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会理县胡泽聪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胡泽聪，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患多种疾病：风湿痛、手不能拿筷子、脚不能走路、哮喘病曾经使我昏死过几次，到医院输氧才抢救过来，后来中西医治疗都无效，钱花了不少，生活不能自理，我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九九八年，经亲友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才一个月，我全身的病状就消失了，从此我象换了个人一样，一天种地、做家务、带孙子全都能干，身体轻松了，心情也愉快，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我家庭带来幸福。
多次被非法拘留、关押
二零零零年三月，有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信访办，我也签了个名，就为这事，公安局一科杨绍亮带人反把我绑架到红旗派出所“审讯”，接着又非法拘留我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县法轮功学员到县政府，准备向政府人员说明我们是一群做好人的人，修真善忍没有错。结果被公安局一科罚款二百元。收据上经手人是李永坤。从那以后乡政府经常派人来家威胁，不准炼功，不准外出。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因讲真相被人构陷，清早五、六个人闯进我家，到处乱翻，没搜到什么东西，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折腾到下午又非法关进拘留所，一关就是半年，还让我给所里做饭，洗菜，喂猪。
六月十二日，一科俞明刚拿劳教书，让我签字，我说：不会签。他就代签了，说要劳教我一年半。然后也没通知家属，就把我送到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我旧病复发，一个多月后，劳教所怕我死里头，承担责任，我被放回家。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我在顺城东路的一条小巷发真相资料，被祁顺华和其儿子打电话构陷。一会儿，国保大队的杨绍亮带来两个警察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国保队成员温晓红问我：资料哪来的？我没回答。他们就去抄我家，抢走了家人很多私人物品。然后，将我关进看守所，第二天，温晓红又来问我资料的来源，见问不出结果，她走了。又过了几天，来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说我被判刑了，问同不同意？我说：不同意。他们说：同不同意，都要签字，他们才能交差。
大概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我突然呼吸困难，折腾到凌晨三点，所长秦世君看我很严重，怕承担责任，才喊了几个人送我到县人民医院。第二天一早，他们喊来我女儿、女婿要他们去付我的医药费，我女婿说：人进所这么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变成这样了，我们也管不了，就拉女儿走。所长秦某又让人叫我儿媳去办手续，并叫交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钱。儿媳说家里困难拿不出，他们又让我老伴拿钱，老伴也没拿，无奈只好放我回家。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和法轮功学员准备到邻县去发光碟，当我们乘坐的班车到我县与邻县交界时，司机接到一个电话，班车就停下了。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不一会，城北派出所警车就追来了，他们将我们绑架到城北派出所，又打电话。一会儿，国保大队江丰良，温晓红，刘剑平和另有一人，他们非法搜身，把我们带的资料和光盘全拿走，并追问资料哪来的？我说：我不会说的，省得你们会迫害别人。江丰良说：“不是迫害，是挽救。”他见问不出啥，就把法轮功学员和我非法关进看守所。
第二天，我儿子到看守所去问，里面的人说我没在那里，过了十多天国保的和送拘留的才送通知书到我家，见大人都不在，就让我十四岁的孙女签字，家人才知道我确实在狱中（通知书上有办案人江丰良的签名）。在看守所呆了一月，我们被转到拘留所，才知道法轮功学员罗继平被劳教一年半，我被劳教二年。四月十九日中午，我从床上摔下，所长启兴友叫狱医给我检查，他说没什么。直到晚上十点，他们见我一直吐，一直咳，只好送县医院，医生说是哮喘病发作。启兴友问医生：能否住医院？医生说：没床位。我听后赶快表示我家没钱，无奈他们只好又拉我回拘留所。
过了几天我女儿、儿媳听到我的情况后就去看我，当时我是由同监室的两个人架着出来的，我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所里警察张德琼见状忙说：缺乏营养，判了刑又不送走，人变成这样，不是他们的责任。让女儿、儿媳去找公安局说情况。二十九日，在儿女们强烈要求下，交了三百五元钱，说是检查费，才叫他们带我回家。
再次遭绑架 被送楠木寺劳教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晚，拘留所所长启兴友带了三个人到我家，看见楼上有灯，就上去找我，看我不在，就走了。第二天又去找我也没找到，听邻居说他们去了好几次，还一天出三十元钱让隔壁的监视我，看我回家就打电话给他们。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二点左右，我在法轮功学员家，国保大队杨绍亮、江丰良、温晓红等七、八人将我绑架到拘留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女狱警张德琼用手铐铐住我往楠木寺劳教所送，一路上我都在吐，什么都吃不下。中途住了一晚，他们还把我铐在床上。到了资中楠木寺劳教所，他们把我架到三楼上体检，启兴友对医生说我是晕车，在家我什么活都能干，医生让他们留下五百元输液就交差了，而我就被扔进了劳教所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
在楠木寺劳教所，他们让杂案犯人逼着我写“三书”，我说：不识字。就让被“转化”人员徐晓兰（音）代我写，并强迫按手印。
由于里面生活环境、条件极差，思想压力大，我病状越来越重。一天甚至出现几次危险，把他们都搞烦了，为了不担责任，他们给我办了“保外就医”手续，并通知家人。
十月底，我家人为办接我的手续，从县委找到公安局、派出所，他们一个部门推一个部门，就是不接人，也不办手续。直到十二月，家人自己到劳教所，劳教所见我病况无一点好转，就同意家人接我回来。
二零零九年四月，有一天，楠木寺劳教所有人打电话给我女儿说,我回家后，还到处窜，还去法院旁听（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我去听了）并威胁女儿说是她给我作的担保。我女儿问她是谁，她不说。
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心情舒畅，还能帮助家庭料理家务，减轻了儿女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而中共邪党却不要老百姓过好日子，多次的迫害我，给我和家庭带来严重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这笔债中共和参与迫害者是要偿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