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神韵带到土耳其
我不知道他们要走超过十一公里。我没有穿合脚的鞋，并且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我平常都不能从家里走到附近的商店。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呼吁：抗议邪恶的中共。我说即使我死在路上，我也必须加入这次行走。我知道大法是珍贵的，那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开始读《转法轮》。
我开始SOS步行了，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我的脚上都是水泡，我一点儿也不累。而且虽然天气非常的热，我的心脏状况也非常的好。如果我的医生知道我这么做一定会说这是自杀任务。但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来支持和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我真的很惊讶。我一直在高温下行走但却没有觉得不舒服。如果我再穿一双好鞋子那么一切就完美了。一个同修问我是否脚疼，我说是，但是比起被迫害差远了。她告诉我要发正念，并教我用英文念发正念的口诀。突然间，一股美丽的温暖的能量通透了我的全身。我对自己说法轮大法是真实的。我觉得很幸运。我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幸福与祥和。那天，我走了八公里，但是等我到了家，我脚上所有的水泡都消失了。这简直是个奇迹。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我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消失了。
二零零四年我回到土耳其洪法。在六个月内，许多人得法，并且我们有七个人成立了土耳其大法协会。我们向当地政府和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国民大会讲真相。我们请土耳其国民大会的人权机构调查了大法在中国被迫害，并且拿到了谴责迫害的信涵。很明显，我们的政府知道了真相，知道中共是错误的。
在土耳其待了三年后，我在二零零七年返回到澳大利亚，那时候，我看到了神韵在墨尔本的演出。我在澳大利亚不同的城市看了九到十次演出。基本上每次看我都流泪，每个夜晚睡觉前我都想着他们。每当神韵离开澳大利亚时，我都感到非常难过，好几天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有些晚上，我想起他们就哭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神韵演出，那将是多么美好啊。
之后，我就听说土耳其的同修被告知他们可以在二零零七年主办神韵。但是，我们没能做成。同样，在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我们有机会，但是又没能做成，即使我们有愿望去做。原因之一是，只有少数同修住在伊斯坦布尔。其他同修居住在安卡拉和梅尔辛，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们根本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这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往返于伊斯坦布尔，开会、寻求赞助商或专业公司来购买演出。但是没有起作用。
二零一零年来了，我们再次希望主办神韵演出。但我住在澳大利亚，我很痛苦不能长时间住在土耳其。我决定，我必须做，并且我会向我的老板、我的儿子和我的丈夫提出来。我在等待时机。突然，我的丈夫说，我应该去土耳其多待一段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快乐。第二天，我去我的老板的办公室，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和一些土耳其小吃。她问：“你想要什么？”我说，我有一个请求，但我不知道如何说，但这涉及到我会在土耳其待相当长的时间来举办神韵演出。她看着我，说：“这回你不会孤单。我和你一起去，帮你拿行李！”即使我已经没有假期了，她也批给了我六个月的假。我很震惊！我立即打电话给土耳其的同修，我们四个同修决定在伊斯坦布尔租一个公寓，一直租到举办神韵成功。
我们在三月份定到了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的演出场地，剧院需要马上交定金。但是，我们不能签署合同，因为我们所有的官方文件还没有形成。四月一日，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表格和程序。即使那时对这个独特的剧院还有很多的要求，经理等了我们两个月来让我们完成一切。毫无疑问，这是师父的安排，没有人能够真正干扰它。
在我们向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讲了真相，告诉他们神韵的重要和美好之后，他们帮忙推广神韵。在我们的帮助下，主要政府的媒体办公室编写了一份新闻公告，并寄给了全国所有的报社。关于神韵的新闻以全彩色的照片和一个很棒的介绍的形式出现在六个主要报纸上。在同一个星期，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同修安排了一次电视采访。在采访中，他们展示了神韵的推广短片，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共摧毁佛像和其它文物的事实。我很高兴，我的政府为自己位置定的很好。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好消息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中共的大使立即前往最高政府的办公室，宣称神韵是非常“危险”的，必须阻止大法修炼者，否则中国将停止与土耳其的一切关系。中共让政府立即给剧院的总经理打电话。中共还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威胁我们不要主办神韵。我们建议他们来看演出，并告诉他们，要阻止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接到中共电话的同一天，该剧院的助理经理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得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可才能够使用场地。我请助理帮忙告诉总经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告诉剧院所有的人，可能会有干扰，但我从来没有机会与总经理说话。我详尽的告诉她，中共摧毁了无数家庭，孩子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杀害。我说，如果他们只相信中共谎言，并取消我们的节目，那么他们将站在杀人犯一边。我告诉她，我会永远与这种非正义作战，而且我会和我们的律师星期一来剧院。该助理立即表示，她会设法安排一个会议，还没有必要律师在场。
那个星期一，我们去了剧场经理的办公室。我们向她讲真相。她听了，问了很多关于神韵，大法和炼功的问题。我们给她看了神韵的介绍短片，和神韵在世界其它场地的演出。她感到非常震惊，这样一个美丽的演出却一直被中共妖魔化。她不愿意让我们离去，给我们倒了茶。喝了茶之后，喝咖啡，然后，又喝茶。她请我们演示了功法，然后她说我必须打电话给政府，我们必须告诉她有关神韵和大法的真相，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她在我们面前给政府打了电话。但负责我们的事情的官员已经离开伊斯坦布尔，去参加他的家乡的一个葬礼了。她向我们承诺她是不会想取消这个演出的，但她强烈建议我们去政府办公室，去安卡拉，去外交部。
同一天，我们去了主要的政府大楼，那里有十几个官员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建筑物，所有主要的政府部门在那里都有办事处。连進去都很难，更别提和官员们说上话了。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个同修的亲戚是那里的官员。我们决定，即使她的亲戚是一个不相关的部门的官员，我们也要首先去见他。这个同修有点紧张，因为她不想给她的亲戚带来压力。但我们都静下心来，审时度势。我们调整了思想，认识到这是他被救度的机会。如果他被救度，摆好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我们还没要求，他就会帮我们了。当然，随着心态的改变，我们一走進他的办公室，他就非常的高兴。令我惊讶的是，他知道我的每一个家人，他竟然是我的一个亲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说着，笑着，和他喝了很多杯茶。最后，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仅仅告诉他神韵和大法被中共干扰的事。我们还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他立即拿起电话就开始打。在土耳其，只要有象神韵这样的海外演出来，一个警察部门的分支就需要确保所有的签证和手续符合规定。他打电话给负责警察局的官员，马上定好了见面时间。
我们在等待面见负责警察局的官员时，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给進進出出的人们发传单。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人，我们对师父的安排很感动。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跟着师父的安排走，神韵演出就不会被阻止。我们有信心，警察局将选择正确的一边，因为在我们做签证的工作时，就已经向他们讲过真相了。
最终，我们被带到负责警察局的官员办公室。他正忙着签署文件，只是说，“你看，我知道你们是好的，但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国大使馆。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在外交级别来解决了。我知道你们非常的好，但我帮不了你们。”当他说这些话时，他甚至没有看我们。于是，我站起来，把为澳大利亚准备的神韵小册子、神韵的传单和戏票放在了他要签署的文件的上面。我心里有着无限的慈悲，我郑重的说：“先生，请看看票，看看跳舞的人，看着我们。这是真实的。我们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们给剧院付了很多的钱。电视台是我们的赞助商。市政府给予了充份的支持。神韵的舞蹈家们已获准签证。他们不要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们只是想用跳舞和唱歌，带回来他们失去的文化。中国人民被禁止在中国做任何事情。人们被迫害，他们不能为自己说话了。”这个官员看看我们，好象他刚刚从梦中醒来。他看着舞蹈的图片，说他们是如此的美丽。他的眼中有泪光，我们三个人也含着泪。我问：“你是要站在中共的一方，还是要神韵来跳舞和歌唱。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舞蹈和歌唱会对如此强大的中共政权造成危险呢？他们怕什么？”我感到师父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我继续说，“如果你把我们当作罪犯，不让我们办神韵演出，那么把我关到监狱里，但如果你让我走出这个门，作为一个自由的土耳其妇女，我不会在我自己的国家被任何中共官员阻止。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不会妥协。是谁在管理我们的国家？”他感动了，告诉我们，想取消演出的绝对不会是他。然后，他推荐我们去见第三个官员，那个人负责大使馆，并让他的秘书把我们带到了那里。
你要知道，要见这些官员们是非常难的。但是，因为师父的安排，我们一连串儿见到了三个。这个官员面带怒气朝我们咆哮，他说就因为我们想赚钱，才让我们的政府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不好。我平静，但坚定的告诉他，“这不是为了赚钱。你害怕和中共当局的关系不好，但是你怕不怕和自己的人民的关系不好？我们一直被中共骚扰！我们需要保护。但我们并不害怕。我来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真相，但你甚至不听我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我们绝对不会为钱做这个！”他停住我，问道：“什么修炼者？”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然后给了他一张传单，并解释说这是一个功法，来自古老的中国。他说，“你看，你不知道政府如何工作。如果，例如，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组织在世界任何地方对土耳其有任何宣传，我们作为土耳其政府也会试图阻止他们。”我站起来，语气强烈的说：“你怎么能把神韵跟恐怖组织比较？”他也站了起来，说：“这只是一个例子。也许你不喜欢我的例子。”我说，“完全正确，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问我我是什么样的女人，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他和我类似，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家乡。之后，他开始软化了，并请我坐了下来。他给我倒茶，又让工作人员送来一些枣给我们吃。但我拒绝喝任何东西，直到他同意他刚才用的例子是很糟糕的。他于是说：“很好，如果你不喜欢我使用的例子，那么我会给负责亚洲中部的官员打电话。他会给你更好的例子，并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国说‘不’。”
就这样，在同一天中，我们走在了面见第四个官员的路上。这个官员是一个维吾尔族土耳其人，此时他自己的家庭也正在被迫害。他说，因为来自中共的压力，对维吾尔族领导人也没有给发土耳其签证。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不能对中国政府说‘不’的例子。我心里很难过，这个人有这样的理解。我问道：“你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不是你，那么是谁去制止这种邪恶？我想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退缩一步！”
当听到我的决心，气氛改变了。那个刚开始十分生气的官员更软化了，并询问我大法的好处。我心怀善良的告诉他我的心脏越来越好的故事。现在，他一点也不生气了，并且分享了他的心脏的毛病，还很感兴趣学大法。然后，他们都表示，他们一定不会阻止演出，但是如果事务部阻止，他们也没办法。此外，他们还补充说，最初和中共对话的官员出城参加葬礼了，无法与我们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前往安卡拉同事务部长直接谈话。
我们这样做了，结果发现，那个部门官员也是来自我的家乡。她祝贺了我们的项目，并祝愿我们成功，还含着眼泪接受了大法传单。当我们从这次旅行回来，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和中共谈话的官员。他在问候我们的时候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他说：“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和我战斗，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可以战斗的。我相信神韵和大法没有错。你们应该继续你们的表演。”
但我仍然有很沉重的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许可文件。在五月二十一日，表演当天，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许可。警察本应该给我们的许可，但是把文件发送到了另一个部门。即使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支持，他们仍然不给我们很多信息。我想，也许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们的策略可能是看起来表面对我们很好，但实质却没有顶住中国的压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此外，现在我也和批评我的同修有了摩擦，他们说我和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争吵。
但在与另一个同修交流和向内找后，我终于再次有了信心，我记住师父总是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同修分享了了不起的事情。他告诉我冷静下来想想警察，因为在五月十九日，演出前二天，当神韵艺术团抵达边境时，他从天目看见一个梯子从天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在照亮的天堂里，天神们在用长长的法器除恶。他们是快乐和无忧无虑的。这个同修分享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美好的笑容，他让我也笑了。然后，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出问题。事实上，剧院最后说，即使他们没有需要有的许可，他们仍然会上演。而且事实证明，警方也摆放好了他们的位置。在演出开始前五分钟的时候，六名官员出现了，带来了政府同意举办演出的书面批准。这些官员们留下来看演出，并非常的热爱演出。是啊！我们终于成功的将演出带到了土耳其。
当然，我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伊斯坦布尔神韵的故事里最精彩的部份。我没有提到，在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不好的心性。我们有时有不少争论。我们很明白我们必须提高心性，需要再慈悲一些，再更多，更多的学法，在土耳其形成一个更好的整体，这样才能更成功的推广神韵，卖票、最终救度众生，讲真相，修炼我们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救度。
最后，我想提到伊朗的同修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成功主办神韵。许多同修，有的也许超过七十岁了，从伊朗来到土耳其，默默的提供着一切他们可能提供的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何提高心性，如何配合别人。他们做每件事都没有争论或不满意。我们感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同修真正的是一个整体。
师父，我总是很难找到词语来感谢您，我不确定是否能真的表达出我的感激，感谢您将神韵送到伊斯坦布尔。谢谢大家。
（二零一零年华盛顿DC法会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