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而我所在的监区就有二十多名大法弟子。恶警们为了掌握我们的情况,给每个大法弟子安排了一个联号犯人(即包夹),来监视并汇报我们的一举一动。恶警们安排的包夹都是她们很信任的犯人,并安排让她们与我们住上下铺,除了晚上不与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其余时间对我们都是寸步不离,连上厕所都严密监视,因此,包夹们就成了恶警安放在大法弟子身边的“眼线”。
即使在这样邪恶的环境里,大法弟子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她们,告诉她们真相,让这些“包夹”的犯人体会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真诚。这些包夹们明白了真相也就不再去做那些助纣为虐的事,反而为我们传递信息,帮我们躲过恶警的监视,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有的甚至说:“我出去以后,也炼法轮功。”
后来,恶警们了解到此情况,就从其它监区调来了一个“转化”比较彻底的“犹大”,并安排在我所居住的监舍。刚开始她主动接近我,虚情假意地问这问那。我丝毫没有戒备心,把她当作亲姐妹对待。直到有一天,监狱内一个王姓狱警找我谈话,我才知道了这个人是恶警刻意安排的“犹大”,是来监视我的,而我跟她说的话,她都一五一十汇报给了恶警。她配合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是想早日减刑,早点出狱。
二零零四年春天,监区逼迫犯人背诵监规,还要考试。这个“犹大”问我:“大姐,你背过监规了吗?”我说:“你来监狱就是为了背监规的吗?”她顿时语塞,恼羞成怒,很快就汇报给了狱警来邀功请赏。王姓恶警因为此事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训斥了一顿。
二零零五年元旦休息,天很冷。甲同修的孩子是某艺术团的演员,把拍电视剧时与剧组演员们的合影寄给了狱中的妈妈,并附上了一封信。甲同修很高兴,偷偷拿着信和照片到我住的监舍来给我看(恶警不允许大法弟子聚在一起交流,否则要受到处罚)。我们很高兴地看了一会儿,但值班犯人很快就过来把甲同修赶走了。紧接着恶警们召开了监舍长会,声称要看管好法轮功学员,不许各监舍的法轮功学员相互串门。这分明就是针对我们看信和照片的事情,我正纳闷她们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以前给我当包夹的犯人(她已明白了真相,我们相处得很好)到我房内找到我并悄悄告诉我:“是‘叛徒’出卖了你。”这时,我才知道,刚才是我屋内的这个“犹大”去告发了我们。原来,在甲同修拿着信和照片到我监舍后,这个“犹大”就立马到恶警办公室告了我们的状,正巧让以前给我当包夹的犯人看见并且听到了。
此时我觉得很心痛,并不是因为被出卖了。大多数犯人都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都很善良,都是好人。偏偏一个曾经学过法、知道法理、曾当过师父的弟子、曾是我们的同修的人,在邪恶的环境中,在放不下的人心的驱使下,背叛了大法和师父,并且助纣为虐,毁灭着自己。我心里真替她难过。
这时,曹植的《七步诗》突然映现在我脑中,我想,师父可能是用这种形式点化我,让我智慧地去处理吧。于是,我拿起笔写下了这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说:“根据你今天的表现,我送给你一首诗。”她拿过去一看,马上气呼呼地还给我,讽刺我说:“看不出你还是大学生呢,我没文化,看不懂。”我很平和地说:“王××是研究生,你拿着去找她,让她给你解释解释吧。”她一听就明白了今天去恶警办公室告密之事让我知道了,我当着屋内其他犯人的面严肃地说了她几句,她很窘迫,脸涨得通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不久,恶警就把她调出了我住的监舍。
有一天,我发现她没出工,值班的告诉我,她发烧达40度,正躺在床上。我和甲同修找机会偷偷到她所住的监舍内看望她,看得出她很受感动,流下了眼泪。第二天,我又单独去看她并给她带了点吃的。她眼含热泪紧紧拉着我的手,边哭边说:“我发烧到40度,全身酸痛,没人问我、关心我。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伤害了你,你还来看我。是我对不起你,你还恨我吗?”我说:“认识到就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恨你,师父在等着你呢,快走回来吧!”她笑了笑,不再说话。
出狱后,我们已失去了联系。写到这里,我想,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发表,而她能够走回来继续修炼又有机缘看到这篇文章的话,我想对她说:“修炼的路上谁都会犯错,跌倒了别趴下,要勇敢站起来继续前行。按照大法的要求,勇猛精進,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