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攻摄像头”与“围攻中南海”

该艺术界人士1月15号在推特发文说：“昨晚被朝阳区南皋派出所传唤，传唤理由是涉嫌围攻摄像头。”推文一出，网友笑倒一片，在推特上对官方传唤的理由不断嘲笑。律师们也指出，当局安装摄像头监控公民，本身就不合法。

中共的理由很是荒唐，但是内中包含的威胁却不言而喻：小心点，别乱说乱动，你的一切活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可以对你随时采取行动。

当然，“围攻摄像头”这样的罪名让人莫名其妙。摄像头那么小的一个物件，值得人去“围攻”吗？“围攻”一词严重失当。然而这可不是中共当局的无意失误，中间包含的味道在滑稽之外还有着相当浓厚的政治信息——凡是被中共扣上“围攻”一词的，那就意味着对被监视对象的严密监控，以至随意的对被监视对象进行打击。

我们看一看中共当年为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围攻中南海”的谎言，就更容易理解。

1999年4月11日，没有学术建树、靠投机政治当上所谓“院士”的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引述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以图进一步制造事端。该文章在天津发表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4月18日至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在此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非常平静、祥和，向杂志编辑和秘书讲述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

然而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们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坚信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好的。从4月24日晚开始，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自发地想通过上访的途径来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

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中午时分，当时的总理亲自接见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申诉了三点要求：（1）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2）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3）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当时的总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当晚10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以至有在场警察感慨的说：“看，这就是德！”

法轮功学员4.25上访和平理性，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是面对强权暴政坚持信仰、坚持对良心负责、坚持对社会负责。这本来是一群善良民众和平理性的依法上访，却被中共江泽民一伙妒嫉成性、权欲熏心的当权小人以“围攻中南海”的大帽子栽赃陷害。

今天，人们在回顾这一栽赃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中的种种破绽：说是围攻，他们手中拿的是什么武器？有人受伤吗？中南海的围墙可否被攻掉一块砖头？中南海里边有没有民众投掷的物件？中南海这个庞然大物和人民群众有多远的距离？它接触过老百姓吗？老百姓有了冤屈按照宪法规定去上访有错吗？怎么回过头来却把和平理性的依法上访说成了围攻？

“围攻中南海”的大帽子有多严重？相当多的人都明白：这个大帽子一旦被按上，那就意味着中共要对你进行肆意的打击。后来的事实也向世人证实了这一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其历史上最为邪恶的，“围攻中南海”的恶意栽赃成为中共江泽民一伙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之一。

从“围攻中南海”到“围攻摄像头”，中国人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会感到几许的悲哀：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怎么什么谣言都能造得出来？在这样的政党统治之下，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何其艰难！与民为敌是这个政党的本性，和这个邪党决裂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