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三河市王秀琴、徐少尊自述遭受的迫害
一、王秀琴老人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叫王秀琴，女，七十六岁，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有各种严重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因类风湿双腿严重扭曲变形，鞋都穿不上，每天只能趿拉着，那种痛苦没法形容。修炼法轮功后半年时间，我的病就都好了。
自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公开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经历了十几年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上访，见证了“四二五”的整个过程。上访回来后，村里的治保主任郭永村就开始去我家找我，问我干什么去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当天，我坐公交车去北京上访，在燕郊白庙桥被燕郊分局的警察拦截住。当时被截的还有很多大法弟子。后把我们送到三河一个大院里，中午就让燕郊开发区镇政府的人派车把我们接回来。当时我们村支书蔡中原也去了。就说我：“你们去北京干什么呀？”回家后，蔡中原通知我们村的大法弟子去村大队交书，还让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交了一本书。还给村里写了一个保证。这之后不时的让我们去大队，告诉我们别出去，别上访。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燕郊分局的李联弟带着三、四个警察到我家，在没有任何理由和没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把我和另一个在我家的同修绑架到燕郊开发区电影院旁边的一个房子里强行转化。同时被关押的除了本村的同修，还有附近的很多同修。把我们关进去后，直到第二天下午有同修家属找来给我们买饭，我们才吃到饭。第三天他们把同修家属亲朋好友和单位的人都弄过来劝说让我们放弃信仰，只要说“不炼了”就可以回家。如果你同意说“不炼了”，就被带到一个叫高金宝的人那，在他面前骂李洪志师父，说“不炼了”，就可以回家。他们把我们村的村支书和大队会计刘长雨以及我女儿女婿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劝说我。因我不同意放弃信仰。第二天燕郊公安分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刘亚路把我和另一个不转化的同修弄到燕郊分局，晚上送到看守所，因看守所不收，我们又被带回分局。在水泥地上坐了一晚（当时天气已很冷了，又阴又潮的）第二天又把我们送到三河看守所。两天后，燕郊开发区政府又把我们接回来。去接我时，把我家几乎所有的亲属都弄来了，让我们写“不炼功，不上北京的”保证。当时我儿子要替我写，为了他好，我说我写吧。就写了“不到外边炼功，不上北京”的保证。在看守所接见家人时还给我戴了手铐。当时把我们村的支书蔡中原也弄去了，让他担保我不上北京，如果我去北京上访，他就得被解职。他无奈下作了担保。回家后还是三天两头的来抓我，燕郊分局的李联弟还雇了村里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在我家门口蹲坑看着我。一直看了一年多。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我趁他们不备就去北京上访。因不知信访办在哪，我就在天安门附近问一个警察。他就把我抓住，叫警车把我押到北京一所不知名的房子里。当时房子里有很多大法弟子，把我们都关在大铁笼子里。我把我写的真相信给了在场的一个警察，让他转交信访办。在我报了姓名地址后，燕郊分局的人把我接回当地。到分局后，局长昝庆才对我破口大骂，把我铐在外面车棚子里。到下午他们把我们村的支书，妇联主任及我家人都找来对我连劝带吓唬。罚了家人二千元钱才让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和另一个同修去北京上访。刚到天安门就被警察抓住了。把我们抓到前门派出所，和很多抓来的大法弟子一起关在地下室里。因当时有一个工作人员说六十岁以上的可以回家。我就回家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又去北京上访，当时天安门广场里外都是便衣，根本进不去。我就随着一队来旅游的学生进去了。一个警察拦住我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上访的。她说：“你带了什么拿出来”。我就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拿出来。又来了两个人抢走了我的条幅。警车先是把我弄到前门派出所。因不报姓名地址，我和其他很多被抓的弟子一起被他们拉到门头沟分局后又拉到妙峰山派出所转化我们。我和来转化我的警察讲真相，他就骂我。先罚我面墙站了半小时。后让我脱了大衣到院子里站了一个小时左右（当时是十二月天气，很冷）。看我们不转化，又把我们弄到门头沟分局。在哪呆到三十一日。从二十一日起，我就已经绝食抗议。十二月三十一日，把我们弄到天津北辰分局。到那后，一个叫魏志强的警察负责转化我和另一个同修。当时有警察吓唬我说要给我打针弄死我，把我的身体当花肥。晚上不让睡觉，弄来带响的东西连喊带叫的。三天没让睡觉，当时我还在绝食。很多弟子也在绝食。他们强行给我们灌食。我不让灌，一个警察就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摁在椅子里，双手铐在椅子背上动不了。脖子拿东西夹上，嘴拿东西撬开。有的人脖子都夹出血了。灌食的过程很难受。魏志强伪善地骗我说：“只要你报了姓名地址，当地有亲戚就可以领走或者自己坐车回家。”我问他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我相信了他的话就报了姓名地址。他就给我当地的燕郊分局的打电话来接我。分局的人让我女婿自己花钱找车来接我，我女婿家条件不好，就找了一个面包车。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刘亚路嫌车破不坐。和我女婿打起来了，后我女婿一气之下不接了。后来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找的车和刘亚路一起把我接回来的。回来罚了我一千元钱。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之间，一到他们所谓的敏感日，就到我家门口蹲坑看着我。二零零一年二月一天，在我因为绝食身体很瘦时，燕郊分局的李联弟、齐晓泉等三、四人闯到我家。在没有任何理由，不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把我绑架到燕郊一个不知名的转化班强行转化。当时有很多被关在那里的学员。他们通知我们村支书过去。村支书就对他们说我被煤气熏了，不行了。之后村支书就把我送到我女儿家。这之后不久，燕郊分局的李联弟、齐晓泉等三、四个人又到我家把我绑架到在燕郊幼儿园办得转化班。当时别的很多同修都去了很长时间了。为了转化我们，他们找了三、四个所谓常人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看着我们的有燕郊分局李联弟，齐晓泉等人以及燕郊镇政府的马局长，主任等，还有他们雇的城管和社会上的人。我们集体绝食了四天。我呆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们谁也没转化，后被放回家。放我们的时候还让我们写所谓的认识。回家三、四天后别的同修又被抓到燕郊幼儿园洗脑，我因为在亲戚家，没抓到我。
二零零一年七月左右，我去赵辛庄的赵淑兰家。她不在家。她老伴在家。我到那不到半小时，燕郊分局的齐晓泉开发区的黄友军等六、七个人就去了。齐晓泉说：“李淑兰不在家，就抓你。”李淑兰老伴对齐晓泉说：“今天老太太要死我们家，我就把他送到你们家去。”对峙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才走。
二零零一年九、十月间，燕郊分局的队长刘亚路带了十几个人跳墙闯入我家。都穿着便衣，他们每次抓人都穿便衣，不出示任何证件。其中一人拿了李洪志师父的法像就跑，我在后面追，没追上。等我回家，他们抄走了我的书已经走了。我在后面追他们要书。追到赵辛庄才把他们追上。当时他们抄了另一对夫妻的书，别的人拿了书走了。当时刘亚路和三、四个人没走，我就拽住刘亚路要书，不让他走。他就打电话给燕郊分局让他们来人。后来刘就撒谎说上厕所要溜走，我和另一同修把他拽住。这时燕郊分局又来了十几个人，他们把我摁在地上，刘让他们掰我的手指头，掰开之后他们就跑了。可见他们对迫害是多么的心虚。我们又去他们开来的车上，不让车开走。司机把我们推下车就赶快跑了。过程中对峙了几个小时。一次李联弟又带着一伙人闯入我家，我就把们反锁不开门。他们只好走了。象这样的上门骚扰就象吃饭一样随时都会发生。
一次，一同修到我家，可能是有蹲坑的给报告了。第二天燕郊分局的刘亚路就伙同开发区政府的我家来绑架我和同修。因我不给开门，他们就跳墙跳窗户进屋，把我和同修抓走。还抄走了我的大法书。后让我们村的人把我接回来，我和刘要书，他不还。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早九点，610的贾志学和李伟等闯入我家，无缘无故的把我绑架到三河公安局。并抄了我家，拿走了一个手机，一个mp3，一个小电视，VCD，大法书几本，真相资料若干。下午他们开始审问我问我真相资料哪来的？我说是捡来的。下午送我送到三河看守所。在检查出我有冠心病的情况下，还是强行把我送到看守所。第二天在看守所继续审问我资料哪来的？我说捡来的。在看守所绝食六天。到第六天，看守所警察说放我出去让我签字。我不签。他说：放你，你签吧。我就签了。没想到我又一次被他们骗了，他们把我直接劫持到廊坊洗脑班。因量我的血压太高，他们怕出事。然后又把我弄回到三河公安局，让我家人把我接回家。回家三、四天后，贾志学他们又去我亲戚家抓我，因我没在没抓到。害怕他们的再迫害，我只好流离失所，在外面租房子住。在奥运期间，我们村还组织人到我租的房子去蹲坑看着我。
二、法轮功学员徐少尊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叫徐少尊，女，今年四十八岁，普通家庭妇女，家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多年前，我曾患有严重的慢性乙肝以及多种慢性疾病，如风湿，肩周炎，胃炎等。整天和药打交道，浑身没劲，什么活也干不了。在加上家庭贫困，孩子又小，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整天愁眉不展的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一九九八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学法第一天，李洪志师父就为我清理了身体，当天我骑车象有人推我一样，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我好激动啊，那时我就在想：难道真的有神佛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只是读了几页书，看了别人炼的几个动作，怎么就这么大的变化呢？无神论的思想在我的头脑中开始坍塌了。后来我如饥似渴的学法，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及做人的道理。脾气好了，身体的各种病不久都好了。
修炼前我脾气暴躁性格强势，经常为一点小事和丈夫吵架。学法后学会了为他人着想，能无怨无悔的包容他的一切。丈夫看到我的变化，高兴极了。说：“你怎么不早学大法呢？”他特别支持我学大法。我们再也不吵架了。那种久违的笑容又重新回到我的脸上，温馨幸福的感觉弥漫在我的小家庭里。
就在我沉浸在幸福中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开始了，我无数次的遭到了迫害和骚扰，丈夫和孩子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下是我受迫害的过程。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的一天晚上，燕郊分局的李联弟带着几个人突然闯进我家，无缘无故的把我绑架到燕郊开发区的一个会议室（当时家里只有十岁的孩子，丈夫不在家）还抄走了我的大法书。那有个姓曹的头让我们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还让我们骂师父。不写就不让回家。同时关押的还有几个同修。因我们一直没写保证，燕郊公安分局的队长刘亚路就把我们送到三河看守所，在那里被非法拘留五天，才被放回家。
在后来几年，只要到了他们认为的敏感日，就把我和其他同修绑架到开发区，关押十几天后才放回家。在里面不让炼功。那时参与迫害我的有燕郊分局队长刘亚路，警察李联第，祁姓警察及局长郝仲伍副局长马局，黄友军等。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我被绑架到洗脑班。里面已有几个被非法关押进来的同修。他们让我们走军步，放假的自焚伪案的片子，强制洗脑，我不看，黄友军就打我。还让我们写认识。后来我们集体绝食抗议。他们说是我带的头，就把我单独关在西边的小屋里。让分局姓祁的打我。他打我嘴巴子，把我的牙都打流血了。我们一直绝食到四天才被放回家。
可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再无宁日，不是今天抓，就是明天逮，后来被逼无奈，我只好流离失所。在外面打工也是提心吊胆的，随时担心他们会抓到我，家里大人孩子没人管，还得整体为我担心。真是痛苦之极；
最终他们通过跟踪蹲坑还是找到了我。那是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我正在打工的地方做饭，他们就来绑架我。我趁机拿起地上的一块碎玻璃说：“你们谁敢动我，我就死在你们面前。然后我就撩起衣服，照着自己的肚子划去（那时因为被常年迫害，心里承受到极点，其实是不理智的）。他们见我玩真的，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给他们的头打电话请示。我趁机逃走。他们没找到我就走了。至今我的肚子上还留有那时划的疤痕。
二零零三年，他们又把我绑架到在燕郊行宫宾馆里办的洗脑班。在抓我时，儿子见他们抓我，拽着他们不让抓，就被刘亚路打了一个大嘴巴，儿子哇哇大哭，眼看着他们把我带走。当时我的心好象在流血。在洗脑班，他们找来一些帮教整体围着我，强制灌输他们的歪理。不让我睡觉，打我的眼睛，软硬兼施，伪善不行就威胁说不写不炼功的保证就送去劳教。在压力下我屈服了，写了保证。
在后来的几年，他们还不断的骚扰我，一到他们认为的敏感日，就上门骚扰，让我签字等。
二零一二年他们又来骚扰我，当时我儿媳正坐月子，他们就直接闯进我儿媳妇的房间找我签字。后没找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