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姜玉芝自述十一年来遭受的迫害
北京上访 被劫持到密云县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遭警察绑架后，被带到一个胡同，然后又被劫持到密云县。
当天下午二点左右，一个警察把我领进一间屋子，屋里有两个警察，年龄分别在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那个四十岁左右的警察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了几句客气话，接下来他们就开始盘问我的家庭住址，姓名。我不回答，他们就反复问，见我仍不回答，就撕下伪善的面孔，其中一个就踹我两脚，另一个还打我嘴巴子，体罚我（身体呈大字形，反复起来、蹲下，起来时，身体不许站直，蹲下时处于半蹲状态）并凶狠的说：“是你自己不把你自己当人。”这时一个年轻的女恶警来上夜班，手里拿一把尺子。看到这情景，就使劲用尺子打我，并邪恶的说：“像你这样的，就应该扒光衣服扔到池塘里喂鱼。”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把我送到拘留所。
在拘留所继续遭毒打
第二天，又换了两个警察，大约在五十岁之外。在非法审讯我过程中，态度比较温和，这时一个白头发的老年恶警从外面进来，揪住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一边打我的耳光，一边吼：“你到底说不说？”一连气打了我五，六个耳光。
我被非法关押五天后，转到辽宁锦州第一看守所。
锦州第一看守所的恶警更是邪恶，他们不许法轮功学员炼功、学法，强迫法轮功学员背监规，每天早上从八点就开始坐板，一直坐到晚六点，在没得到邪恶允许的情况下，不许洗澡等，并禁止一切自由活动。隔三差五，就来一次所谓的提审。
 酷刑演示：铁椅子 |
有一次一个满脸横肉的恶警逼我说住址（听说是一处的），他把我关进一个象铁笼子似的里边，坐在铁椅子上。因为我不说，他就朝我吼叫，辱骂我，罚我站着，打我嘴巴，还污辱大法，拿着带火的烟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邪恶的说：“我烧你的眼睛，信不信？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到底说还是不说？”一会，他看了一下表，“五分钟到了，想好了没有？”我说：“想好了。”“那说吧，哪的人？”我说：“不说。”他气急败坏命令另一个警察给我戴手铐，把我两只手背过去，铐在铁栏杆上，我还是没说，最后，他只好让我回去。
还有一次，看守所的女恶警管教，从马三家“学习”回来，把那里如何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手段传给了所里的恶警，于是恶警们对我室八名不报地址、姓名的外地法轮功学员采取新一轮迫害，把我们分开，把其中四人调到另一房间，然后又把其中一人单独关在一个房间，三天三夜不允许她睡觉，每天二十四小时，恶警轮流值班审讯，上厕所警察跟着，不许和其他学员见面说话，企图从她的身上打开突破口，可是我们这位法轮功学员很坚强，恶警最终没能达到目的。
 酷刑演示：戴背铐 |
第四天饭后，恶警们把我们八个人统统关到一个房间，每个人戴上“背铐”（不是手铐）把我们的胳膊扭过去，手背对手背，铐在一起铐的很紧，命令我们身子坐直，腿伸直，累了不准靠墙，不准动，冷了不准刑事犯给披衣服，冻着；大小便不给开铐子，由刑事犯负责为我们解裤带，系裤带；困了不许闭眼，否则电棍电击；不准背经文，扬言谁背就给谁带嚼子。一个恶警手拿着电棍站在门口监视，其中一个警察比较善良，他同情我们说：“要是这样带一宿，非把胳膊戴残废了不可。”一直到第二天早饭时，才给我们打开铐子。饭后，又给我们带了一上午，一个称教导员的恶警，还邪恶的说：昨天晚上戴的松，今天戴紧点儿，其实我的手腕已变成紫黑色，手象个小馒头，但是后来我们几个人的胳膊什么事也没有，体现了大法的神奇。
后来法轮功学员们都陆续回家了，我也被当地榆树公安局接回。回来时，已是二零零一年三月下旬，在我走出锦州的时候，锦州看守所伙同我们榆树育民公安政法部门勒索我家人民币二千五百元。
被非法关押到榆树拘留所
从锦州回来，我被非法关押在榆树拘留所，期间政法委的两名恶警逼我写“不炼功”的所谓保证书，我不写，一个姓焦的女管教就叫刑事犯代笔，让我自己按手印，我不配合，她就唆使刑事犯和我丈夫及大女儿强行拉我胳膊掰我手按。
回家后遭当地六一零、恶警骚扰、绑架
第五天，我同丈夫回到家中。回来后不久，我们当地“六一零”、派出所恶警们多次对我进行骚扰。二零零二年正月里的一天，“六一零”恶警邵奇、吴海涛和政法书记狄某闯入我家。在这之前，邵奇等人还去过我家两次，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邵、吴二人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就对我家非法搜查，衣柜、箱子、灶堂、柴火堆都翻个遍，没找到大法的资料走了。
同年三月八日晚，派出所恶警何井言、邢德员和我们当地治保主任高兴权等再一次闯入我家。何问我：“你还炼不炼了？”我回答：“炼。”何说：“那就一定有东西，翻。”于是恶警们就翻箱倒柜，把我的衣服包扔一地，我孩子的学习用品也扔的到处都是，柴火堆，锅灶等地方都搜查个遍，没翻到什么，便扬长而去。
 酷刑演示：注释不明药物（绘画） |
八日深夜大约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这群恶警又非法闯入孩子的姑姑家，在那里将我绑架。在派出所，何井言等恶警强迫我在“保证书”上签字、画押说：“只要你说不炼了，就放你回去。”我不配合，他们就唆使我丈夫打我，第二天一早就把我劫持到榆树拘留所，拘留所的一名女管教用钢笔敲打着我的脑袋，骂我是老顽固。因为我绝食抗议，遭到恶警们多次扎针迫害，我不配合，恶警就指使刑事犯配合他们，把我按倒在床上，或者把我拖到走廊里，抬到另一间屋里，扒掉我裤子，强行给我注射不明药物，后来又改为往胳膊上扎，针管和针头都很粗，很象是给大牲畜注射用的工具。这一次我是二十八日回的家，总共被迫害十七天。临走时，拘留所以不交伙食费就不放人为由，勒索我丈夫人民币二百四十元。
零二年又被劫持到派出所
二零零二年八月一天，我正在为即将上高中的女儿购买学习用品，何井言，孟东子，曹玉民等人驱车赶到他们推我上车，我不上就连拖带拽把我劫持到派出所。到那后，他们才告诉我说：“已经去过你家了，听你孩子说你在这儿，我们已经找了你好半天了。”接着书记狄某、曹玉民等人就说一些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话，说了半天，见我无动于衷，就把我孩子带来，让我孩子以死来威胁我放弃信仰，后来让我大女儿在邪恶书上签字，让我自己按手印，我不配合，他们就拽着我的手按，高兴权还打了我一拳，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我才回到家里。
后来他们又多次到我家干扰我，有时候是白天起早，有时候是深夜，有一次秋天正是秋收农忙季节，一天深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下地开门一看，原来是曹玉民、何井言等人，他们让我跟他们走一趟，被我拒绝，那天我丈夫不在家，只有我和孩子。
零三年当地治保主任到家骚扰
二零零三年邪党两会期间，我们当地治保主任高兴权与恶警牛春平到我家骚扰，见我不在家，就驱车赶到我亲属家，并命令我亲属看管我，不许我上北京。
零四年被绑架到长春市兴隆山“法制教育学习班”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我刚做好早饭，还没来得及吃，邢德员与吴海涛就闯入我家，谎称要我到派出所写份材料，我不去。邢就命令我丈夫从炕上往下拉我，我丈夫不情愿，邢就很生硬的说：“你不动手，我们可就要动手了。”我被强行绑到车上，开车的司机是车的主人，是我们村支书的儿子，车子在派出所的门前停下来。
他们并没有叫我下车，而是邢德员下了车，邵奇和高兴权上了车，车子一直驶向了长春市兴隆山法制教育学习班（即洗脑班）。到达邪恶黑窝门前，高进去办手续，不一会回来说：“没有档案的，人家不收。”邵与吴二人说：“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高说：“说了，不行，人家说这是法律程序。”吴叫邵奇往榆树打电话，问那儿是否有我的这份证件。榆树回话：“没有。”邵与吴就商量着准备往长春打电话咨询，这时榆树来电话说有一个叫李长春的人正在学习班，你们找他说说。邵、吴二人听了，简直高兴的要跳起来，就这样我被强行塞进了洗脑班。邵吴二人还对洗脑班的人说了关于我进京的情况，还说我如何顽固，要好好“教育教育”她，言外之意是对我狠点，他们给我交了八百元伙食费，扬长而去。后来我丈夫接我回家的时候，又被迫交了四百元，这笔钱当时全由我们村支书高玉龙负责支付，后来下到我家账号上。
长春兴隆山“洗脑班”把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单独一个房间，把门窗上的玻璃用深颜色布遮住，使屋里的人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吃饭由常人端进来，上厕所打招呼，每天二十四小时警察轮流值班，不准法轮功学员炼功、学法，室内安装监控器。
到黑窝里第二天，我绝食反迫害，恶警们就给我野蛮灌食，5、6个人把我按倒在床上，从鼻孔里下胃管，灌完后，还用胶布固定在鼻子上。一次因为我炼功，恶警就把我调到“严管室”。一个称为“主任”的人强迫我背监规，每天都有恶警做我的“转化”迫害，辱骂我。一个叫张小微的警察见说服不了我，就放诽谤大法、攻击李老师的邪恶光碟、录像给我看，强迫听邪党的新闻，佛教的东西，写心得体会，让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监视着我。后来恶警们不让我坐床，每天坐凉板椅，这次我被迫害五十二天。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
同年九月份的一天，邵奇与孟东子又到我家骚扰我。
零五年至一零年多次骚扰
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间，当地恶警何井言、邢德员、孟东子等人又多次对我进行骚扰与非法搜查。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日，我们当地恶警又去我家企图绑架我，因为我没在家，迫害没有得逞，后来听人说他们到处打听我的消息。
二零零九年“六一零”恶警吴海涛先后又九次骚扰我，大约是七、八月份的一天，吴海涛与我们当地的治保主任孙某、副书记史某又去骚扰我，因那天我没在家，就追到我亲属家，还有一次是秋天，吴海涛同高玉龙等人到我家骚扰我，
二零一零年邪党世博会期间，吴海涛又带领孙某，史某等人来骚扰我三，四次。
二零一零年又遭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六一零”恶警吴海涛伙同派出所恶警牛春平、孟东子及其他两人，在我亲属家将我绑架，抄走多本大法书，恶警们七手八脚的把我抬上车，劫持到怀家乡秀色山庄洗脑班，榆树政法委书记李奉林主抓这里的迫害。
到洗脑班的当天，我就开始绝食，第三天就同他的手下给我野蛮灌食，我劝他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其中一个恶警说：“我们不怕犯罪。”恶警们七、八个人把我按在床上，一个医生模样的年轻小伙子从我鼻孔里下胃管，灌完后，还想要把管子固定在我鼻子上。
下午李奉林一伙又要求我吃饭，我倒在床上不理他们，李奉林就一把把我从床上揪起来，命令我坐着。我不坐，他就两手揪着我的衣服，使劲往地上蹬我，我就躺在地上。他拿我没办法，只好走了。第四天，李奉林伙同我们当地恶警把我绑架到长春兴隆山洗脑班。
长春兴隆山洗脑班恶警沈全红，今年四十七岁，从一九九九年到现在一直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不管法轮功学员如何对其讲真相，她都无动于衷。从我进班的第一天，她就叫“一定要拿我开刀”并多次对我骚扰，做“转化”迫害，诽谤大法与李老师。有一次，一个姓何的主任，跟我谈话，问我想没想关于“转化”的这个问题，我没回答。她就从外面进来，使劲揪我的耳朵，掐我身上、手、胳膊等各个部位，想要掰我的手指甲，我没让她得逞。临走时，还用脚使劲捻我的脚趾（她穿的是皮鞋而我穿的是拖鞋）。
还有一次，沈全红不让我坐床，让我坐凉椅子，我不坐，她就揪着我的头发往椅子上撞。一次，她让我到走廊去走走，并命令我快走，我不快走，她就掐住我的后脖颈，使劲往前推我，到走廊尽头时，就往墙上撞我。一次，她强迫我看邪恶光碟，期间我要去洗手间，她竟然问我大便，小便？有一次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脸，问我爱不爱她？两个同样“转化”迫害我的女老大禁不住嘲笑她说：“沈哥也太自恋了吧！”在邪恶黑窝里，除了姓沈的这个恶警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恶警，有两个女警时常去辱骂我，挖苦我，总之，以各种迫害方式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那次，我是九月二十九日离开黑窝的，共被迫害三十天。
二零一一年当地恶警仍在骚扰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晚九点多钟，当地恶警非法闯入我家，叫我丈夫开门，我丈夫正在熟睡，没听见，我没给开门。他们拿着电筒到处照，又绕到我家后门拽了几下门，没拽开，然后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又去我家骚扰，我没在家，他只好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