雨往里潲雨，只好用被子挡，用板皮现搭起来的炕可容纳八十多人，每人只限一尺半宽，装农药的大桶半人多高，给晚上夜用的。棚上蚊子多的简直没办法，掸药也不见少。这地方就是荒草甸子，露天厕所设在办公楼南端，一面借助院墙，里侧是用一人多高的石棉瓦挡着，里面挖了十来个坑，由于三百多人都用这一个厕所，特别是下过雨后，坑越掏越大，等位的人又多，一个坑三面蹲人，常有人稍不留意，便滑进粪坑，粪蛆沾了一腿。就这样，上厕所还要军事化，经常有人还没方便，就又被催着集合报数了。
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二日，是传统节日中秋节，大家购买很多水果点心，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敬意。大法弟子徐家玉在操场上带领大家齐声喊炼功口诀，八十多人发出的是同一个声音：“身神合一 动静随机 顶天独尊 千手佛立 弥勒伸腰 抻……”巨大激昂的合声在天地间回响，直冲九霄。是啊，大法弟子是压不垮的。此刻就象是开闸的洪水不可阻挡，那殊胜壮观的场面至今想起来，我仍激动不已。
狱警王梅吓懵了，她怎么也叫不停这些炼功人，六神无主，一脸的无奈，她平时可不是这样对待大法弟子的。有几个男狱警跑过来了，气势汹汹连踢带打往屋里拽大法弟子。好不容易拽进去一个，一眨眼，又挣脱，跑出来了。大法弟子一边抗争，一边炼功，声音也越来越激昂，后来恶警在炼功场上横冲直撞，疯子般见人就打。这时，副所长洪振全带领一帮男女狱警赶来了，我们动功也炼完了，大家就在一起背《论语》。洪振全说大家都进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们背着法进了屋，随后在床上打坐，有人还炼起了静功。洪振全急了，站在椅子上几乎哀求道：“我说姑奶奶们，我求你们了，给我个面子，来所里检查的省里领导还没走，就在楼上呢！”这次集体炼功整体配合的相当好，给师父的供品他们也没敢动。
我们之前先后有两批人，一批二十人，一批八十人，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进行药物“转化”迫害。绝大部份都是被所谓“转化”了，大家心里直犯嘀咕，平时表现的非常好的人，怎么会突然间走向反面呢？这里面一定有诈。好在我们及时接到师父新经文，原来邪恶用迷魂药“转化”大法弟子。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崔学敏、张继秋、杨淑兰、胜奕、徐家玉和我被带上警车，强行送戒毒所“转化”。路上崔学敏说：“我们要改变那里的分子成份。”大家心领神会。往下卸行李的时候，陪同我们的狱警似乎对我们能否“转化”心存疑虑。戒毒所的一个警察说：“没事儿，就几天的事儿。”几个大法弟子相互对视了一下，眼睛里面充满了坚定、鼓励、自信、必胜的信念。
我们分别被分到楼里的六个房间，并不准出房门，连洗漱上厕所都限制在屋内。每天都有几伙邪悟的人在做“转化”，常常是喝了瓶子里灌的凉水或喝了粥汤之后，很快就会感到急剧腹痛，紧接着开始拉肚子，拉出的是象稀水一样的东西，我知道这是恶徒把药又下到这里边了。
在这期间，我们六个大法弟子将迷失的五十多个同修拉了回来，正悟回来的同修也在影响着其他人，逐渐的形成了正的环境。戒毒所的狱警象热锅上的蚂蚁，把我们六人又弄到顶楼，让刑事犯看着不准和其他人接触，可还是重新修炼的有好消息不断传上来。
双合劳教所一、二把手驱车来接我们六位大法弟子，脸上掩饰不住的得意，当两所领导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双合所的领导讲，我们“转化”不了，你们同样“转化”不了。
回齐齐哈尔之后没几天，所里给每个屋安装监控器，我们整体给抵制住了，正在这时，中央来了文件所有超期关押的大法弟子全放。邪恶终于败下阵来，师父对大法弟子的呵护与承受，大法弟子的正念和协调一致的力量，终于使它们的转化计划落了空。我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四日这天被无条件释放，超期关押三个月。
五、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关押三个月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与女儿和同修一起去大庆，返回途中被司机举报被抓，抢去现金三万二千多元，真相资料一编织袋，并被非法关押三个月。
六、派出所、铁锋区刑警大队的酷刑迫害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午，一同修刚到我家，便听到楼道里女儿大声喊：“妈，别开门，警察抓你来了！”我不配合他们，不给他们开门，他们怕我跳楼，连防暴队特种兵都调来了，充上气垫，准备抓我去论功行赏。
楼区围观的人有几百人，东侧原是一条商业街，买卖都不做了，跑来看警察又抓“真、善、忍”的了。我索性打开窗子向世人讲起了这些年来修炼法轮大法给我们娘俩带来身体上的变化，讲大法重德重心性修炼，才可达到祛病的神奇功效，我们对谁都是与人为善的。我工作给开除了，工资没了，我一个国家干部能放下架子捡烂菜叶充饥而不动一点歪念头，这样的人不好吗？老百姓掏钱养活这些警察，警察不去整治贪官和给社会造成危害的人，却把精力都用在抓好人上，迫害法轮功，天理难容，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大家给评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恶警一声不吭，理屈词穷，搬来电锯要锯门，并把我的手腕弄伤，送往医院。手术室的门里门外都有警察把守，手术台上我还在讲真相，几位大夫气愤的不时在瞟瞪那个警察。
当晚我又被拉到派出所，由刑警大队重案组的人来迫害。一瘦高和一矮胖俩个恶警走进来喝得醉醺醺的，满嘴呼着酒气，带血丝的眼睛冒着淫光。他俩一边把我抓过来，把脏抹布塞进我的嘴里，外面给勒住，先用装满矿泉水的瓶子猛击眼部，我就什么也看不清了，瘦子攥住我的乳房使劲捏，我想喊却只能在喉咙里发出一点声音，之后又把我当成沙袋练习直勾拳，每一拳都让我快背过气去，痛不欲生。
他们又搬来椅子把我按在上面，一只手铐在椅背上，又搬来木凳把我双脚架上去，并且中间悬空，胖子把我头用力向椅子背后弯成∩形（几天后拍出的X光片颈椎处里边还有拳头大小的一块瘀血没有散尽，一段时间双臂只能抬到肩部），用拳头击打我头部。那个瘦子干脆坐在我的耻骨处前后晃，我心里求师父不能让流氓警察对我肆无忌惮施淫暴。那个时候，一分钟就象一年那么长。隔壁过来他们的负责人说：“行了，明天再审吧，楼上都是住户，动静太大，把她送回刑警队，咱们夜宵去。”瘦子似乎意犹未尽说“再审一会儿吧。”领导似乎不耐烦了：“明儿再审，赶紧走吧。”瘦子只好作罢。我的脚被打得肿起很高，只好把鞋挂在脚上，由人搀扶走出派出所。
警车驶进铁锋区刑警大队院内，刑讯室在楼上，没窗户，棚顶一个昏暗的小灯泡，地中间一把铁椅子很凉，暖气上放着一尺半左右可能是打人的三角铁，可以从门外面看到里面，里面的人却看不到外面。倘若不是从外面进来，根本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不时从隔壁刑讯室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让人揪心，正在受刑的是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我赶紧帮他发正念，希望能减轻邪恶对他的迫害。我在担心同修的同时也在担心自己。如若不行死了算了，我可不想让恶警再象刚才那样随心所欲疯狂的迫害我了。有人拎来一桶脏水准备打我，过一会儿又拎出去了，随后说了几句：“明天你就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了，对付你们法轮功还不容易，有的是办法。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咣当把门锁上了。我一点点从铁椅子里跨出来，蹭到放三角铁的地方。
我被送去公安医院抢救，外科主任林昌权，内科主任刘某（女）亲自制定方案，后来他们问我脚怎么黑的，我使劲想，终于想起来是打的。又问身上的伤也是警察打的吗？我无力的用眼睛回答了她。市公安局闫局长打来电话给林主任，电话就在我床前，“怎么样啊，我们过去带人。”林主任说：“不行，她还没脱离危险期，随时可能死亡。”闫说：“死个法轮功算什么，不用你负责。”林主任说：“她是啥人我不管，现在是我的病人，我必须对病人的生命负责，这是医生的职责。”就这样又给我争取了两天的时间。内科刘主任也在努力为我争取住院治疗，因为内脏部份也同时受损，但都被闫给否了。
一天晚上，走廊里乱哄哄地进来一帮人，一个警察A进来了，满手是血，对着警察B说：“有水吗？洗洗手。”B警察问：“咋整的那么多血？”A说：“妈的，去抓法轮功，他跳楼想跑，叫我一枪给撂那了，妈的，还能跑过我的枪子啊？”这一天好象是四月二十三、四号，这是邪恶对大法弟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六天后，恶警把我拖回刑警大队上了电刑，就是用两根电线，端头有两个金属片做的圈，套在两个拇指上，固定好螺丝，手背铐在铁椅上，双腿、胸和铁椅捆绑在一起，然后推上电闸。顿时身体就向上一窜一窜的。我快死了，只有头随着电流还在向上冲。听到一个人说：“别让她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恶警抓起我的手指在编造好的假材料按了手印。恶警还说：“这是能判你的证据，你如果转化就不判了。”我坚定的摇了摇头。
七、在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十年迫害
我被非法判了十年，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被非法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检查身体时，不合格，拒收。一直拖到下午三点郭所长拿出一千五百元钱，监狱才收。
我们新来的人每人发张纸条，让背报告词，有的大法弟子肿着脸回来了。办公室的门开着，大队长吕晶华和王晓莉叫我去，让我喊报告进来。我笑着说：“我没有事向你们报告，是你们叫我来的。”王晓莉一把把我拽进来说：“你还对付不对付了？”一阵拳打脚踢，直到被打的站不起来，心脏出现异常，她俩才肯放手。
由于不配合恶人要求，在集训队两个多月，挨了三次打，并被关进小号。在小号，心脏多次痉挛，抢救时被录了相，以此证明我死亡与监狱无关。并把我下到打包监区。在这里首先要过劳役这一关。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没有罪，谈何劳动改造。大队长郑杰、艳玉华就罚我连蹲六十多个小时，我右侧身体出现麻木，胳膊、腿不好使，走路摔跟头，大队长强迫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以为我是装的，检查结果是我血压高二百多，心肌缺血，心衰、脑血栓前兆。大夫和警察说：“再刺激她，随时可能出现脑血管破裂，抢救都来不及。”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日又办“转化”班。大队长把其他大法弟子都调走了，只留下十人做“转化”迫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一次次找大队长讲真相，并绝食抵制。另一方面，坚决不配合听、看邪恶安排的洗脑录音、录像。我跟她们讲：“你们这套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是骗人的，所以不会上当，佛教那套东西更无法接受了，因为我就是从那里边走出来的。深知大法的神圣美好。怎么可能走回头路呢？”恶人提前结束了对我的洗脑迫害。
我被分到十监区，二零零七年又调到二监区，在哪里我都和同修们互相配合，给很多犯人包括一些狱警给做了三退。监狱的环境是很恶劣，但大法弟子心中有法，所以感觉不苦，我喜欢唱歌，大法弟子想听，我就唱，常人邀请我唱，我也唱，我把大法弘传世界、三退保平安的信息都溶入在歌声中，救人效果很好。
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中午，警察通知我收拾东西去九监区，我知道那是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地方。我坚决地说不去。我说：“这些年你们折腾我还少吗？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把我的身体弄成这样，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下午两点多钟，从车间里来了几个人劝我，没多久冲进来一帮九监区的刑事犯，不由分说把我从床上拽到地上。我大喊：“法轮大法好”这些暴徒用胶带在我的头上缠了好多圈，把嘴给封住，双手也给捆起来了，我的喉咙还能发出声音，一个刑事犯用长条毛巾使劲勒我脖子，嘴里还恶狠狠地说：“我让你喊，我让你喊，……，勒死你。”看我快断气了才松开手。又把我抬到床上，八、九个人用床单把我抬到前楼的五楼东侧。
这一侧四个房间都是用来“转化”大法弟子的，室内八九个人都是监狱选拔出来迫害大法弟子的骨干。窗户贴上不透明的胶纸，门上是二寸宽四寸长的观察孔，大法弟子是不准接近门窗的。放下我之后，有人又踹了我几脚，绑上束缚带捆到一个空床上，用宽胶带把我胸、腿和床缠成一体，能动的地方只有头，手指、脚趾、嘴还封着，不许闭眼睛，不许上厕所，大小便都便在裤子里，两三天松绑后都不会迈步了，手背、脚背肿的象馒头，还要换上别人穿过的旧棉衣裤。然后要求坐小板凳，三寸多高的小板凳，半个臀部都放不下，双腿并紧蜷缩在一尺多宽的地面砖内，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挺胸抬头不准动，不许换姿势，二十四小时不准闭眼睛，闭上就用水喷眼睛，用脚踢人，并始终不停地让我“转化”。更邪恶的是做“转化”工作的头儿杜晓霞（诈骗犯）写了好多骂师父的纸张贴在我前胸后背、胳膊上、小凳上和周围的地上。我哭了，我告诉她们这样做将来是偿还不起的。可她们变本加厉的干。
我迅速调整好心态，邪恶刺激我，我也不上当，臀部坐的火烧火燎的疼。在这种精神与肉体残酷的折磨下，四、五天后我眼前出现幻觉，墙上的霉斑变成彩色的小人还会动，毡底棉鞋毛有一寸来长，屋子全变模样了，并多次摔倒，这时对我的监管也越发严厉，犯人“转化”大法弟子也越发猖獗。十日，又给我绑上束缚带，我体力不支，心力交瘁、神志浑然。他们只将我的小臂解开，然后把拿出笔纸和已经写好的转化书让我抄，我不抄，他们就用力揪我的耳朵。最终，我在错误的一念主导下，我违心抄了“转化”书，她们认为“大功告成”了，乐的手舞足蹈。这时，我只能趴着睡，屁股烂的地方都结了痂。我使用装在牙具筒里的笔和口袋里的一块信纸大小的白布，几十个字的郑重声明写了近一个星期，我想我的心师父看见了，师父在帮我归正。我把声明藏在身上寻机会交大队长孙某，我一定要亲手把它交给监区大队长，请师父帮我。
十一日那天上午九点多钟，孙某进屋有事，我拦住她把声明交给她，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将所有的刑事犯叫到办公室问笔和布是哪来的，骂的很难听。让刑事犯这月都零分，刑事犯就对我发难，我心稳了，根本不在意她们骂我，她们又拿我写声明的布在我面前撕掉，我立即绝食抗议。第三天恶人公然拿了笔和纸让我写了声明，说出监时“六一零”直接要把我关进转化班。我否定迫害。这天之后晚上让我睡了五个小时。
后记
出狱后，邪恶没有停止迫害我。我没有退休工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没有着落。
走出牢笼，走出黑窝，我所写的只是千万大法弟子受迫害的冰山一角。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多少大法弟子正受着非人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