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大法的神奇 走好修炼路
一、得法
一九九六年秋我婆婆去世，我丈夫和济南来的姨夫（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在聊天，我姨夫问他：“你的病怎么样？你相不相信气功？”我丈夫说：“我不相信气功。”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了李洪志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我当时是因为丈夫有病，所以最关心的是这个气功能不能治病。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对丈夫说：“你就学学法轮功吧，说不定就好了。”他说：“好吧，咱俩一起学，互相督促，能坚持下去。”我同意了。
当时没有大法书，我们就先学动作，每套动作的口诀用纸抄写下来背诵。我姨夫讲他老家有一套师父的讲法录像带，被别人拿去看了，不知道送没送回来。我丈夫听说后就要去取，那时已经是晚上了，到他老家有八十多里地。我丈夫开车去取，他家人说录像带刚送回来，当时想真是巧事，现在看都是师父安排的。他拿回录像带，晚上就在我妹妹家借来放像机看师父的讲法。我丈夫看的很入神，他看了不长时间就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当时不知道是师父的法身，他问：“怎么师父的头发是卷卷的，是蓝色的。”我姨夫说：“那是师父的法身，看来你的根基不错，和大法很有缘份。”我和妹妹看到十一点多钟就睡了，他们一直看到天亮录像带也没看完。我丈夫说：“这个大法把我弄不明白的东西都解答了，这个法太好了，我要学。”
我们把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拿回来，买来空带我丈夫到广播电视局找熟人另录制了一套在家看。有一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第七讲治病问题，他对我说：“我肝区这部位唰唰下去了一个东西。”我笑着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还不太相信他说的。那时我们没有炼功带，也不知道炼多长时间，在睡觉前每套功法炼三遍，五套功法有时炼半小时，有时炼几十分钟。
一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觉的腹内好似翻江倒海，闹肚子急着跑厕所，到厕所排完上床刚躺下不一会儿，就又起来去排，根本躺不住，一直到早晨五点一晚上也没睡，往外排的全是黑绿色的水，排泄总量大概有三水桶，但是肚子不疼，人还挺精神的，一点也不象拉肚子的样。吃完早饭上班走时还准备了一些手纸拿着，准备白天用。一整天什么事也没有，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他又开始跑卫生间直到早晨五点钟，这样连续三个晚上，他说排出去的脏水总量约有六水桶。从此他人精神起来了，浑身轻松，他对我说：“我的病好了。”我还是问他：“你说的是真的吗？用不用到医院化验？”他说：“不用。”他真的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在以后的学法中我们才明白是师父在给调整身体。我们急切的找我姨夫请《转法轮》。他回去后，给我们捎来了大法书和炼功带，从此我俩就正式学法炼功了。
从一九八四年得病到一九九六年得法前，十三年间他一直在吃药打针，在病痛中煎熬。一九九六年得法后，师父给他净化身体，把体内的毒素都排出去，至今又是十四年，丈夫非常健康一粒药都没吃，我从我丈夫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二、用“真、善、忍”衡量自己，做好医护工作，证实大法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以前我是医院骨科护士长，我所在的科室有四十多张床位，医生护士有二十多名。病人多时床位不够用，需额外加床，工作量大，有时要加班。我在学法前我干好工作是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在做，也就是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得法后，我明白了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是“真、善、忍”，我就时刻牢记“真、善、忍”，按照宇宙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同事，善待病人，工作尽职尽责。在九九年迫害前，我每年都被评为院级、市局级先進工作者。
社会的腐败现象在医院的反应是病人请吃、送礼、送红包，药品商、器械商，送礼、送回扣。医生不讲医德一味的开有回扣的药品给病人用，以争取多拿回扣。我们科是个大科室，病人多，每天都有手术。术后病人家属请吃饭，科主任每天都在酒桌上，下午基本不见人。科里的工作撒手不管，医生抱怨，护士心里也不平衡。我从来不参加宴请，也不接受病人的礼物。对科里的工作，我严格要求医生护士一定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特别强调不能执行口头医嘱，抢救危重病人除外，危重病人抢救完后，要马上补写医嘱。我平时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护士对医生收受回扣心里不平衡，我就讲大法中的得与失的关系给她们听，使她们明白了不该得的不得，不失不得的道理。
我们科医疗混乱现象院长知道后开会研究时，护理部主任告诉院长：“骨科多亏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护士长，医生乱，护士不乱，工作质量才得以保证，没出现问题。”院长听后表示满意。
我们医院每月都根据科室的经济收入情况，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钱作为奖金发到各科室。为了不体现平均分配，医院还制定了分配政策。按职称高低、职务高低分配。实际上还是变相平均。其实就是同一职称的人，做的工作也不一样，尽职尽责的程度也不一样。我们科有俩职称的护士，工作比个别护师职称的护士干的好，如果按职称的分配比例发放奖金，就不公平。我主动把自己高出她们两个百分点的那一部份让出来，分给她俩。虽然每月奖金不是太多，但是对她们也是一种鼓励。有的护士对我说：“护士长，你月月把钱让出来，你少拿多少钱哪？现在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说：“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钱乃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走，够用就行了，要把个人利益看淡。”她们听了觉的这个法轮大法很好，也想学，我就帮她们请来《转法轮》。当时我们科室有七人走入大法修炼。
有一次，门诊治疗室需要一名护士，从我们科调出一名去门诊治疗室，工作比病房轻松，还不上夜班，很多人都想去，可这位护士哭着不愿走。她说：“我要是干不了治疗室的工作，还要回到骨科来。”护理部主任对我说：“你这个人，人缘怎么那么好，从你们科往外调护士不愿意走，别的科护士要求到你们科来。”我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
医院每年年底都要進行职称资格评定，评出优秀、合格、不合格。其中有一部份是民主评议，全院职工根据发放的名单无记名投票，我每次得票都是很高的。就是在九九年大法遭到迫害我被降职后的民主评议，我得票也是最高的。
护士这个职业女性多，女性担任的角色较男性特殊。特别是怀孕、分娩、哺育，这三个阶段对护士来说，负担很重，护士还要值夜班。有时孩子生病了，多需要妈妈在身边。每遇到这种特殊情况时，我都及时询问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及时调整班次，以保证工作正常進行。有时值夜班的护士突发急症，不能工作，我就去替班，从没怨言。我们科有位护士说：“护士长，我所走过的科室，我都和护士长吵架了，就没和你吵。”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能为别人着想，没有私心，不愿占便宜。”
我也有不理智的时候。有一次，手术室护士打电话说，我们科急症手术病人手术区域没备皮，要护士到手术室备皮。我一边安排护士去备皮，一边查看医嘱本是那个护士执行的医嘱。一看是王护士签的名，这个护士以前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差错，今天又发生了。我火不打一处来，马上找到她，当着医生、护士的面大声训斥她，伤了她的自尊，她哭了。事后，我向内找，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如果我的这一道关把好了，就杜绝了差错的发生。我在科室会上诚恳的向王护士道歉，她表示理解。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调到医院新成立的科教科负责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我走时，科里的护士依依不舍，她们在送别的宴会上都哭了。走时我把平时分奖金剩余的钱，拿出来分给她们。她们都说：“护士长，你不给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别人贪还来不及，你做的太正了。”我说这都是大法师父教我的，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三、在邪恶迫害中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证实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大法后，由于我坚持修大法，卫生局下达文件免去我的行政职务，把我分配到全院最忙最累的神经外科工作。神经外科的特点：脑外伤的病人多，重病人多，急症多，病情变化快，护士的工作量很大。面对这一切，我想：不管怎么迫害，这个大法我是修定了。脑外伤的病人，病情复杂，有时还合并其它脏器的损伤，而且还因病人意识不清，不能自述病情，延误抢救。这就需要护士密切观察、及时发现病情变化，以赢得最佳抢救时机。在工作中，我认真负责，及时巡视病房，严密观察病情，特别是独自一人上夜班时，多次因我及时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及时手术，使病人转危为安。我的工作得到科主任、医生、护士长及同行们的认可，一位和我同龄的护士长对我说：“年轻的护士说你不愧为护士长出身，工作做的就是好。”她还说：“你没给我们老护士长丢脸。”我说：“这都是大法所给予的，大法教我做人，大法使我身心健康，我才能干好工作。”
二零零零年过年我们医院有四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医院派人接回直接送到拘留所。从此每逢过节、邪党开两会或是他们认为重大活动，医院就派人监视大法弟子的行动，医院开会布置：不得安排大法弟子连续休假，以免到北京上访。医院还要求每个人都得签字不学不炼法轮功，我没有签字。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那时候你和他们讲这些，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中央电视台还能说假的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市大法弟子开始制作传单，揭露邪恶谎言，还师父清白。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事件，对一直受蒙蔽的民众，毒害更深。在我们医院用医学常识讲自焚疑点，他们都能明白。但是他们对中共的这种卑鄙的手段不理解，我们就持续的揭露恶党的邪恶本质，清除抑制他们的邪恶。我们利用晚上和休假时间外出发传单，挂横幅，贴不干胶，利用各种形式向人们讲真相。二零零零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市大法弟子统一行动，在市区内主要街道和车辆通往市区的大道两旁一夜之间挂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大法真相横幅，清早，过往车辆上的司机和乘客都看到了真相横幅，有一个客车司机说：“法轮功真行，我这一路过来，这大道两旁都是法轮功横幅。看来法轮功是冤枉的，要不他们花这么大力气干啥？”我们这一次讲真相行动，使邪恶很惊慌。“六一零”、公安局安排人到各个有大法弟子的单位去调查，并要求单位严密监控大法弟子的行动。但是，我们并未停止学法、炼功、讲真相，师父告诉我们：“觉悟者出世为尊 精修者心笃圆满 巨难之中要坚定 精進之意不可转”（《洪吟二》〈坚定〉）。
二零零三年邪党两会前，有一个自称是派出所的人找我，问我是否还炼法轮功？我说：“炼哪，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呢？”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早六点多钟，邪恶到家中绑架了我和我丈夫。我们医院还有两名大法弟子同时被绑架。我们被绑架到一个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由邪悟人员给我们洗脑。开始我能用正念抵制，后来因为放不下情，怕我父母承受不了，我违心的写了三书，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出来后我认真学法，决心从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同时声明高压迫害中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
四、建立家庭资料点，走助师正法路
以前我们的资料是等、靠、要，依赖别的同修送。送多少做多少，很被动。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众生，二零零二年我们买了一台理光牌复印机，开始自己做资料并供给一部份同修。在邪恶绑架我们到洗脑班后，恶警曾三番两次到我家非法搜查，但他们却没有发现复印机。后来我弟弟怕被恶警发现，把机器搬走了。我们俩在洗脑班回来后，我们又买来电脑和打印机，在同修的帮助下在电脑上申请一个海外邮箱，订阅每日明慧，后来又学会自己上网、下载、打印，从此我们的家庭资料点诞生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我丈夫在家中又遭恶警非法入室抢劫，他们把我丈夫视为重点人物，他们认为我丈夫是我们市学法轮功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带着有录像功能的照相机录像。恶警非法抄家不让我在现场，（怕我看到他们做坏事，他们偷走我家四千块钱，我丈夫在洗脑班回来后找钱，我才知道钱被恶警偷走。）他们为了寻找学大法的证据，连地下室都翻了。他们只找到几本师父的经文，为了凑数，他们拿走我儿子（未修炼）电脑用的所有光盘，我告诉他们那是我儿子的，他们说拿回去审查，并抢走师父法像、电脑、打印机、炼功用的录音机、炼功带。他们把这次非法抄家的所谓证据在我们市电视台播放，说抄了多少多少书，还有多少多少光盘，全是假的。利用电视宣传欺骗世人，电视台的台长不长时间遭了报应，因贪污、受贿、行贿被双规、判刑。
我丈夫被绑架后，我立即告诉同修上网曝光，海外同修的讲真相电话马上就打过来，看守所的警察说：“自从某某某来了以后，海外的法轮功把电话机快打爆了，得换电话号码了。”这正是体现了师父所说的“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我们当地大法弟子集中精力发正念，解体邪恶。我丈夫在邪恶黑窝待了四十五天后，邪恶的“六一零”头目、公安局头目执意要非法劳教他三年。
我丈夫被送到山东省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我们在家中持续的向黑窝发正念，解体邪恶黑手、烂鬼和旧势力。同时仍然做好师父叫做的三件事，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家亲属、我父母对我丈夫被劳教心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们找到我或打电话告诉我：“小胳膊扭不过大腿，千万不要和××党对着干，法轮功好，就在家炼，不要到外面说。”我说：“我们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党邪，不让人说真话。他的病好了，有人问他病是怎么好的？他说是炼法轮功好的，××党就不让说。××党的官员对他说：‘你干什么都行，贪污、受贿、钻“鸡窝”没人管，就是不能炼法轮功。’你说××党多邪恶，坏人不管，好人被抓，这个社会正常吗？”他们认同我说的这番话，但还是不放心，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我丈夫在洗脑班关了四十多天，违心的写了三书，出来了。
出来后，我们抓紧时间学法，找出执著心，去掉它。我俩商量还要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我们这个愿望一发出，就有同修送来设备，于是我们的家庭资料点又运转起来了。
我们的家庭资料点现在除了能上传、下载、打印、刻录外，还能做书、护身符、不干胶等。我们的资料点在师父的呵护下，散之为粒，聚之成形，按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平稳运行。我们还协助同修开出二十余朵绚丽璀璨的花朵，对讲真相、救众生起到很大作用。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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