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也是讲真相机会

相信当庭的许多人会因此而明白真相，这就是他们得救的希望，我们大法弟子真是为了他们得好而运用自我辩护，是希望法官、检察官、警官们都能公正执法，不参与犯罪，都做好人。俩同修说的好：“向世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告诉人们三退能保平安，诚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能得福报，能走过劫难，这就是在救人。现在我们也是在向你讲真相啊，如果你作了三退，你也诚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善待法轮功同样能得福报，也一样能躲过灾难。”我觉的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人说的。

看到有同修被抓，被非法审判、被关進监狱、劳教所、洗脑班，我就一直在想：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也一定要把发自内心的话说出来。你不是把我抓来了吗？强加我任何罪名都不行，我都不承认。我就当作自己不懂，我天天找你们‘管教’请教法律问题，你这个‘法制教育学习班’在名义上是要让我服法的呀！你这个监狱、劳教所也是要让人服法的呀！那么你们就有责任告诉我‘为什么抓我？’我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人告我伤害到他，我犯什么法了？我什么活都不会给你干的，我就天天找你请教法律问题，看你还怎么能关住我。个人体会，不仅仅是在法庭上，不仅仅是在非法关押场所，同修们在向身边的亲人讲真相中，也可以经常运用法律方式给人打开理智的门。

在这里，我向同修们再介绍一份自我辩护要点应该注意的法律问题，就是李福、孙显馨这两位老同修在自我辩护中提到的“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即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根据许多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我说这四个要件都不成立，同修们在自我辩护中要全盘否定。我的模拟辩护词如下：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公诉人：

本人全盘否定公诉人的一切指控，按照刑法学理论，构成犯罪有四个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

第一个要件是明确‘犯罪主体’：

要确定的是谁涉嫌犯罪的主体，他有能力犯罪吗？分为两点：第一点，这主要指行为人是单位还是自然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等等，第二点、是指涉嫌犯罪的当事人应当具备的犯罪能力。犯罪能力包括（身体能力、资源能力、社会地位能力。）

也就是说，犯罪要具备犯罪能力才可能实施犯罪。例如：一个吃奶的婴儿不可能杀掉一个警察，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不可能打开银行的保险柜，一个非公务人员不可能利用职权贪污腐败、不可能滥用职权、枉法裁判。

第二个要件是要明确‘犯罪客体’：

要确定的是谁被侵害了。也分为两点：第一点，被侵害的对象是单位还是自然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等等。第二点，被犯罪主体侵害的对象是处于什么情况下的弱势。这是犯罪主体形成犯罪动机的关键，如果犯罪客体是强势的，犯罪主体是达不到犯罪目地的，也就不可能发生犯罪。

第三个要件要明确的是‘犯罪的主观方面’：

要确定的是行为人达到的目地、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即：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犯罪准备和计划是什么？要确定的是行为人（主体）在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例如：小偷偷钱在主观上显然是故意。

第四个要件是要明确‘犯罪客观方面’，

要明确的是被犯罪故意侵害的后果、程度。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危害、严重程度如何。例如，如果张三偷了李四一万元，那么张三的盗窃行为客观上给李四造成了一万元的损失。

公诉人论述的事实、提供的证据、适用的法律必须满足上述四个要件，才能证明当事人有罪。

如果公诉人指控当事人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那么从这项指控上看，当事人应该具备两个能力：一个是“利用邪教组织”的能力，另一个是“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并且，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使用了这两个能力，对客体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相关法律不能实施。因此，要证明当事人有罪，公诉人必须向法庭提交这四个层次方面的关键证据，缺一不可。

第一，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证明当事人是‘犯罪主体’，他有“利用邪教组织”和“破坏法律实施”的这两个能力。

第二，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证明当事人，他使用了这两个能力，对‘犯罪客体’实施了涉嫌犯罪的行为。

第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证明当事人，他在‘犯罪的主观方面’有犯罪动机、准备、计划和实施的故意。

第四，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证明当事人，他在使用这两个能力的过程中，确实在‘犯罪客观方面’造成了相关法律不能实施的后果。

在法庭调查中，我们看到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是要证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当事人有法轮功学员的身份；第二个方面是，当事人利用了法轮功，利用了这个“组织”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我看到：证据在第一个方面能够证明我是法轮功学员，本人对此没有异议。证据在第二个方面，不能证明我有一个法轮功“组织”，并且利用了这个组织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本人对此有异议。

首先，法庭需要查明的是‘犯罪主体’是谁？分为两个方面：

1、法轮功是不是一个组织，当事人是不是该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是不是邪教组织，当事人有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的能力。是不是公诉人指控‘犯罪主体’的第一个能力。

本人在阅卷时，我只看到了证据目录，没有完全看到证据的全部数据，法庭也没有给我了解这些信息的时间。一直到本人今天坐在这里，我并不知道你们了解的法轮功是什么。换一句话讲，就算我看了全部证据的细节，公诉人也应当依法在法庭上公布证据细节，证明你们真正了解的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在法庭调查中，公诉人没有依法宣读和公布作为证据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的细节、没有引用证据中的详细信息、也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法律依据来证明法轮功是什么。在本人查阅的法律文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7种邪教组织、公安部另外认定的7种邪教组织名单中，都没有法轮功。

我们无法认定公诉人理论上的法轮功是什么样的组织、组织结构是什么、领导人是什么职称、领导人发布的命令是什么、组织的办公地点、经费来源？是不是暴力团体？是不是有改变国家政权诉求的政治纲领？当事人在该“组织”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法轮功是一个组织，也无法认定我在该“组织”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回答构成犯罪的一切问题。因此，本人认为，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法轮功是一个组织，也不能证明是一个邪教，更不能证明本人有能力利用该组织。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公诉人提供的这些证据，不能作为法庭采信的证据。公诉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证明：法轮功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自发的群体，本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信仰者，没有人指挥我，我也不指挥别人。公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我有“利用邪教组织”的事实和能力。

2、法庭需要查明的是，当事人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是不是公诉人指控‘犯罪主体’应该具备的第二个能力。

起诉书和法庭调查的结果都证明我不是国家公务人员，没有执行法律的特权，当然也就破坏不了法律实施。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都证明：我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如果我今天的职位是法官，并且在审判案件中，故意违反法律、故意对被告人進行枉法裁判，那么公诉人就有理由指控我是涉嫌“破坏法律实施”。也就是说，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主体不是本人，这个犯罪主体在本案中并不存在。

其次，法庭需要查明的是‘犯罪客体’是谁？当事人是否对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公诉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表明：‘犯罪客体’是一部法律，是什么法律，公诉人并没有举证。公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本人确实对该法律实施了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公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犯罪客体’的存在。

其三，法庭需要查明的是‘犯罪的主观方面’是什么？犯罪的动机、准备和计划是什么？

公诉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只能证明本人信仰和宣传法轮功，不能证明这个动机是犯罪。公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犯罪主观方面’的存在。

其四，法庭需要查明的是‘犯罪客观方面’什么？当事人是否对‘犯罪客观方面’实施了行为、确实造成了相关法律不能实施的后果？

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本人破坏了什么法律的实施，破坏造成的后果是怎样的。公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犯罪客观方面’的存在。

鉴于，公诉人指控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和法律依据，都不能证明本人有涉嫌犯罪的事实，构成犯罪的四个要件都不成立，本人没有“利用邪教组织”和“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更不可能使用这两个能力犯罪，没有犯罪故意、也并不存在造成相关法律不能实施的后果，结果必然是证明：本人根本就没有犯罪。

综上所述，本人的结论是：公诉人论述的事实不清、提供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依法应当撤销起诉，法庭应当判我无罪，应该当庭立即释放我。

（注释：‘犯罪主体’要件的第二点是对刑法理论的深度解析，我们对于这一点是追究根本的，与过去法律界的实践不同，我们是向更深层次追究，我们明确了“犯罪能力”对构成‘犯罪主体’的重要。此智慧在中国大陆的应用是很重要的，针对中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明确“犯罪能力”对构成‘犯罪主体’是关键。真正具备这种犯罪能力的‘犯罪主体’是国家的执法人员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家控制不住的反政府武装，而不是普通民众、不是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不是维权律师、不是宗教信仰团体。）

我建议各地同修都能看看明慧网发表的《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反迫害法律手册》、《信仰合法　迫害有罪》这三本小册子，希望大家都能突破中共欺骗世人的法律迷雾。各地的迫害案例仍然在持续上升，被非法关押中的同修很多仍然未被无罪释放，我觉的大家都应该看看自己在其中应该做什么，自己有什么责任。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正义律师，它就觉的大法弟子没有律师帮助就没招了，它怎么能明白大法弟子的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