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百炼 正义永存
得法与洪法
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九六年十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身体不好，多年老病缠身，肝郁气滞，还有腿凉病，一凉半截，夏天都得穿棉裤，到哪去都不敢随便坐下，不敢着凉。丈夫患乙型肝炎，因传染严重被隔离，重活不能干。由于我们农村生活条件很差，根本没钱治病。我们夫妻只能在病痛的折磨中艰难的维持生活。
那年城里的姐姐先得法，并劝我炼功。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学了五套功法。半个月后，身体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个月后，我们彻底甩掉了多年的药罐子，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
在我们乡我是最先得法的，所以一开始我就出去洪法，找街坊邻居，亲属等熟悉的人，讲大法好，叫他们到我家来学法炼功，从那天开始，无论刮风下雨，过年过节，农忙农闲，我家炼功点从不间断，人数也越来越多，由几个人，到几十个到上百人，屋里放不下，就把厨房锅台扒了，再放不下，就到院子里，后来东西两院都成了炼功点。冬天很冷，学员们在外边炼功，脸上都挂满了霜，却都感觉热乎乎的；夏天蚊子多，叮在脸上，没有一个动一动的。每天早晨，学员们从四面八方来，沐浴着大法的佛光，来炼功的人，都感到那慈悲祥和的能量，心性和身体都有相当大的转变。
后来学员们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美好，决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法修炼，于是我们在集市旁边的单位大院集体炼功，然后又集体到各处洪法，背着录音机步行去邻近乡镇，一去三、四十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与当地人讲大法的美好，然后找合适的地点，接上电源再炼功。大家劲头越来越足，有时一天走上百里路，也不觉得累和苦，回家照常洗衣做饭，到点炼功学法，就这样各地有许多有缘人看到大法美好，走到修炼中。
亲身体验大法的神奇
我从小没念过书，不识字，不能读法，有时看见同修 在那读书急得直哭。而且我不会盘腿，单盘还翘得老高，一想自己是个辅导员，学员们都能单盘，双盘，我就着急，用袋子压，没事时就炼腿，当我第一次能双盘时，我就咬紧牙关，坐了一个小时。一天我让孩子给我读法，我边听边压腿，只听咔的一声响，腿扁扁的就趴在炕上不好使了。我当时十分坚定，拖着不好使的腿不耽误学法炼功，两个月后恢复如初。此后，我就一点一点的认识字了，能读《转法轮》了，再后来，各地讲法，《明慧周刊》我都认识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
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四月，听说天津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当时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我得证实法。和几个同修切磋，要去省政府说明情况，告诉他们炼功人都是好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和全家及乡里的炼功人一起坐火车来到省政府。没料到省政府派警察防暴队强行拉我们上车，先把我们拉到体育馆，后又拉到一个学校院内，给我们播放污蔑大法的电视，问我们是哪的我们不说。等我们回来后，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先后七次找我，问我有多少人炼功，多少个点，多少骨干？我说：“没有，有事就跟我说吧。”他们抓不到把柄，就说某些炼功人做的不好，才导致非法抓人。每次谈话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抓人是非法的。那次回来，感觉就象打了一次胜仗。
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邪恶非法打压法轮功，报纸电视广播大肆宣传，二零零零年正月，我们几个同修合计，進京证实法。我们来到天安门，在金水桥边抱轮，不到一分钟，警察就来了，强行把我们拖上车，旁边还有外国人在拍照，恶警疯狂的抢下他们的相机，撕开胶卷。邪恶之徒强行把我们送到北京办事处，让当地“六一零”去接我们。那“六一零”头子生气的问我：“谁让你来的?”我说：“你让的！”他说：“我怎么让你来了？”我说：“你整天上我家，白天晚上都去，不让我上北京，我想北京肯定有事，我就来看看。”他气的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北京回来，邪恶又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并扬言不放人，得写保证书，还要五千元保释金。同修切磋，当天晚上我们就绝食反迫害，要求无条件放我们，我们没有罪。几天后，邪恶在走廊里用广播喊话，说绝食后果自负，然后拿白糖来引诱同修喝水。我坚决不配合，邪恶不让我在床上，把我弄到地上，在我枕边放一瓶水，说渴了可以喝，我不吃不喝，第二天下午回家了。
回家后，村里又办洗脑班，我想在哪我都证实法。我们在村政府炼功学法。有一次，我正在读法，六一零带派出所的警察过来抢我的书，我抱着书说：“大法书是我的，我宁死都不能给你！”我抱着书就往墙上撞头（当时法理不清，作为大法弟子是不应该采取那种极端行为的），在场的人都哭了。邪恶害怕了慌忙就走掉了。他们又找人来给我们念报纸，我们就齐声背《洪吟》，恶人没趣就走开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们把地里的庄稼收回来后二次進京证实法。刚到天安门，等候在那的警察就赶到了。当地六一零头子气急败坏的说：“不给他们饭吃！一天只给一顿！”我说：“那我们就绝食，一顿不吃！”另一恶人说：“你们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我说：“你太无知，农村人都知道，灶坑出火，头发眉毛先烧着，那人眉毛头发好好的，一定是假的！”邪恶又说：“你们炼功啥用，能换来大米白面吗？”我说：“能，你们挣钱买药吃，我们炼功身体好没病，省下药费，换大米白面！”
第二次从看守所回家，家中景象十分凄惨，丈夫被劳教了；我家的承包地被村里卖了，村里还强行给我办班；女儿的地也被收上去了，那个时候真有“百苦一齐降”（《洪吟》〈苦其心志〉）的感觉。我趴在床上哭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流泪。但想想自己是修炼人，有师在有法在，绝不能倒下！我是农民，就靠种地吃饭，邪党要夺我的饭碗那可不行。我自己找车把地里柞子收拾完，然后就种上了玉米。买地的那家来人说：“你不能种，这地我都买下了。”我说：“你买我地，钱给谁了？朝谁要去！我种自己的地和你不相干！”旁观的人都说：“是啊，人家是炼功的，他们的地村上卖你都不该买。”买地的人无奈找村上退了钱，接着女儿的地还有其他同修的地也都要了回来。
二零零二年过年期间，邪恶又一轮发动大规模迫害，他们先来我家抄家，翻出一些真相材料，和一些大法书籍，非法强行拉我上车，我一路喊法轮大法好！第一次邪恶没有得逞，而后，邪恶拿家人威胁我，我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想连累别人（一时念不正）第二次被迫害被非法判刑五年。
在被迫害期间，邪恶多次要“转化”我，给我举一些“转化”的例子，劝我写所谓“三书”，我坚定地说：“你们别费心了，就是今天写完明天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写！”邪恶气急败坏给我上大背铐（大背铐，就是将手臂从肩头拉过，将另一手臂从腰拉过，双手在 背后铐紧，并且还要在背与臂之间加塞酒瓶子、木板等物，使手铐紧铐肉里，双臂拉紧，让人鲜血直流），让我在地上蹲着，关小号，三个人轮番看着我，“转化”我。我拒绝配合他们，让我背报告词，我不背，他们就先打后骂，不让我买日常用品，更不让打电话，写信，我还是不背，他们又叫我下队干活，我坚决不干活，因为我不是犯人。邪恶又叫我去量血压，我不量，除非答应我能炼功。他们没办法只好答应。第二次，又量血压，我还是不量，说除非全体法轮功学员都能炼功，邪恶又一次妥协了。我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监室里共有十二人，全都明真相“三退”了，还有三人得法。一个姓杨的老太太，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我给他们讲真相后，她用真名“三退”，后来一点点的和我们一起学法，她还能看到大法的每个字都发光。
和监室里其他人相处我都想着自己是炼功人，处处替别人着想，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他们明真相后也都认同大法好，在别人面前称呼我“俺家大法”。
二零零七年正月，我从监狱回到家，通过学法才知道，原来在狱中做得再好，也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在正法進程中，这几年有许多众生都没有救度，修炼的路上留下了许多遗憾。是的，正法没有结束，就是师父给了我跌倒了再爬起来的机会。我会坚修大法，做好三件事，只要正法需要，我会毫不犹豫的去做。我想，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正法的路还有多长，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我会紧跟师父，捍卫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