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地区都不出来炼功了,有的去北京证实法,有的在家里炼。当时有一位同修拿着两张传单来找我,一张是十问,一张是给警察的一封信。她跟我说,我们把它印出来去发,你看行不行?当时我就说,行。就这样那位同修找了一个复印社,她就大量印。外地同修也给我们送。这时又有几位同修也都出来做。我们分成几片,出发之前我们先背《洪吟》〈威德〉。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在公安局里我不配合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说,最后把他们都气乐了。在看守所里,给我们放自焚录像,放了好几遍都放不出来。县长和政法委书记拿着录像到看守所,问我为什么炼法轮功,我说炼法轮功身体好了。政法委书记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这时他们的录像也没录成,县长气的不行,去找所长。就这样我被关四个月零十三天后放了。
这时我们地区得不到经文和师父的讲法,都得到外市去取,都是我负责去取。在二零零一年“七·二零”,我又被迫流离失所,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抄完一遍《转法轮》,我还给我地区公安局、看守所写了好几十封信,不让他们再迫害好人。他们知道是我写的,就找我的家人和我弟弟,我弟弟就和我说,不好好在外边呆,写信干什么。我说,我给他们写信,是叫他们明白真相。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份,我又到另一个地区了。在这时,公安局三天两头到我老伴开的商店干扰,说挖地三尺也要把我找出来。就这样,我把老伴也接到我这里,商店也不开了。可是老伴是常人,对我的干扰很大,他说××党不让炼你还非得炼,来了好几个同修和他说,都说不通,有个同修就叫他看赵明被迫害的光盘,这时他说,××党太坏了。第二天早上就和我炼功,我们老俩口白天学法,晚上出去做资料。白天有时间我们就邮信,一开始往我们地区所有公检法、学校、农村乡镇机关单位、全国各地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等,每天都在邮信,每天都邮好几十封,后来当地很多同修都来参加邮寄真相资料。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份,我回到当地做资料。因为我当地没有资料点,所有的经文和师父讲法都是从外地往回拿。所以我就下决心回来做资料。因为我都六十多岁了,文化又不高,拿鼠标的手都发抖,同修就手把手教我。建资料点很困难,我自己又没有资金,但只要有这个心,师尊就帮。
偶然的机会,一个同修就和我说,“我有一台电脑想给资料点用。”这时我说,因为你丈夫是常人,我给你点钱吧。她说我这电脑就想给大法用。就这样,师父又给我安排了技术人员。开始我就求师父帮我,第二天我就能做明慧资料了。因为我地区连农村有好几百大法学员,每次在外边拿《明慧周刊》只有二十本,农村同修根本看不到“明慧”。因为我地区农村和县里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资料,工作量很大,明慧周刊一做就好几百本,还有《转法轮》和所有的讲法和经文,还有《九评》和小册子,所以我地用耗材量很大,每次都是我自己找车到省城進货。
有一次快到过年了,路上警察检查很严,当时有三个警察向我们走来,离我们还有四米多远。这时司机就和我说,快发正念。这时我就对司机说,没事,你知道我们这些耗材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这一车东西是救人的,谁也不敢动,谁动谁是罪。这时,三个警察转身就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在保护我们呢。
我自从九九年以后,不管怎么忙,每天我都学三讲法,最少是二讲,我在看明慧上有很多同修在背法,所以我也想背法,我就抽出时间背法,有一天我在背法的时候,看到书里每个字都是红的。在做资料期间,由于工作量大,我有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觉睡的也少,法学的也少了,同修之间矛盾也出来了。有的同修说我花大法的钱,还有的说她做了五年了怎么没出事,是不是旧势力在保护她呀?这时我听到之后,心里就不平衡,总觉的自己做的这么辛苦,同修还不理解,总在背地里说三道四的,我就整天往外怨。
由于自己不向内找,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七日,在我家楼下,我被绑架,当时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到公安局我就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给“六一零”的人讲真相,当时就有一个退的。到晚上,他们给我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也喊“法轮大法好”,这时我就绝食。第二天他们就给我灌食。他们六个人摁着我,我被灌的上不来气,我就喊师父救我,这时给我灌食的六个人,“啪”的一下全都坐那了,他们一个个灰溜溜的全都走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炼静功、发正念、背五遍《论语》和《洪吟》、《洪吟二》、背《志坚》“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步别停。”。然后给犯人讲真相,劝他们退出党团队。所长、管教一过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
在看守所期间,我也在反思自己造成这么大损失,是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出现这么大的漏。我找到了很多自己不在法上的地方,平时找自己也找的不深刻,总是找别人,不找自己。这时我就想,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得出去救度众生,我是救度众生来了,有漏也不许旧势力迫害。
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就想,师父给弟子演化假相,弟子要出去救度众生。这时我一回头就倒在床上不能动了,把屋里的犯人都吓坏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所长和管教天天在那看着,有一天所长拿铁链子就把我的脚锁在床上。我就说,我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我现在被你们迫害成这样,你们还在迫害我,我们讲真相就是揭露你们,叫所有医生、护士都来看看,你们连我这老太太都不放过。这时所长马上跑过来给我打开,打开之后他就坐那里生气,我就发正念。
我的老伴和我的姐姐每天都劝我写不炼了的保证,我就和他们说,我做好人没错。这时我就想起师尊的一句话:“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進要旨》〈挖根〉)管教和所长在我床边,一边一个,二十四小时不离的看着我。我就背,“放下生死无执著”。背着背着,我一下悟到,当你放下执著,就没有死了。这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我就给看着我的管教讲真相,劝他们三退,他们每天换班来看着我,来看着我的管教我都给他们退了。后来所里管教都不愿来了,他们就换了国保大队的人来看着我,我就给国保大队的警察讲三退,他们有的也都退了。我在医院里住二十一天,他们谁都不愿到医院来看着我,他们办了取保候审把我放了。就这样我被关了三个月零三天,闯出了看守所。
回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他们把我的案子转到检察院,检察院不受理,把案子又退回国保大队,国保大队又找我老伴,非得叫我写三书,一天打电话找我老伴好几次。这时我在外地,我老伴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配合邪恶,同修也在背地说我这不对,那有漏。我老伴到同修家里给我要《明慧周刊》和经文,同修也不敢给,当时我真的是觉的百苦一齐降。我就对我老伴说,我永远不会写的,也不会说不炼的。这时我就想,我必须揭露他们。外地同修给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就打成不干胶,我想,我不能怕他们,我得回去揭露他们所干的坏事。当我到家里和老伴说我要揭露他们,老伴当时就说,对,揭露他们。这时我把打成的不干胶给同修,当地同修大面积贴不干胶,就这样邪恶再也不找我了。
师尊的经文一次一次的来,当我看到师尊这些讲法之后,我真是无地自容,就感到这么多年好象没修一样。有一天,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真的没有修自己。这时我才意识到师尊在《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如果我们都能找自己,邪恶也就解体了。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的老伴也不学了,还说些对大法不利的话。在这时,我就找自己。师尊说,“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当我找自己的时候,我的老伴现在又学了,我现在的资料点照常在运行,我老伴每天都在和我一起做资料。我们有时开车到边远的农村去讲真相,同修之间矛盾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