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三日,时任河南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因迫害法轮功而获邪党“全国英模”的任长霞,因汽车追尾死亡,车里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她坐在后排最安全的位置却偏偏死亡,且死后三天都闭不上眼。当地人都知道她是对法轮功进行迫害而遭报了。
然而恶报远不止于个人。任长霞死后四年, 其丈夫卫春晓突发脑溢血死亡,年四十五岁;执导电视剧《任长霞》的资深副导演聂春申,也于今年一月十二日凌晨突发急病死亡;还有,二零零四年上半年,被吹捧为“我们身边的任长霞”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肖琳得怪病猝死,年仅三十二岁。肖琳的丈夫祝志超,也因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而重病在身。可见,即使沾上任长霞的名字,也是不祥之兆啊。
象任长霞这样因迫害法轮功遭受恶报殃及身边人的事例在全国数不胜数,他们的毒性象瘟疫一样蔓延,最先受害的就是他们的亲人。
原中共湖北武汉市委副书记和政法委书记程康彦,主政期间紧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导致武汉地区至少有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判刑,众多法轮功学员被反复非法骚扰、跟踪、监视、抓捕、关押、洗脑和抄家,甚至被逼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二零零五年冬,程康彦父母双双在家煤气中毒,其父亲当场死亡,其母亲送医院抢救无效也随之死亡。
湖北广水市“六一零”头目曹超群,以威胁、绑架、撤职、开除、洗脑、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等各种邪恶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也导致全家遭殃。 其父亲于二零零六年因尿毒症死亡;妻子长年因病卧床不起,于二零零八年死亡;弟弟因胃癌于二零零一年初死亡;母亲也身患乳腺癌;曹超群自己则身患怪病。
吉林省桦甸市明桦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王立新,多次配合“六一零”到大法弟子家恐吓、骚扰,并将大法弟子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导致大法弟子王秀云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流离失所。王立新因此被政法系统评为先进个人。二零零七年二月三日,王立新与患癌症晚期的父亲乘私家车去吉林市,同行的还有王立新的哥哥和姐姐,途中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相撞,车上四人无一人幸存,王立新本人则是身首异处。
二零零九年,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罗京因散布中共谣言,遭报得了淋巴癌,死前口腔溃烂没有一块好肉,喝水都困难,成为了祸从口出的典型,这也是上天给传播谎言者的警示。
而河北省枣强县原文教局邪党书记冀恒志,在县电视台污蔑法轮功,迫害本单位大法弟子,恶报远不止于喉部。他遭报得了癌症之后,与罗京同年又得了一种怪病,喉咙动了手术,不能讲话。女儿与女婿在去看望他的路上,被两辆大车挤压,其女儿当场被轧死,只剩一截胳膊和一缕头发,全身被轧成了肉饼,尸首是用铁锨装敛回家的,现场惨不忍睹。其女婿双腿被轧成粉碎性骨折,被迫截去一只脚,造成终身残疾。
同在教育系统不务正业、打击良善而遭报的还有武汉市东西湖区四中校长焦向民,他配合区“六一零”将法轮功学员送“洗脑班”,扣发该校法轮功学员工资,不写保证书的学员不让上岗。二零零四年四月底,他与妻子乘坐的轿车撞到护栏上,其妻当场死亡,他本人也当场昏过去,脑部受重伤。
而作为中共打手的警察,因为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并殃及家人的例子也很多。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楚天都市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东亭派出所(原水果湖街第二派出所)的警察杨济军的事迹报道,称之为“硬汉民警”。就是这个所谓的“硬汉”,于二零零一年在武昌杨园洗脑班做管教期间,常常酒后兽性大发,毒打法轮功学员。因表现卖力,获得武昌区“六一零”颁发的一千元奖金。不久各种报应便接踵而至,二零零二年其妻携子在穿过人行道斑马线时被公汽撞倒,妻子当场死亡,儿子重伤,父亲受刺激中风变成老年痴呆。三年后,年仅四十二岁的杨济军突发脑溢血,先后做了两次开颅手术。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派出所副所长徐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全家受害。二零零八年五月中下旬,徐斌一家三口驾轿车外出,车子先是撞在坝上,后又撞在一棵树上,车子着火,夫妻二人重伤,十二岁的儿子当场死亡。
湖北省赤壁市蒲纺公安处李少华,非法查抄法轮功学员的书籍,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也是祸及遭全家。父亲病亡,妻子得癌症,哥哥暴死。
古语说:“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参与迫害者的家庭不幸真是应了这句老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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